1999年,孔東梅給中央寫信,為媽媽提出一個要求,劉英:我來幫你
原標題:1999年,孔東梅給中央寫信,為媽媽提出一個要求,劉英:我來幫你
1999年3月2日清晨,北京西長安街的燈光尚未熄滅,中央辦公廳來信登記處的工作人員收到一封字跡清秀的來信,信封上落款“孔東梅”。簡單的四個字,卻濃縮了幾代革命家的榮光與牽掛。
工作人員打開信件,第一頁只寫了一行——“懇請組織關注李敏同志長期醫療困難”,下面是一段工整的說明,既無哀求,也無怨語,語氣平靜,卻不難看出字里行間的焦慮與無奈。信件立刻被呈遞給當日值班的負責人,幾經流轉,當天下午便送到了時任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英的案頭。
劉英把信放在燈下反復讀了兩遍,抬頭望著窗外的殘冬暮色,輕聲說:“子珍不在了,這孩子不能沒人管。”同辦公室的秘書聽見這句話,心里一震。劉英與賀子珍是1929年在閩西前線結識的戰友,兩人出生入死,情同姐妹。1984年4月賀子珍病逝,劉英還特地趕到上海料理后事。十五年過去,老人對昔日戰友的后人依舊掛懷。
那封求助信,很快喚起了一段被塵封多年的往事。時間回到1984年4月13日,上海華東醫院。賀子珍突發高燒,病情起伏不定。李敏接到通知后與丈夫孔令華當天夜里就飛往上海。醫生一度束手無策,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提出使用“安宮牛黃丸”輔助退熱,體溫短暫下降,卻終難挽回。4月19日上午,伴隨著儀器上的心電波歸于平線,賀子珍走完了她跌宕而頑強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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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離世,使李敏在精神上遭受重擊。此前,父親毛澤東1976年9月逝世,她已歷過一次巨大悲痛。父母相繼離去,李敏的心里仿佛被掏空,抑郁和失眠時常襲來。身體狀況也每況愈下,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接踵而至,一年里有一半時間往返醫院。人到中年,本該含飴弄孫,她卻總在病榻與回憶之間掙扎。
李敏的低調在老同志圈子里出了名。除每年父母忌日,她幾乎不出門,不主動提個人困難。子女多次勸說無果,孔東梅見母親病情加重,才決心給中央寫信。她原本擔心這封信會石沉大海,卻沒想到被劉英親自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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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這事就交給我。”3月4日,劉英撥通孔東梅的電話,短短一句承諾,讓電話那頭的女兒眼眶通紅。劉英立即向中央有關部門說明情況。組織很快啟動特別醫療保障程序,為李敏建立專項費用賬戶,并協調解放軍總醫院心內科收治。不到一周,李敏便住進了特需病房,治療計劃由三位專家根據既往病史共同制定,藥費、檢查費全部由中央統一結算。
李敏入院時情緒低落,對外界交流幾乎關閉。醫護人員按照劉英的囑咐,除常規診療外,每日下午安排半小時花房散步。三月的北京仍有寒意,但小小玻璃暖房里水仙正盛。第七天,李敏主動與護士攀談,談起母親奔波在贛南、閩西戰場的日子;再過幾日,她愿意到病區閱覽室翻報紙,也肯讓家人推著輪椅到院子里曬太陽。醫生評價:“身心同治,比單純加藥更見效。”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在審批李敏醫療保障時,還核實了孔東梅列出的多項藥費單據,發現其中一部分是進口心臟支架配件費用,價格高昂。財政部隨即與軍隊醫療采購部門對接,在同年7月把該型號支架列入軍隊統采目錄,間接惠及了大批轉業老干部。劉英后來回憶,這只是順手之舉,卻體現了“把工作做細”的組織傳統。
到1999年年底,李敏的血糖與血壓均穩定在可控范圍,心臟射血分數提高了3個百分點。主治醫生建議她在天氣轉暖后適度參加社會活動,增強信心。12月,她第一次走進全國政協禮堂,參加老同志書畫展,為賀子珍一生收藏的幾幅戰地速寫配上說明。有人夸她氣色好,她笑著回答:“劉英阿姨和醫生都不準我再‘躲’了。”
孔東梅在日記里寫道:“1999年,是媽媽轉向晴朗的分水嶺。”字跡依舊清秀,卻少了纏綿的憂慮。劉英則在自己的備忘錄上簡單記下:“老戰友在天有靈,孩子無恙,足矣。”兩位女性的對望,跨越了半個世紀的風雨,也讓世人再次感受到革命友情的綿長和組織溫度的恒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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