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王村長，我前前后后捐了60萬，是給全村裝路燈的，不是給你家親戚裝的。”我站在喧鬧的人群中，聲音不大，卻讓周圍瞬間安靜。
村長那張堆滿笑容的臉瞬間僵住，隨即漲成了豬肝色，他指著我的鼻子，當著全村人的面吼道：“沒你，這路燈照樣裝！”
聽到這話，我心底最后一絲溫情徹底熄滅，冷得像塊鐵。
我知道，這燈，我不能再捐了。
01
我叫李誠，三十五歲，在南方的一座大城市里，總算拼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不算大富大貴，但車房不愁，公司也上了正軌。
人到中年，最念的，還是那點鄉愁。
清明節，我特意空出了一周時間，開著新提的奔馳，回到了闊別三年的老家——靈山村。
靈山村，名字好聽，地方卻窮得叮當響。
它像一顆被遺忘的明珠，藏在連綿的群山深處，風景是真好，落后也是真的。
車子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顛簸，揚起的塵土讓我想起了小時候追著拖拉機跑的場景。
一切都和記憶里差不多，只是路邊的野草更瘋了，村里的年輕人更少了。
父母見到我回來，高興得合不攏嘴，張羅了一大桌子菜。
吃過晚飯，天色迅速暗了下來。
太陽一旦落山，靈山村就像被一塊巨大的黑布蒙住，只有零星的幾戶人家窗戶里透出昏黃的光，在無邊的黑暗里顯得那么微不足道。
我陪著父親在院子里抽煙，聊著這幾年的變化。
“村里還是老樣子，一到晚上，伸手不見五指。”父親磕了磕煙斗。
我點點頭，對此深有體會。
小時候，村里連條像樣的路都沒有，一到晚上，除了膽子大的后生，幾乎沒人敢出門。
正說著，院門外傳來一陣踉蹌的腳步聲和一聲壓抑的痛呼。
我趕緊打開手機手電筒照過去。
是住在村西頭的張大爺，他挑著兩筐剛從地里收回來的菜，因為天太黑，腳下踩空了，整個人都快趴在了地上，菜也灑了一地。
“張大爺，您沒事吧？”我一個箭步沖了過去，扶住他。
“哎喲，是小誠啊。”張大爺揉著腳腕，齜牙咧嘴，“沒事沒事，就是崴了一下，這該死的路，黑得跟鍋底似的。”
我幫著他把散落的菜撿回筐里，又用手電筒一路把他送回了家。
看著張大爺一瘸一拐的背影，消失在黑暗的門洞里，一個場景猛地撞進我的腦海。
那是我十歲那年，奶奶也是在這樣一個漆黑的晚上，從親戚家回來，在同一個地方摔倒了。
那一次，她摔斷了腿，在床上躺了小半年，從那以后身體就一直沒好利索。
當時我年紀小，只能趴在床邊哭，什么都做不了。
那種無力感，即便過了二十多年，依舊清晰得仿佛就在昨天。
一股強烈的沖動涌上心頭。
我如今有能力了，為什么不為村里做點什么？
至少，讓村里的路亮起來，讓老人們晚上出門，能多一份安全。
這個念頭一旦生根，便瘋狂地生長起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提著兩條好煙和一些城里買的禮品，直奔村委會。
村長老王，王建國，比我父親小幾歲，是個在村里當了十幾年干部的“老江湖”。
見到我開著大奔進來，他老遠就迎了出來，臉上笑得像朵盛開的菊花。
“哎呀呀，這不是我們村飛出去的金鳳凰嘛！小誠，什么時候回來的？”
他熱情地接過我手里的東西，一把將我拉進了辦公室。
幾個村干部也在，紛紛站起來跟我打招呼，一口一個“誠老板”，叫得我有點飄飄然。
“王叔，您太客氣了。”我坐下來，開門見山，“我這次回來，是有點想法。”
“有想法好啊，年輕人有想法才有出路，你說，只要王叔能辦到的，絕不含糊！”王建國拍著胸脯，給我泡上了一杯熱茶。
我組織了一下語言，認真地說道：“王叔，我昨晚看到張大爺天黑差點摔倒，就想起了我奶奶。我想個人出錢，給村里所有的主干道和小巷子，都裝上路燈。”
辦公室里瞬間安靜了下來。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充滿了震驚和不可思議。
王建國端著茶杯的手停在半空中，愣了足足有三秒鐘。
“小誠……你……你說的是真的？”他的聲音都有些顫抖。
“真的。”我肯定地回答，“我想裝那種太陽能的，省電，維護也方便。我粗略想了下，咱們村大大小小的路加起來，估計得百八十盞燈，這筆錢，我全出了。”
“嘩！”
辦公室里頓時炸開了鍋。
“我的天，小誠這可真是大手筆啊！”
“致富不忘本，好樣的！”
王建國猛地一拍大腿，激動地站了起來，走到我身邊，重重地握住我的手。
“小誠！你真是……真是我們靈山村的大善人啊！”他的眼眶都有些泛紅，“我代表全村的鄉親們，謝謝你！這可是功德無量的大好事！”
我被他的情緒感染，也有些激動：“王叔，這都是我應該做的。我只有一個要求，就是希望這事能盡快落實，讓大家早點享受到。”
“沒問題！絕對沒問題！”王建國把胸脯拍得邦邦響，“這件事，我親自來抓！我保證，一定給你辦得漂漂亮亮的，絕不辜負你的一片心意！”
接下來的氣氛熱烈得就像過年。
王建國當場就叫來了負責村里基建的會計，開始估算成本。
經過一番計算，預算大概在60萬左右。
“60萬，沒問題。”我當場就拍了板。
為了表示誠意和信任，也為了讓項目盡快啟動，我提出先打30萬到村委會指定的工程賬戶。
王建國更是對我贊不絕口，說我辦事敞亮，有大企業家的風范。
那天中午，王建國非要拉著我在村里的飯館擺了一桌，村干部悉數作陪，席間觥籌交錯，一句句“感謝誠老板”的敬酒詞，讓我體會到了前所未有的滿足感和自豪感。
我覺得這60萬，花得值。
事情的進展比我想象的還要快。
不到一個星期，一支專業的工程隊就開著卡車，拉著設備進村了。
村里一下子熱鬧了起來，挖坑的，立桿的，村民們都跑出來看熱鬧，議論紛紛。
他們知道這路燈是我捐的之后，見了我無不豎起大拇指。
“小誠真是出息了，辦了件大好事啊！”
“以后晚上出門再也不用摸黑了，托了小誠的福！”
走在村里，我幾乎是享受著英雄般的待遇。
父母在村里更是臉上有光，每天笑得合不攏嘴，見到人就說：“我家小誠，沒白養。”
那段時間，我幾乎每天都會去施工現場轉轉，看著一根根灰色的燈桿在村道兩旁拔地而起，心里充滿了成就感。
我仿佛已經能看到，在不久的將來，整個靈山村被溫暖的燈光籠罩，孩子們在燈下追逐嬉戲，老人們在燈下閑話家常的溫馨畫面。
然而，這份欣慰和滿足，并沒有持續太久。
一絲絲不對勁的感覺，開始像初春的藤蔓，悄悄地爬上我的心頭。
02
最先讓我感到奇怪的，是工程隊的安裝順序。
按照常理，這種工程要么是從村口主路開始，一路向里推進；要么是分片區，一片一片地完成。
可這支工程隊卻很特別。
他們最先安裝和調試亮燈的，是村委會大院門口的那一排。
緊接著，是村長老王家門口的那條巷子。
然后，是村里會計家，還有幾個我叫不上名字、但聽父親說是跟王建國關系很近的村干部家附近。
一開始，我并沒多想。
我以為這或許是施工方為了方便用電，或者有什么專業上的考量。
畢竟，我對工程一竅不通。
我對王建國充滿了信任，覺得他既然拍著胸脯保證了，就一定會把事情辦好。
可兩個星期過去，情況變得越來越明顯。
村東頭，村南邊，那些村干部和他們親戚聚集的區域，路燈已經一排排地亮了起來，晚上亮堂堂的，跟白天似的。
而我家所在的村西頭，以及更偏僻的一些巷子，卻依然只有光禿禿的燈桿立在那里，有的甚至連桿子都還沒立。
我心里開始泛起了嘀咕。
我的假期快結束了，公司還有一堆事等著我。
我給王建國打了個電話，想問問工程進度。
“喂，王叔啊，我是李誠。”
“哦，小誠啊，有事嗎？”電話那頭的聲音，依舊客氣，但似乎少了幾分最初的火熱。
“王叔，我就是想問問路燈的事，我看東邊都亮了，我老家這邊怎么一點動靜都沒有啊？”
“哎呀，你別急嘛。”王建國在那頭打著哈哈，“工程隊有自己的安排，材料也是分批到的，先緊著主路來。你放心，你的功勞最大，你家門口還能少了你的燈？保證給你裝得最亮堂！”
他這番話，聽起來滴水不漏，但我心里那點不對勁的感覺，卻不減反增。
什么叫“先緊著主路來”？村委會門口那條路，還沒我家門口這條路走的人多。
又過了幾天，事情變得更加蹊蹺。
我開始聽到一些風言風語。
那天下午，我路過村頭的大槐樹，幾個老頭正坐在樹下下棋聊天。
我沒往前湊，只是隔著一段距離，也聽到了他們的議論。
一個叼著煙袋的老頭說：“要說咱們村長，還是真有本事，這回給村里辦了件大事。”
另一個接口道：“可不是嘛！聽說他為了這路燈項目，天天往鎮里、縣里跑，磨破了嘴皮子，才要下來這個扶持指標和一大筆補貼款。”
第三個聲音壓低了嗓門：“我聽說李家那小子也出了點錢，不過就是個添頭，大頭還是村長跑來的。”
“原來是這樣啊！我就說嘛，光靠個人捐款，哪能搞這么大陣仗。這功勞，主要還是得記在王村長頭上。”
這些話像一根根細小的針，扎在我的心上。
我捐了60萬，合同預算清清楚楚，怎么到了他們嘴里，就成了“出了點錢”、“是個添頭”？
而王建國，那個在我面前信誓旦旦、把功勞全推給我的村長，在外面卻成了跑項目、要補貼的大功臣？
我感覺自己像個傻子，被蒙在鼓里。
一股火氣直沖腦門。
我再也坐不住了，直接掉頭，大步流星地走向村委會。
村委會辦公室里，王建國正翹著二郎腿，一邊喝茶一邊和會計看著什么圖紙，有說有笑。
看到我一臉陰沉地走進來，他臉上的笑容收斂了一些。
“小誠來了，快坐。”他指了指旁邊的椅子。
我沒坐，就站在辦公桌前，強壓著火氣，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平靜一些。
“王叔，我有幾個問題想不明白，想請教一下。”
“你說。”王建國放下了茶杯，身體微微后仰，靠在了椅背上。
“第一，為什么路燈的安裝，先緊著您和幾位村干部家附近？我家這邊，到現在連線都沒接。”
“第二，我明明捐了60萬，承擔了全部費用，為什么外面都在傳，這項目是您去鎮里要來的指標，我只是出了小頭？”
我的質問讓辦公室里的氣氛瞬間凝固了。
會計低下了頭，假裝在整理文件。
王建國的臉色變了變，但很快又恢復了那副“老江湖”的從容。
他站起來，給我續上茶水，語氣溫和地像在安撫一個不懂事的孩子。
“小誠啊，你這是聽誰在外面胡說八道了？”
“工程隊怎么施工，那是人家的專業安排，我們不好干涉。至于你家門口，我跟你保證，最后收尾的時候，肯定第一個給你裝好！好飯不怕晚嘛！”
他頓了頓，端起茶杯吹了吹熱氣，繼續說：“至于外面的那些傳言，你更別往心里去。村民們懂什么？他們只知道路燈亮了，是我這個村長在操持。但我們心里都清楚，這頭功是誰的！是你，李誠！”
他開始打太極，一番話說得冠冕堂皇，既解釋了問題，又再次肯定了我的功勞，仿佛我剛才的質問是多么的小題大做，多么的不識大體。
如果換做一開始，我可能就信了。
但現在，聽著這些話，我只覺得無比虛偽。
他越是這樣輕描淡寫，我心里的疑云就越是濃重。
我感覺到，他正在用一種溫水煮青蛙的方式，不動聲色地將這個項目的功勞和主導權，從我這個出資人手里，一點點地剝離，然后全部攬到他自己身上。
這次談話，不歡而散。
我沒有得到任何實質性的答復，反而帶著更深的疑慮和一絲被愚弄的屈辱感，離開了村委會。
又一個星期過去了。
我的假期已經結束，公司那邊催促的電話一個接一個。
我把回程的日期一推再推，我心里憋著一股勁，我必須親眼看到我家門口的路燈亮起來，才肯罷休。
這已經不僅僅是一盞燈的問題了。
這關乎我的尊嚴，關乎我父母在村里的臉面。
然而，我等來的，不是亮起的路燈，而是一個更讓我心寒的消息。
村委會門口貼出了通知，說路燈項目已經“基本完工”，為了慶祝這一惠民工程的落成，將在三天后舉行一個盛大的亮燈儀式，屆時鎮上的領導也會來參加。
我特意跑到村委會門口去看。
只見大門兩旁已經掛上了兩條鮮紅的巨大橫幅。
左邊寫著：“感謝政府關懷，照亮美麗鄉村”。
右邊寫著：“攻堅克難辦實事，一心為民好干部”。
橫幅上，對我的捐贈，對“李誠”這個名字，只字未提。
仿佛這60萬，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而我家門口那條黑漆漆的路，以及村西頭那幾條同樣光禿禿的巷子，顯然就在那個輕飄飄的“基本完工”里，被“基本”掉了。
我的耐心，在那一刻，徹底耗盡。
我回到家，一言不發。
父母看出了我的臉色不對，小心翼翼地問我怎么了。
我搖了搖頭，說沒事。
我走進房間，關上門，撥通了王建國的電話，告訴他，剩下的30萬尾款，我明天會打到賬戶上。
03
電話那頭，王建國明顯愣了一下，大概沒想到我在這種時候還會如此“識大體”，語氣瞬間又熱情了起來，連聲說“小誠你放心，剩下的工程保證給你弄好”。
我沒聽他把話說完，就掛了電話。
付清尾款，不是因為我還對他抱有幻想。
而是因為，我要在道義和法律上，站到無可指摘的制高點。
我要讓他知道，我，李誠，履行了我所有的承諾。
然后，我才會讓他為他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
第二天，我去了鎮上的銀行，將剩下的30萬，一分不少地轉了過去。
拿著銀行的回單，我感覺手里握著的不是一張紙，而是一把即將出鞘的劍。
亮燈儀式的前一天，村里張燈結彩，比過年還熱鬧。
村委會大院里搭起了臨時的舞臺，音響里放著喜慶的音樂。
王建國穿著一身嶄新的深色夾克，頭發梳得油光锃亮，正意氣風發地在現場來回踱步，指揮著村民們搬桌子、擺椅子，臉上洋溢著大功告成的自得與驕傲。
所有人都圍著他，奉承著他。
他就是這個舞臺上，唯一的焦點。
我穿過喧鬧的人群，一步一步，走到了他的面前。
“王村長。”
我冷冷地開口。
正在和人說笑的王建國轉過頭，看到是我，臉上的笑容滯了一下，隨即又堆了起來：“小誠啊，你來了，快看看，多氣派！”
我沒有理會他的炫耀，目光掃過他，掃過他身后那個即將為他歌功頌德的舞臺，然后一字一句地問道：
“王村長，我有個問題想問你。”
我的聲音不大，但帶著一股不容置疑的穿透力，周圍的人都安靜了下來，齊刷刷地看向我們。
王建國臉上的笑容有些掛不住了，他大概沒想到，我會選擇在這個時候，當著這么多人的面發難。
“什么事？沒看我正忙著嗎？”他的語氣里帶上了一絲不耐煩。
我直視著他的眼睛，將音量提高了一些，確保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能聽得清清楚楚。
“我捐了60萬，給全村裝路燈，現在全村大部分地方都亮了，橫幅也掛上了，儀式也準備辦了，我想請問，為什么就我家門口，以及我們村西那幾條巷子，到現在連一盞燈都沒有？”
我頓了頓，環視了一圈周圍表情各異的村民，繼續說道：“這個所謂的‘基本完工’，是把我這個捐錢的人家，給‘基本’忘了嗎？”
這話一出，現場一片嘩然。
村民們的議論聲像潮水一樣涌起。
“對啊，李誠家門口是沒裝燈。”
“這是怎么回事？錢不是他捐的嗎？”
“難道這里面還有什么事？”
所有人的目光，像聚光燈一樣，打在了王建國的身上。
他的臉，瞬間從紅變成了白，又從白漲成了豬肝色。
當眾被一個“晚輩”如此質問，這讓他經營了十幾年的威嚴和臉面，蕩然無存。
他干笑兩聲，試圖緩和氣氛：“小誠，你這孩子，怎么說話呢？村里的工程怎么規劃，那是要通盤考慮的，是村委會集體決定的，不是你一個人說了算。”
他開始拿出官腔來壓我。
“你家那條路比較偏，平時走的人也不算最多，用電需求不大，往后排一排，也是合理的嘛！你放心，等儀式搞完了，我就安排人去給你裝！”
我被他這番顛倒黑白的說辭氣笑了。
“合理？我出了全部的錢，最后連在我家門口裝一盞燈的權利都沒有？王村長，你摸著良心說，你家門口那條巷子，比我家門口走的人多嗎？會計家那條路，比村西的路更重要嗎？”
我的聲音越來越大，充滿了質問和憤怒。
“這筆錢，是我李誠捐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是你王建國跑來的！”
這句話，像一根導火索，徹底點燃了王建國那本就因為自尊心受損而即將爆炸的火藥桶。
他覺得自己作為村長的權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羞辱。
他再也顧不上什么風度，也顧不上什么鎮領導還在不在場。
他要維護的，是他此刻在村民面前，岌岌可危的面子和“功績”。
他猛地向前踏了一步，幾乎是指著我的鼻子，徹底撕破了臉。
他指著身后那一排排嶄新的路燈，聲音陡然拔高，用盡全身力氣，一字一句地對我嘶吼道：
“沒你，這路燈照樣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