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向毛主席求情，希望寬大處理陳璧君，陳：我情愿監獄度余生

1949年5月27日清晨，淞滬警備司令部的槍聲終于停了。提籃橋監獄的鐵門外，一支人民解放軍警衛分隊換崗，無聲的交接預示著上海易幟。陰暗的女監里，62歲的陳璧君靠著水泥墻，自言自語：“我知道，輪到我了。”

這座號稱“遠東第一監獄”的灰墻，第一次迎來紅色旗幟。接收辦事人員登記錄取時，給陳璧君貼了編號20304。有人輕聲提醒她簽字，她抬眼冷冷一句：“記錄吧，不必叫我夫人。”語氣強硬，神色卻疲憊。值得一提的是，此刻的她已經做好死的準備。

光陰倒回到1945年8月2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僅十天，南京國民政府即下達逮捕令。江蘇高等法院半年后判她無期徒刑。庭審現場，她面帶輕蔑，不屑辯護律師的勸告，反而振振有詞：“淪陷區本就不屬重慶，何來賣國？”詭辯立場，引來公憤。

接著是1949年2月。蔣介石遷都廣州，孫科決定將原在獅子口服刑的無期犯人轉押上海。陳璧君隨同北上，一路沉默。同行獄警回憶，她只是反復念叨：“我欠汪先生一個交代。”一句話，道盡她的人生執念。

新政權接管后，如何處置“頭號女漢奸”成為敏感議題。宋慶齡、何香凝聽取周恩來通報，隨即進中南海。會議室里，宋慶齡放下茶杯，語氣平穩卻堅定：“陳璧君畢竟是協從，她若肯認錯，應給改過機會。”毛澤東點頭：“政治影響要考量，認錯即可特赦。”

當晚，兩位女士聯名寫信。信里簡短提及舊黨人相識往事，字里行間帶著真切勸慰：“能屈能伸，才識時務。”信送到號房，陳璧君默讀片刻，笑意淡淡：“我無罪，何來悔過？還是牢里清凈。”幾句話，推翻旁人苦心。

拒絕認錯并不意味著立刻遭處決。新中國的監獄管理講究政策感化。醫護人員為她量血壓、配低鹽餐。監區允許子女通信，她最小的女兒寄來棉襪。身邊警衛記得她初入院時斥人呼名，后來則學會說“謝謝”。細節雖小，態度微妙地松動。

疾病是不可忽視的催化劑。陳璧君長期高血壓、膽結石，1952年住院193天。醫生每日巡房，護士遞上溫水，她偶爾感慨：“以前在香港看病，可沒人管我吃什么。”不服輸的她開始翻《解放日報》，先讀社會新聞，再看文藝副刊，最后甚至批注句子。“報紙給我光亮。”她對值班隊長這樣說。

1954年春，她首次主動提出“想去農場勞動”。獄政處評估后婉拒，理由是身體條件不允許。雖然未能成行，卻展現出觀念轉折。與此同時，她希望重新審判，以人民法院的判決取代舊政權的裁定，這一點頗出人意料。有人分析，她在意歷史評價勝過生死。

時間來到1959年6月。陳璧君病重住進上海第一醫學院附屬醫院，呼吸急促，心電監護滴答響。彌留前夕，寫信交代后事：“盼我身軀供醫學研究。”院方征詢家屬，因當時條件所限未能實現，只得火化。骨灰被子女撒向香港外海，潮聲翻卷，舊時代的塵埃就此飄散。

回看陳璧君自稱“情愿監獄度余生”的選擇，她并非單純求生，而是執意固守對汪精衛路線的理解。對很多人而言，錯不在堅守，而在方向。宋慶齡、何香凝當年的一封信，落在她手中卻化作白紙。認錯與否之爭，終結于病榻。政治、信仰、命運，在冷靜的政策與人道面前，呈現出復雜而微妙的浮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