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左挎毛主席、右挽江青的人是誰？

相信很多讀者都看過這張珍貴的歷史照片，除了站在“C位”的那位外，其余人物我們都很熟悉，從左往右依次是：周總理、江青、教員和林帥。

這不禁讓人好奇，站在“C位”的那位人物到底是誰？他為何能左挎教員、右挽江青地站在中心位置呢？

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紅色外交戰士”——姚登山。

姚登山，1918年出生于山西襄汾陶寺鄉一戶貧苦農民家庭。他父親在和二叔、三叔分家時，只分到了一間破舊的土屋，以及100多塊銀元的外債。

原本一家人就只能“臉朝黃土背朝天”的在土里刨食兒，解決基礎的溫飽已十分不易，更別說還有巨額債務了，讓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然而，“麻繩專挑細處斷”，姚登山十三四歲時，父親就因病去世了，家庭生活再也無法維持。萬般無奈之下，母親只好帶著他們到外祖父家。而也正是在這里，姚登山終于得以接受教育，順利念上了高小。

姚登山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上學機會，他學習刻苦勤奮，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更重要的是，在校期間，他接受到了很多進步思想，還積極參加學潮，雖然最終被開除出校，但這也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礎。

1937年抗戰爆發后，姚登山和幾個同學一起趕赴太原，進入閻錫山部新編步兵第九團學兵連當兵，準備為抗戰事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沒過多久，他就發現這支部隊腐敗渙散、軍閥作風嚴重，并非久留之地。同年11月，太原失守后，閻錫山率部南撤，到達晉南臨汾時，姚登山便趁機脫離了閻部，返回家中務農。

1938年春，正值弱冠的姚登山參加了新軍決死三縱隊，并于同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其革命生涯由此翻開了全新的一頁。

自從太原失守后，閻錫山便開始動搖，準備妥協投降，尤其在汪精衛主動投敵后，他更是多次召開高級干部會議試探和平。但閻錫山也很清楚，欲達成此目的，就必須解除新軍這一障礙。于是，1939年12月，閻錫山指揮部隊向新軍發動了進攻，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晉西事變”，又稱“十二月事變”。

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決死隊歷經苦戰后突圍，向太岳根據地轉移，姚登山也隨部撤退到了汾東地區。隨后，姚登山再次被派到家鄉襄汾，收集失散人員與槍支，發動群眾，組織地方武裝開展游擊戰。

那時的襄汾地區，日、偽、頑、匪、霸等多股勢力盤踞，他們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給當地百姓帶來了深重的苦難，同時也為姚登山在此發展地方武裝帶來了巨大的困難。

盡管環境十分惡劣，姚登山也沒有放棄斗爭，他東奔西走，很快便拉起了一支部隊，開展游擊戰爭，打擊日偽政權，鎮奸除霸。敵人對他恨之入骨，欲將其除之而后快。

1940年的一天，日本憲兵隊突然闖進了姚登山的家里，抓走了他全家6口，企圖以此逼迫他投降。姚登山得知后，當即復信痛斥敵人的卑鄙行徑，并表示要堅決斗爭到底。

之后，姚登山繼續率領游擊隊打擊日偽軍、土匪、惡霸，其部隊所到之處，敵人無不聞風喪膽，為此，敵人還給他起了個稱號——“姚神仙”。

1947年9月，姚登山創建了襄陵獨立團（即雷鋒同志生前所在團之前身），他被任命為襄陵縣縣委書記兼獨立團政委。

后來，該團相繼被改編為太岳第二軍分區第45團、解放軍第62軍第185師第554團，姚登山任該團團長兼政委。之后，姚登山率部先后參加了解放臨汾、晉中、太原、蘭州、成都等戰役，為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立下了赫赫功勛。

建國初期，一批在革命戰爭年代領兵東征西討的將軍，紛紛脫下軍裝走上了外交舞臺，他們以軍人的果敢和智慧，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奠定了重要基礎。他們這些人還有一個響亮的名字——“將軍外交家”，而姚登山也有幸成為了他們之中的一員。

在成都戰役結束后，姚登山就被調到了中央軍委武官訓練班學習涉外事務和外交禮儀，畢業后正式轉入外交戰線。

從1950年8月開始，姚登山先后出使錫蘭、丹麥、芬蘭等國，擔任一等秘書、參贊等職。1966年3月，姚登山被任命為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參贊。

如果說姚登山在革命戰爭年代就已經是一位小有名氣的人物了，那么此次出使印度尼西亞，將使其成為名震全國的——“大明星”。

1965年10月，印尼軍人集團發動了政變，總統蘇加諾被迫下臺。隨后，印尼全國各地掀起了一股空前絕后的反華排華浪潮。在印尼軍人集團的推波助瀾下，兩國關系開始逐漸惡化。

而后，時任中國駐印尼大使姚仲明奉召回國，姚登山奉命擔任臨時代辦，主持使館工作。

在此期間，姚登山對印尼新政權實施的各種反華排華的罪惡行為，提出了強烈的抗議和反對。但對此，印尼新政權卻始終置若罔聞，甚至還派遣大批軍警包圍和封鎖了中國大使館，對我外交人員進行各種威脅。

但無論是姚登山，還是時任中國駐雅加達總領事徐仁，抑或是我其他外交人員，從始至終都沒有絲毫的妥協退讓。期間，為了防止暴徒們毀壞國旗，姚登山帶領使館人員手挽手在國旗下組成人墻，人在旗在，堅決保衛祖國的尊嚴。

后來，姚老回憶起這段經歷時，十分感慨地說：“當時根本沒有考慮個人的安危，只想到國家的尊嚴。”

之后，印尼新政權宣布：姚登山、徐仁為“不受歡迎的人”，限他們在4月29日前離境，導致兩國斷交20多年。

1967年4月30日，姚登山和徐仁回到了祖國。在北京首都機場，他們受到了中央負責同志、首都各界革命群眾、印尼歸國華僑代表等七千人的熱烈歡迎。

在這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晚上，在天安門城樓，教員、林帥等接見了姚登山和徐仁。教員還與他們進行了親切的談話，陪同的還有周總理、康生、江青等，而文章開頭的那張照片，就是在這個時候拍攝的。

這張照片發表后，姚登山便成為了家喻戶曉的“大明星”，很多“造反派”都爭先恐后的拉他去作報告。那時的姚登山，可謂風光無限，但他也因此陷入了當時的政治旋渦中。

在回國后的三四個月中，姚登山四處奔走，參加大會、作報告、發表講話，忙得不亦樂乎，但自從在外交部傳達了戚本禹的講話后，姚登山的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他先是在外交部被隔離審查，之后又被下放到外交部湖北“五七”干校勞動，幾個月后又被隔離審查，還被定為了所謂的“5.16”分子。但其實，姚登山根本就不知道這是什么。

1971年6月后，姚登山被關進了秦城監獄，開始了長達9年的鐵窗生活。

1980年8月，姚登山被釋放出獄。不久后，他就被批準恢復了黨籍，1985年正式辦理了離休手續，享受正局級待遇。

1998年，這位名噪一時的“紅色外交戰士”正式走完了他傳奇而坎坷的一生，終年80歲。是非對錯，只留與后人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