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奪瀘定橋勇士，55年得知自己軍銜，主動致信毛主席：請求降軍銜

1955年7月，一個從北京趕來的通信員在蘇州城西一處普通院落扣門，遞上一封蓋著中央軍委公章的紅色信封。院子主人劉金山接過信，紙張微微發抖，因為上面寫著：“請于九月赴京，參加首次授銜典禮，擬授少將。”

外界對這個名字并不陌生。長征途中那二十一個趴在鐵索上的紅四團勇士，劉金山沖在最前。二十年過去，他卻在信紙背面寫下寥寥幾行：“主席，懇請降銜，勿占編制。”隨后托人火速寄回，態度堅決得讓收信的工作人員一時語塞。

按照慣例，不少將領都希望標星越多越好。毛主席聽完匯報，只是笑：“真性情。”這句話在軍委小院流傳了不止一次。同事回憶，那封回信沒有華麗措辭，卻把理由講得明明白白：文化程度有限，工作在地方，若戴將星，自覺難當其任；渡橋壯舉乃群體功勞，個人不宜獨受高銜。

把時間撥回1929年8月。那年，贛州街頭抓壯丁風聲緊。十六歲的劉伢子被硬塞進水牢，腳腕上套著鐵鏈。夜雨里，他硬是用碎瓦片撬開鎖扣，翻墻逃出。半夜山路，他碰見正在聯絡的劉亞樓和羅亦文，兩句“要不要跟我們走”的對話，改變了命運。

入隊伊始，他連字都不識幾頁，卻被安排做交通員。贛州城外一口大糞桶，專門藏藥品和情報，他先后跑了三十多趟，從沒失手。同志給他起外號“劉大膽”。幾個月后，他扛槍列入紅三十五軍308團，沖鋒時總是第一個冒頭。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突圍，向西越過湘江。血戰最慘烈那天，團長楊金山胸口中彈，他拉住眼前的小排長：“娃子，你已是黨員，該有名字。我把‘金山’給你，替我活著走到勝利。”話音未落，人已殉國。劉伢子就此改名劉金山，名字里帶著一份托付。

1935年5月24日夜，紅四團接“飛奪瀘定橋”死命令：兩晝夜搶完一百二十公里山路。大渡河怒吼，橋面木板被國民黨拆空，只剩十三條锃亮鐵索。對岸重機槍火力密如雨，誰過去，誰就可能掉進激流。團里挑出二十一個人，名單貼出時，沒有劉金山。他當場咬破指頭，在紙上按下血印：“不去，我不算紅軍！”

第二天清晨，他身纏手榴彈，腰別大刀，手握鐵索爬上橋。子彈擊在鏈扣上，火星迸濺，鐵索燙得發紅，河水卷著霧氣，一浪高過一浪。四名戰友墜河，后面的人卻更加用力。沖到橋亭，敵人點燃木棧，兩邊烈焰狂卷。劉金山揮刀劈開阻擋鐵絲，滾進對岸塹壕。橋頭旗幟升起時，他的外衣幾乎被燒成灰。戰后，中革軍委給十八名幸存者頒發“飛奪瀘定橋英雄”獎章，每人一床棉被、一袋銀元。

抗日戰爭爆發后，他隨八路軍東渡黃河，參加百團大戰，腿部又中彈兩次。解放戰爭期間，因胸部舊傷復發，被調入后方干部休養所。1949年冬，中央要他進軍委作戰部，他看著厚厚的電報搖頭：“字認得少，何談制訂計劃？”遂轉業到一個小軍分區，帶民兵搞訓練。

授銜制度醞釀時，組織按照資歷、戰功將他列為少將人選，他覺得肩膀擔不起那么多星。信中說，“自己若披將星，羞對橋上犧牲者。”毛主席批示：“從尊重本人意見出發，可授大校。”同年秋，劉金山穿上新式軍裝，胸前只掛了一枚一級紅星獎章。

事情并沒完。1964年，中央提高老紅軍待遇，軍銜普遍上調，他再度致函總政，請求維持原級，理由仍然是“后進同志成才，老同志當讓路”。檔案里留下一行字：“本人堅決不要晉升，已三次口頭說明。”

生活中，他幾乎不談瀘定橋。子女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偶然讀到《長征回憶錄》，才知道父親的名字出現在章節小注里。家里一張最顯眼的舊照片，是十九位犧牲戰友合成的黑白照，他常坐在旁邊默默發呆。

1999年9月，中秋前夕，劉金山病危住進蘇州一家醫院。護士要給他換新的被子，他握住對方手臂：“舊的就好，耐暖。”床頭柜僅擺著那枚鐵鏈磨痕斑駁的“英雄”獎章，和一封1955年的回信影印件。熟悉他的人都明白，在這個倔強漢子眼里，榮耀從來不在肩章，而在嘩啦啦的鐵索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