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周文龍到北戴河療養，張震專程探望：你還欠我個抗大畢業證

1994年盛夏，7月中旬。北戴河海風勁吹，海鷗貼著浪尖翻飛。夕陽把療養院的紅瓦屋頂染成金色，此刻的大門前卻停下一排軍車。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張震拄著拐杖下車，他沒有提前打招呼，只對身邊工作人員低聲囑咐：“老戰友在里頭，今天務必見上一面。”

讓張震這般惦記的，正是已卸下所有軍職、久居簡樸之所的周文龍。兩個湖南老鄉，自1920年代共赴戰場起，整整并肩走了半個世紀。張震推門進屋，先用濃重的湘音喊了一聲：“老周，我來了！”屋里的人回以同樣的鄉音：“老張，你的腳步聲，隔著走廊都認得出來。”兩雙滿是老繭的手緊緊相握，眼角同時泛紅。寒暄沒幾句，張震忽然“認真地”提醒：“畢業證，還在你那張桌子抽屜里吧？”屋里眾人一頭霧水，二位卻爽朗大笑，往事瞬間翻開。

退到1937年初春。延安城外，窯洞里燈光昏黃，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第一期畢業典禮剛剛結束。周文龍留校任職，負責校務——說白了，連畢業證都歸他保管。張震彼時正帶隊行軍途中，校方電令他返校報到，一進抗大就被按進緊湊課程。從槍械構造到政治動員，每天排得滿滿，課堂與靶場間匆匆來回。可一紙畢業證尚未熱乎，他就接到命令奔赴山西一線，“抗大”三個字只來得及寫進心里。后來凡遇見周文龍，他總要揶揄一句：“別忘了我可是正式學員，證書不給我算怎么回事？”這么多年下來，已成了兩人間最親昵的暗號。

若只說是一紙證件的玩笑，恐怕低估了他們在生死線上的交情。周文龍1909年生于瀏陽，一個讀完中學就進了新軍的書生；張震則比他小兩歲，出身道縣農家。1929年，周文龍穿上紅色軍裝；1930年，張震也挑起了槍。第一次握手是在井岡山腹地，槍聲和山風混作一處。那一年，隊伍里識字者屈指可數，周文龍一到三軍團便被拉去當書記官、參謀，寫電碼、畫地圖、算給養，忙得腳不點地。張震卻更偏愛炮火洗禮，十三團的火線上常見他端著馬槍沖鋒。兩人角色有別，同守的卻是同一座理想——中國人自己的光亮。

第五次反“圍剿”，中央蘇區血雨腥風。廣昌保衛戰里，14團三營營長倒下，周文龍臨時頂上，連夜搶占失地，左臂中了彈仍不退。剛止血就又上陣，他說：“營還在，山頭就得在。”這種格殺不畏的狠勁，讓張震服氣。待到湘江畔兵火再起，兩人同踏長征路，一個高燒不退、一個腳底生瘡，誰都沒說過“走不動”三個字。走到班佑，周文龍實在支撐不住，被抬進戰地醫院，張震特地折回幾里地送來一塊干酪：“硬挺著，過了草地才算出頭。”此后逢人便說，這是“老周救了自己半條命”。

前方拼刺刀，后方要糧餉。1940年早春，國民黨拖欠八路軍半年軍餉，前線彈盡糧絕。中央決定派朱德去西安討要欠款，周文龍隨行，頭一遭扛起“開口要錢”的擔子。臨行前，彭德懷拍拍他肩：“打仗見過血，這回見見油鹽醬醋。”隊伍一路南下，穿過陵川、進了洛陽，國民黨設宴賠笑，卻在暗處布下關卡。夜里，周文龍掀開被褥，手槍就枕邊，“領錢比打仗緊張”，他心里有數。期間，辦事處出納吳福興被特務擒走，眼看數萬舊幣生死未卜，周文龍夜不成寐。好在周密交涉之下，人財俱全，險關化解。6月29日，他將全部所欠軍餉押送回太行，一顆子彈也沒丟，這才松了一口氣。

周文龍在后勤崗位站穩腳跟，是從那趟“西安要薪”開始的。冀南根據地物資匱乏，他索性整合攤子：小煤窯、豆腐作坊、縫紉鋪，挨個盤活。刀具廠、被服廠、肥皂坊，一年冒出十幾家。冀南銀行也在此時成立，他被推為副董事長，以金融手段撐起游擊區幣制。1942年五月，大清河畔日軍合圍，八個驢馱六百萬冀南幣突圍受阻，驢死路堵。周文龍急得直跺腳，旋即命把錢拆包，分置溝壑，用石塊埋好，再帶隊脫身。三日后三夜，血戰終停，地下錢袋無一缺角。老人回憶這段軼事時微微一笑：“那天要是慢半步，冀南幣就成冀南灰了。”

抗戰結束，國內形勢驟變。1947年，劉鄧大軍南下，糧秣線被拉成幾百公里長。運輸隊走夜路，白天扎營，山中沒有車，就靠獨輪車、大牲口，再不濟，人背肩扛。前方來電：“火線要炮彈、線材、紗布、食鹽。”周文龍批復：限三日到。人手不夠，他把機關干部一股腦兒推上馱運線，自己盯倉庫、蹲路口。泥濘中，彈藥箱一趟趟遞上桅桿渡河，終于在最關鍵的豫東戰役前趕到。劉伯承后來感慨：“有周文龍在背后，咱打一仗補一仗，底氣就那么來。”

1949年進北平，華北軍區成立。全軍第一次后勤工作會議，周恩來提醒與會者：“槍桿子拴在后勤車皮上，掉鏈子就會吃虧。”會后，周文龍被點名負責物資統籌，他把各野戰軍的庫存、生產能力、運輸線編成厚厚兩本臺賬，上標“隨時校正”。戰士們愛戲稱他“移動倉庫”，可沒人敢小看這位瘦高漢子。平津戰役期間，黃維兵團盤踞雙堆集，如不能及時補彈，很可能竄脫。周文龍調撥的一批黃色炸藥準點抵達，撕開突破口，奠定合圍勝局。劉伯承那句“遲到幾分鐘，黃維就跑掉了”并非客套。

新中國成立后，總后勤部掛牌。朝鮮戰火驟起，華北軍區成了志愿軍后勤的大后方。1950年10月到1951年春，僅子彈炮彈就需幾十萬噸，國內生產線尚在恢復，缺口巨大。周文龍白天跑廠礦，夜里攤開地圖和數據，計算鐵路、輜重車、騾馬的最佳組合。前線發來加急電報：“炸藥緊缺。”他當即批復，從華北兵工廠調補一千噸；又電令修復庫存日軍炮彈，48小時內送抵安東。與此同時，11.5萬套棉軍裝、近五百萬斤炒面在北平、天津等地連夜趕制，裝車北運。有人打趣：“真是前線炮聲隆、后方機杼鳴。”他只擺手：“少說話，多干活，要讓子弟兵穿得暖、打得響。”

1955年，新中國百廢待興，能源短板尤顯。六月，黃克誠找周文龍談話，直截了當：“國家缺石油，軍隊更缺。你去石油工業部，好不好？”周文龍愣了一下，接著點頭：“軍裝能脫，責任不能脫。”翌月，他交掉軍區印章，帶著幾本折得卷邊的后勤賬冊，轉身投入石油戰線。從此，戰場換成了鉆塔和煉油爐，可那股子不服輸的勁頭依舊。

再回到北戴河。兩位耄耋老兵翻著記憶的帳本，時而沉默，時而拍掌。墻上一張舊照片里，年輕的他們并肩站在雪山埡口，身后是高原夜空和漫天星光。張震抬眼瞧著照片，忽而低聲說：“要不是你那趟西安折騰回來，我們早就斷了槍彈。”周文龍擺擺手：“扯平，若不是你們擋在湘江，我也走不到延安。”風從窗外涌入，帶著海腥，帶著松柏香，也帶來了遙遠烽火的味道。那張尚未頒出的“抗大畢業證”，最終也只成了他們互訴情誼的密碼，可誰都明白，一紙證書早被淬成硝煙里最堅硬的信任。

兩位老兵對坐良久，夜幕降下，海浪聲蓋過呼吸。警衛員輕敲房門：“首長，時間不早了。”張震起身，整理軍服，又握住周文龍手掌。那雙手依舊粗糙，卻溫度不減。別過時，他笑道：“證不證的，都寫在心頭。” 周文龍點頭：“老伙計，下次見面，再給你補辦。” 門關上，屋里只剩風聲和海潮，1940年的槍火似乎穿過半個世紀，又在兩人的胸膛回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