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的北京已透出寒意,海淀區一座不起眼的灰磚小院里,羅光祿握著熱茶招呼客人落座。門剛掩上,他就笑著感慨:“當年你哥哥跟著李敏沒完沒了。”茶香蒸騰,屋里頓時靜了半晌。短短一句話,把在座幾人帶回二十多年前那個動蕩而沉重的歲月。
1976年9月9日凌晨,人民大會堂東側長廊燈火通明。噩耗傳出不到一小時,噙著淚的李敏被工作人員攙扶著回到住處。父親溘然長逝,她腦中卻只剩一個念頭:得趕緊通知遠在上海養病的母親賀子珍。然而彼時的醫療組一致認為,“先穩情緒,再報實情”更妥當,于是決定暫緩告知。李敏心知此舉無奈,卻也只能點頭。
料理遺體、安排告別儀式、接待吊唁者,事務接踵而至。半個月里,李敏幾乎是靠著意志支撐。等一切告一段落,她才想起自己已經三天沒闔眼。身旁的丈夫孔令華一句“你先瞇會兒”剛出口,她卻執意要趕夜車去上海。離京那晚,大會堂的燈光還亮著,映得她整個人瘦了一圈。
上海華東醫院病房外,賀子珍的侄女賀小平守夜到凌晨。得知噩耗那刻,賀子珍止不住落淚,一把握著李敏的手,哽咽道:“你們到底還是沒能多陪他。”這句聽似責怪的話,讓李敏徹底崩潰。那一年,她三十四歲,母親五十七歲,命運忽然把一摞難題扔到母女二人面前。
進入1977年春,政治形勢起波動,各大單位人事調整頻繁。李敏所在的軍事科學院剛撤下一個課題,她的編制隨之凍結。丈夫孔令華轉業方案也遲遲未批,夫妻倆同時失去收入來源。家中兩個孩子正值上小學,學雜費一分不能少。缺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前路看不見一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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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般無奈下,孔令華把多年存款合計才兩千多元拿了出來,決定嘗試搞個小型電子配件門市部。那會兒市場觀念剛露苗頭,他連營業執照都跑了足足半個月。李敏覺得抱歉,身體又常年低燒,只能咬牙把里外家務抗下。白天給孩子做飯送學,夜晚守著電話,等丈夫從外地來電報平安。
偏偏禍不單行。1977年10月,賀子珍突發腦血栓左側偏癱。上海市委馬上協調華東醫院開辟單間病房,又安排護工二十四小時輪班,但李敏還是堅持隔月往返。那趟京滬列車要跑十八小時,她常拎一只藍帆布包,包里半數是給母親的無糖餅干。車廂搖晃里,她常把頭抵在窗玻璃上發呆,一動不動就一兩個小時。
到了1978年,政策開始松動。中央號召科技人員面向經濟建設,孔令華的門市部奇跡般有了起色。可賺錢容易,健康難買。李敏因長期勞累落下頑疾,咽喉潰瘍反復出血。北京協和醫院耳鼻喉科記下那張病歷:“患者低燒、貧血、營養不良。”一串干巴巴的診斷背后,藏著整整兩年沉重的家計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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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來也巧,1980年中央警衛局在篩查保健對象時查到李敏病歷,給予專項醫護支持。可政策只解決費用,家務仍得自己扛。孔令華平均兩三個月才能回京一次,每次歸來,必定先拎一大包雞蛋、蘋果往冰箱塞,然后輕聲囑咐:“實在不行就給我打電話。”話語簡短,卻格外踏實。
時間快進到1993年12月。毛主席誕辰一百周年前夕,韶山方面邀請李敏參加銅像落成典禮,還預留了攝影席。邀請函送到時,李敏默默收起,輕輕擺手:“我就不去了。”對外她說身體抱恙,其實更多是心理創口未愈。孔令華理解妻子的選擇,沒有再勸,只在信封里夾了兩句祝福請人帶到韶山。那一夜,夫妻倆沒開燈就坐在客廳里,屋外風聲呼嘯,屋里只余鐘表滴答。
1999年,羅光祿已是七十出頭,卻仍保持著秘書時期的干練。那天他邀孔淑靜來家里敘舊,茶剛倒好,話題便自然而然滑到往事。羅光祿清楚記得,自己在1949年陪同孔從洲將軍赴京參加婚禮,多年后見到李敏一家經歷波折,心里頗不是滋味,于是才有開頭那句感嘆。
孔淑靜聽罷,輕輕點頭。哥哥孔令華當年雖遇坎坷,卻從未叫過苦;嫂子李敏外表柔弱,實則把一家老小都穩在肩膀上。羅光祿隨手翻開舊相冊,里面有一張1975年的合影:李敏抱著孩子站在松樹下,孔令華提著旅行包站在一旁,兩人都笑得明晃晃。照片泛黃,卻把一個時代的艱辛與堅韌定格。
回看羅老的客廳,墻上依舊掛著那面舊懷表。時針向前,塵封往事已然隨風,可那份樸素的執拗依舊安穩地盛在每個人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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