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雙碧：毛澤東對吳晗《朱元璋傳》評價的再思考

前些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世紀四大傳記》,包括：梁啟超著的《李鴻章傳》、林語堂著的《蘇東坡傳》、朱東潤著的《張居正大傳》、吳晗著的《朱元璋傳》四種，作者與傳主名氣都很大。四個傳主都是對中國政治、文化、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的人物，四種傳記也被學術界和讀者所稱頌。《朱元璋傳》由于被毛澤東親自關注過，而作者吳晗是著名的明史專家，因此此書更多地被研究者和普通讀者關注。毛澤東對吳晗多次表示過友好和關心，但吳晗還是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共”、“反革命”。因而吳晗成了“文革”開刀祭旗的人物，在國內外暴得大名。吳晗的《朱元璋傳》到底是一本什么樣的書呢?毛澤東對這本書究竟是贊揚多呢還是批評多呢?為什么江青一看到《朱元璋傳》就咬牙切齒，恨之入骨呢?這些都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

一、吳晗寫《朱元璋傳》

吳晗為什么寫《朱元璋傳》?這除了他是研究明史的專家，完全有理由寫《朱元璋傳》這個原因之外，還有一些偶然的因素。1944年的中國，通貨膨脹，工資貶值，吳晗的日常生活非常困難。為了解決經濟困難，發泄政治上的不滿情緒，吳晗應重慶在創出版社之約，寫成《由僧缽到皇權》一書，交在創出版社出版。隨后，潘公展、印維廉主編的《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又決定收入此稿，書名叫《明太祖》。吳晗以為一書兩用不好，就讓夫人袁震寫成《明太祖》一書，交勝利出版社，并囑以袁震署名出版。結果出版社以已登出廣告為名，仍用原書稿原作者署名出版?！队缮彽交蕶唷穼懽鲿r時局動蕩，生活不安定，可供參考的史料有限，科學分析也很不夠。書出版后，吳晗總感到心有負疚。他后來在一篇文章中說：“個人感情上對前兩本書實在太壞，簡直是痛恨。”唯一補救的辦法，就是重新寫一本《朱元璋傳》。吳晗正是在這種心態和歷史背景下開始寫《朱元璋傳》的。

1946年，吳晗從昆明回到北平之后，就著手寫作《朱元璋傳》,并說他寫《朱元璋傳》是為了“和作廢的初稿《明太祖》、《由僧缽到皇權》有所區別”。不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吳晗寫《朱元璋傳》仍然是有新的動機的：其一，作為嚴肅的明史專家，他對原來兩書中的史料錯漏、見解淺薄自是不能容忍，以新的《朱元璋傳》來否定舊著是最好的選擇；二是當時內戰如火如荼，作為共產黨的忠實朋友，對蔣介石發動內戰深惡痛絕，想借寫朱元璋罵罵蔣介石。所以，即使后來寫成的《朱元璋傳》,對朱元璋的評價也難說都很客觀。

二、毛澤東關注《朱元璋傳》

1948年，吳晗到達石家莊解放區，曾把《朱元璋傳》稿本呈送毛澤東。當時毛澤東正處在得天下的前夕，廣招天下名士。吳晗是著名的明史專家，又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吳晗的到來，自然使毛澤東感到高興。他禮賢下士，在百忙中認真讀了《朱元璋傳》稿本。并親自兩次約吳晗晤談，最后還就對此書的意見寫了一封信交給吳晗以示鄭重其事。信的原文是這樣的：

辰伯先生：兩次晤談，甚快，大著閱畢，茲奉還。此書用力甚勤，掘發甚廣，給我啟發不少，深為感謝。有些不成熟的意見，僅供參考，業已面告。此外尚有一點，即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于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謹致

革命的敬禮!

毛澤東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世人在談到毛澤東對吳晗《朱元璋傳》的評價時，多從這封信中的“用力甚勤，掘發甚廣”引申為毛澤東對吳晗《朱元璋傳》“做了很高的評價”。其實，“用力甚勤，掘發甚廣”主要指寫作功力，而且經常是一種客套話。這封信的主要內容，以及寫這封信的主要用意，當是批評其“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我們不妨就這個問題做些考察。

新中國成立后，1954年吳晗再一次將重新修改的書稿呈送毛澤東。他閱后又提了意見。前兩次晤談加上這一次，概括起來主要有這樣三條：其一，吳晗認為西系紅巾軍首領彭瑩玉功成不居，革命成功之后“回到人民中間去了”。毛澤東不以為然，認為彭瑩玉這樣堅強的領導者，不應有回避行為，不是他自己犯錯誤，就是史料有問題；其二，毛澤東認為吳晗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其三，是針對1954年修改本提的，認為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應該肯定的，晚年應該寫得好點。這三條，第一條主要是史料問題；第二條是個綱，是最根本的一條意見；第三條實際上是第二條意見的引申和延續。

平心而論，一本普通的歷史傳記，引起毛澤東如此關注，并不多見。吳晗十分重視毛澤東對《朱元璋傳》提出的意見，但他可能并沒有真正理解毛澤東意見的實質，更多的是注意一些涉及到的具體的歷史問題。例如，為弄清有關彭和尚的歸宿問題，吳晗“發憤讀書，果然發現了過去所沒有注意的史料，彭瑩玉是戰斗到底，被元軍殺害的”。吳晗并由此引申出自己犯了“超階級觀點”的錯誤，以此向毛澤東的這條意見做個交代。實際上，彭瑩玉的歸宿問題，不過是史料問題，史料搞清楚，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至于毛澤東所指“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雖未指出具體實例，但考其前后，當是指吳晗對朱元璋的評價問題。朱元璋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農民起義領袖，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質上也是一場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戰爭。作為這場革命的領袖，關注史家對朱元璋的歷史評價，自在情理之中。毛澤東在石家莊看到的《朱元璋傳》對朱元璋是基本肯定的。但吳晗在評價朱元璋時，還有以朱元璋影射和批評蔣介石的一面。把朱元璋搞文字獄、搞特務網、誅殺功臣的做法，寫得淋漓盡致，指出朱元璋的這些做法都是為了獨裁和專制統治。他甚至在1949年版本的《朱元璋傳》的章目中，把原來版本中的“流浪青年”改為“小流氓”?？芍切钜庖阎煸八茉斐梢粋€從“流氓”到專制獨裁的“暴君”形象。毛澤東對吳晗如此評價朱元璋是不以為然的，他把吳晗對朱元璋不實事求是的評價，歸結在吳晗非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上。

盡管新中國成立后，吳晗如同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等人一樣，對40年代寫歷史作為影射、批評蔣介石的做法做出自我批評，認為是不科學的。但是，吳晗更多的是就事論事，在修改1954年的版本時，把“小流氓”又改回“流浪青年”,沒有從總體上思考毛澤東對《朱元璋傳》意見的實質。他相信“論從史出”,根據史料對朱元璋做出評價。就這一點而言，1954年稿本和1949年稿本對朱元璋的評價除了含沙射影罵幾句蔣介石之處改過來之外，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所以，毛澤東看了1954年稿本之后直截了當地提出：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應該肯定的，晚年應該寫得好點。吳晗在修改最后一稿時當然會注意到這個問題，但他更多的是在史料的引證、檢校方面下了工夫，并從史料中引出對朱元璋評價的觀點。盡管如此，吳晗還是沒有達到毛澤東提出的“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這個高度來評價朱元璋。

當然，吳晗也想對朱元璋的評價盡量客觀點、明確點。他特地在1965年版的最后加了一段對朱元璋的總體評價，充分肯定了朱元璋在統一全國、結束了元末二十多年的戰亂局面，以及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等等方面所做的貢獻。但對朱元璋的不足和過錯也歸納了這樣四條：一、他的以猛治國的方針，過分運用特務組織，制造了許多血案，野蠻殘酷的刑罰，大量的屠殺，弄到“賢否不分，善惡不辨”的地步，許多功著勛勞的大將和文人，毫無理由地被野蠻殺害；二、政治上的措施是必須隨社會、時代的變化而改變的。朱元璋卻定下皇明祖訓，替他一兩百年后的子孫統治定下了許多辦法，并且不許改變，這就束縛限制了政治上的任何革新，阻礙了時代的前進；三、他所規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許鸚鵡學舌，今人說古人的話，卻不許知識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起了壓制新思想、摧殘科學、文化進步的有害作用；四、他自己雖不相信神仙、報應，卻為了使臣民信服，大肆宣揚一些荒誕的神跡，欺騙和毒害人民。吳晗對朱元璋的這些貶評，出版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有些人讀了上面這些評價，當會做何感想?聯系到1949年和1954年毛澤東對《朱元璋傳》的意見，就不難看出毛澤東對《朱元璋傳》主要是褒還是貶。

三、江青緣何要批《朱元璋傳》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軍委擴大會上講話時說：“有一天，一個同志，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評。”這段話說了這么兩個意思：一是江青企圖封鎖《朱元璋傳》,不讓主席看到此書；二是江青已經明白無誤地認為《朱元璋傳》有問題，要批評。這段講話所指時間，當是在1965年年初，即新版《朱元璋傳》剛出版時，也正是發動“文革”的準備階段。那么,江青為什么對《朱元璋傳》那么嫉恨，對吳晗那么嫉恨呢?這是有其原因的：其一，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約吳晗晤談。有一次在談及邊界問題時，吳晗說：在封建王朝有不同的朝供關系，有的地方交租不便，不納糧，不當差，有的不朝供。江青在一旁插話，她講得不對。吳晗向她解釋，她不聽，吳晗和她頂撞起來。這個頂撞導致晤談中斷，不歡而散。其二，又一次毛澤東請吳晗吃狗肉，暢談明史，江青不知趣地從中插話，吳晗糾正了她的說法，江青聽了不高興。吳晗又一次頂撞了江青。其三，還有一件事是江青不好開口說出而又懷恨在心的，就是《朱元璋傳》中寫到朱元璋“不許后妃參與政事”,“規定皇后只能管宮中嬪妃之事，宮門之外不得干預”,“宮人不得與外邊通訊，違者斬”。這些怵目驚心的字眼，對于懷有野心，到處伸手干預朝政，甚至想搶班奪權的江青來說，當然是會十分犯忌的。大約也正因為如此，她不想讓毛澤東看到《朱元璋傳》。

上述幾件事構成了江青討伐吳晗的原因，她一旦有了尚方寶劍，第一個討伐的目標必定是吳晗。1962年，吳晗《海瑞罷官》公演后不久，“在八屆十中全會期間，江青約見中宣部、文化部四個正副部長陸定一、周揚、張子意和許立群”,提出要批《海瑞罷官》,認為《海瑞罷官》“有很大問題”。只是當時江青只有個“特殊身份”,還沒有真正拿到尚方寶劍，幾位部長便沒有把她當一回事，這件事江青一直耿耿于懷。

作為一個學者，吳晗對朱元璋的評價，不論持何種觀點，都屬于學術觀點?！吨煸皞鳌肥且徊繉W術著作，但它卻總使人有隱約的政治色彩之感，因為它承受了當代大政治家毛澤東的意見、批評和指點。它之所以有這些光環，原因在于吳晗自己。如果他不主動連續三次呈送《朱元璋傳》稿本給毛澤東，毛澤東也未必那樣熱心去讀《朱元璋傳》。學者寫書主動招引政治人物關注，必定會兼帶風險。吳晗自請毛澤東關注《朱元璋傳》所招致的后果，當可為后人借鑒。

來源：《歷史學家茶座》第4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