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右轉，高市將日本帶向何處？

◆2025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時宣稱，“臺灣有事”或構成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的“存亡危機事態(tài)”。

編者按：

2025年，世界在多重震蕩中前行：地緣沖突此起彼伏，戰(zhàn)爭陰影與停火博弈交織；大國關系在競爭與管控中反復拉扯，全球治理共識承壓；通脹高企、增長乏力與貿易壁壘疊加，令世界經濟復蘇步履維艱；氣候極端事件頻發(fā)、移民與社會抗議加劇，進一步放大不確定性。

在歲末年初的系列報道中，《鳳凰周刊》著眼于不同地區(qū)和不同維度，對話多位國關學界名家，梳理了一份全球時局報告：美國在“回歸領導力”與“重構秩序”的雙重進程中付出高昂成本，社會撕裂與戰(zhàn)略焦慮并存；歐洲在既有安全依賴體系遭受沖擊后陷入搖擺，戰(zhàn)略自主仍在現實與理想之間徘徊；中東迎來第三次重大變局，多重危機相互疊加；日本在政壇迭代與安全政策調整的推動下，對周邊地區(qū)格局產生外溢影響。

雖然著墨的是宏大敘事，但這些變化并非遙不可及，它們正以不同方式滲入你我生活，悄然改變著個體的境遇與選擇。劇烈的結構性變動之下，普通人或被裹挾、或被迫調整，卻始終沒有放棄對穩(wěn)定與秩序的追尋。在不確定性成為常態(tài)的時代里，人們依然孜孜以求可把握的生活，這也構成動蕩世界中最具生命力的力量。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當下，新技術依然作為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跨越國界流動；在關稅壁壘與地緣博弈的陰影下，企業(yè)家們仍在探索跨國發(fā)展的現實路徑；天災與沖突之后，氣候治理與人道救援也從未停歇。動蕩與重塑并行的時代背景中，國際秩序正經歷深刻調整，穩(wěn)定與合作，成為各方愈發(fā)稀缺、也愈發(fā)迫切的共同需求。

文/歸泳濤（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國際戰(zhàn)略研究院副院長）

采訪整理/關珺冉

編輯/漆菲

2026年新年伊始，日本政壇迎來大洗牌。

據日本《讀賣新聞》報道，首相高市早苗日前放出風聲稱，考慮在1月23日例行國會開幕之際解散眾議院，緊接著在2月上旬或中旬舉行大選。日媒解讀說，高市意識到，唯有在眾議院選舉獲勝、提高向心力，才能營造出更強的政權基礎，以此來應對中日關系乃至日美關系。

回顧過去一年，日本政壇遭遇劇烈震蕩。因執(zhí)政黨自民黨在2025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中遭遇重大挫敗，黨內醞釀“倒石破風暴”，最終迎來領導層的交替。隨著高市以“強勢右翼”之姿成為日本首位女首相，該國政治版圖進一步滑向極具民族主義色彩的一端。

高市在2025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晤臺灣當局人員，不久后在國會發(fā)表涉臺挑釁言論，將“臺灣有事”與日本“存亡危機事態(tài)”掛鉤。日本現職領導人發(fā)表涉臺挑釁言論，公然開歷史倒車，侵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在此背景下，中日關系急劇跌至冰點，經濟和人文交流陷入停滯。

眼下，中日關系陷入高度脆弱之中。日本政壇沒有能夠在關鍵時刻與中方直接溝通的重量級人物。隨著公明黨離開執(zhí)政聯(lián)盟，中日之間失去了維系溝通的“安全閥”。多重變量疊加之下，2026年的中日關系站在危險的十字路口。

失去與中方溝通渠道

2006年9月，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報道圍繞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展開，將其描繪成一個極具爭議的人物。文章提問道：“誰是安倍晉三？對于支持者而言，他被視為能夠重振日本的強有力領導者；而對于批評者來說，他則是一名危險的民族主義者。”

無論是過去的安倍還是如今的高市，他們在包括臺灣問題上的立場體現出一貫的右傾化特征。

2025年10月31日和11月1日，韓國慶州APEC峰會期間，高市在其社交媒體賬號上連續(xù)發(fā)布兩條與中國臺灣當局人員會面的消息，并稱對方為“臺總統(tǒng)府資政”。

11月7日，高市在就任后的首次眾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就臺灣問題答辯稱：“（在臺海）如果伴隨使用戰(zhàn)艦、行使武力的做法，我認為有可能屬于存亡危機事態(tài)。”根據日本現行法律，該狀態(tài)下，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在11月10日的眾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高市表示，無意撤回上述發(fā)言，辯稱“設想的是最壞事態(tài)。遵循了政府（關于臺灣問題）的一貫見解”。

2015年日本通過“新安保法”時定義了“存亡危機事態(tài)”，實質上解禁了日本集體自衛(wèi)權，架空了“和平憲法”第九條和“專守防衛(wèi)”原則。高市的言論延續(xù)了這一框架，但首次明確關聯(lián)臺灣問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對此做出明確表態(tài)稱，“日本現職領導人發(fā)表涉臺挑釁言論，公然開歷史倒車，侵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日本現職領導人竟然公開發(fā)出試圖武力介入臺灣問題的錯誤信號，講了不該講的話，越了不應碰的紅線”。這是中方迄今對高市涉臺謬論作出的最高層級表態(tài)，也是近年來中方對日方發(fā)出的最直接、不加修飾的警告。

高市之“口禍”，讓中日之間的外交、經貿、人文交流同步墜入冰點——中日韓首腦會談或將取消、中國航司大面積調整日本航線、中日友好活動被集體叫停、文娛演出被大量取消。

截至2025年12月底，原定從中國飛往日本的144萬次航班中，已有約30%被取消。彭博社預計，此輪沖擊恐使日本損失超過12億美元的旅游收入。

此外，按照中日兩國協(xié)議，東京上野動物園的龍鳳胎大熊貓“曉曉”和“蕾蕾”租借期將滿，將于2026年1月下旬回歸中國。日媒稱，日方雖已提出續(xù)租及新租申請，卻未獲中方明確答復。這意味著日本或將時隔半個世紀再度陷入“無熊貓時代”。消息傳來，不少日本民眾扼腕嘆息。

與此同時，日方開始炒作中國軍機“持續(xù)雷達照射”日本自衛(wèi)隊戰(zhàn)斗機。對此，中國外交部接連批評日方顛倒黑白、嫁禍于人，并敦促日方停止滋擾中方正常演訓活動的危險行為，停止一切不負責任的虛假炒作和政治操弄。中日在領土問題上都表態(tài)不會讓步，海上力量長期對峙，風險難以控制。

◆截至2025年12月底，原定從中國飛往日本的144萬次航班中，已有約30%被取消。

短期內，中日之間的緊張局勢難以平息。原因在于中日之間沒有“人脈”。過去兩國關系緊張之時，日本政壇仍有重量級人物——如前首相福田康夫、自民黨前干事長二階俊博、自民黨前干事長森山裕等人，能迅速與中方建立溝通渠道。如今，自民黨已經失去了與中國溝通的渠道。

一直以來，公明黨為維持中日穩(wěn)定關系做出重要貢獻。但自公明黨2025年10月退出執(zhí)政聯(lián)盟后，執(zhí)政聯(lián)盟與中方對話的紐帶也斷了。高市身邊沒有懂中國的人士，即便說錯了話，也不知道該如何補救。這對當前的中日關系是極其危險的信號。

更復雜的還有美國因素。據美國媒體披露，11月25日，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主動發(fā)起與高市的通話，建議其不要在臺灣主權問題上挑釁中方。而在前一晚，特朗普也發(fā)起與中國國家主席的通話。中國領導人向其闡明了“中方在臺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強調臺灣回歸中國是戰(zhàn)后國際秩序重要組成部分”。特朗普“要求”與高市通話，被外界視為美國對日本“戰(zhàn)略冒進”的警告。對此，高市希望能在特朗普訪華之前訪美，當面懇請后者“暫緩與中國拉近關系的步伐”，進一步加強日美同盟關系。

防衛(wèi)政策經歷重大轉向

眼下，日本防衛(wèi)政策正在經歷戰(zhàn)后重大轉向。2025年12月26日，日本政府決定將2026年度預算案中的防衛(wèi)費定為史上最高的9.0353萬億日元，4年間激增3.6萬億日元，國內生產總值（GDP）占比從2023財年的1.19%急速躍升至2%，已接近甚至超過部分北約國家水平。

日本長期堅持“不擁有、不制造、不引進”核武器的原則。自1967年時任首相佐藤榮作提出上述“無核三原則”以來，日本歷屆政府一直遵守。日本現行《國家安全保障戰(zhàn)略》明確寫明，“堅持無核三原則的基本方針今后不會改變。”

然而，高市想要修改“無核三原則”。她認為，如果日本遵守“不引進”原則，就無法允許美軍載核艦船停靠日本，發(fā)生突發(fā)事態(tài)時，美國核威懾會減弱。近期，自民黨開始討論提前修訂包括《國家安全保障戰(zhàn)略》在內的“安保三文件”，放寬防衛(wèi)裝備轉讓的管制。

◆日本政府將2026年度預算案中的防衛(wèi)費定為9.0353萬億日元，再創(chuàng)歷史新高。

高市的野心是，在2026年年底前完成“安保三文件”的修訂，包括增長國防開支以及是否擁有核潛艇。未來，日本將突破“專守防衛(wèi)”原則，發(fā)展進攻性軍事能力，并通過法律修訂、同盟升級及武器部署重構地區(qū)安全格局。

?這一轉向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日本反復渲染所謂“中國軍事威脅”；其二，“美國不再可靠”令日本戰(zhàn)略圈感到不安。

對此，日本自由派與保守派給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路徑。對自由派而言，當務之急是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周邊國家保持溝通，穩(wěn)定局勢，避免誤判升級。保守派的邏輯則是，既然無法完全依賴美國，又感受到所謂“中國威脅”，日本必須通過強軍提升自身的戰(zhàn)略自主性。

包括高市在內的保守派認為，戰(zhàn)后日本憲法對該國防衛(wèi)力量、防衛(wèi)政策、防衛(wèi)體制有根本性束縛。這一思路下，修憲是為了解除這些束縛，讓日本能在法律層面推動更積極的防衛(wèi)戰(zhàn)略。近期高市的涉臺謬論，正是延續(xù)保守政治家一貫的政策路線。

回顧此前安倍的兩次執(zhí)政，有著鮮明的方向轉變。他第一次上臺時急推修憲，一年即下臺；第二次上臺則以“安倍經濟學”為核心，通過持續(xù)推出經濟政策穩(wěn)住支持率，繼而在政權穩(wěn)固后再推動集體自衛(wèi)權、新安保法等安全議題。當新安保法通過后，他迅速將重心轉回經濟，并主動改善對華關系。

高市當前的政治處境與安倍執(zhí)政時期完全不同。她既缺乏政治智慧，更欠缺穩(wěn)固的權力根基。高市以弱勢姿態(tài)上臺，其強硬涉臺言論更多是為了迎合自民黨內的核心保守派。其策略是，抓住那批排斥前首相石破茂、立場偏右的年輕議員，用強硬姿態(tài)穩(wěn)固黨內支持率。不過，從高市提出涉臺議題到真正推動修憲，仍相差甚遠。

“早苗經濟學”的內在矛盾

日本曾被視為發(fā)達國家中的一個“例外”，如今正追隨歐美的民粹與民族主義潮流。移民數量的增加成為引爆點，輿論迅速聚焦于“外國人”，情緒上與特朗普時代的美國極為相似。

這一情緒推動了日本參政黨的崛起。參政黨以“日本人優(yōu)先”為口號，反對全球化、主張減稅、限制外國人投資，在歷史問題上表現出強烈的修正主義立場。

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國際關系部部長是川夕的研究，過去30年間，在日外國人的人數從約130萬人增至370萬人，而因觸犯刑法而被捕的人數從2005年的1.48萬人降至2023年的9726人。由此可見，日本犯罪率并未因外國人增加而上升，按人口計算外國人也未高于日本人。然而，這樣的數據卻鮮有人關注。

日本移民增長過快，社會政策應對滯后，客觀上加劇了民眾的不安。從經濟角度看，日本仍然嚴重缺乏勞動力，無論高端人才還是基層勞動力均依賴移民來補充。因此，日本政府難走向極端的排外政策，更多是象征性回應，用以安撫民眾的情緒。

對日本政壇而言，公明黨宣布退出與自民黨的執(zhí)政聯(lián)盟，維新會以內閣外合作形式加入執(zhí)政聯(lián)盟，是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此前，公明黨長期與自民黨結盟但保持獨立立場，尤其在和平主義等議題上發(fā)揮制衡作用?。而如今的維新會是一個立場比自民黨更右的政黨，這必然會使執(zhí)政重心整體右移。

◆2025年10月10日，公明黨黨首齊藤鐵夫與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會面時，傳達了“脫離執(zhí)政聯(lián)盟框架”的意向。

維新會以“閣外合作”方式加入執(zhí)政聯(lián)盟，拒絕向內閣派遣閣僚。其一直將削減眾議院議席10%作為“改革核心”，但自民黨對此態(tài)度謹慎，雙方在削減方式、法律框架等細節(jié)上均難以達成一致。這使得這一執(zhí)政聯(lián)盟更像是臨時妥協(xié)的“脆弱聯(lián)盟”，難從根本上消除不穩(wěn)定性。?

這種情況下，高市的支持率值得關注。《日本經濟新聞》與東京電視臺于2025年12月19日至21日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高市內閣的支持率達到75%，與11月的調查結果持平。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高市在日本政壇被視為“變化”的象征。當下的日本選民，尤其是年輕選民更期待政府采取更積極的政策，高市正好迎合了這種“求變”的情緒。

被稱為“早苗經濟學”的現行經濟政策，在經濟長期停滯、國民渴望刺激之時，具有一定吸引力。然而，其政策本身具有內在矛盾：積極財政勢必會推高通脹，與高市承諾將緩解物價上漲的訴求相沖突。不過，多數日本民眾不能深入理解其中的邏輯，只看到短期的政策紅利。

高市如果想要謀求長期執(zhí)政，必然會在2026年尋求一次解散國會的機會，從而兌現自己的競選承諾。她需要推動幾項關鍵政策，包括減稅、擴張性財政政策、外國人政策，以及針對高物價的補貼措施。其中第一關便是預算，所有政策都要以通過預算為前提。

◆2025年12月，日本大米價格再創(chuàng)新高。

在國會，高市的策略是通過妥協(xié)來爭取國民民主黨乃至公明黨的支持，而不是與之發(fā)生正面沖突。眼下自民黨雖然沒有多數席位，但通過政策協(xié)調，仍可能獲得其他政黨的支持。

作為安倍的愛徒，高市卻沒有繼承安倍式的“柔軟身段”。即便長期研究日本政治的學者，面對她也很難用傳統(tǒng)框架來判斷。她并非出身傳統(tǒng)政治家族，從小沒有接受過精英政治文化的訓練與熏陶。相比之下，安倍長期浸潤于家族政治生態(tài)中，其思維方式和做事邏輯保持在一定的“可預期范圍”內。由此來看，高市能否做到“君子豹變”，取決于她的成長軌跡與自身判斷，仍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日美黃金時代并不存在”

2025年7月，自民黨遭遇參議院選舉失敗，也是該黨自1955年成立以來首次在國會兩院皆未能取得半數席位。這讓石破茂的首相生涯匆匆落幕。

◆2025年7月，自民黨遭遇參議院選舉失敗，這讓石破茂的首相生涯匆匆落幕。

執(zhí)政期間，石破在日美貿易談判和抑制米價問題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自民黨淪為少數執(zhí)政黨，他不得不向在野黨做出妥協(xié)，因而難以推進具有“石破色彩”的政策，例如“地方創(chuàng)生2.0”計劃和設立防災廳。

石破是一位務實型政治家，具備獨立判斷的能力，愿意在政策上按邏輯行事。然而，日本的政治文化不鼓勵獨立思考的政治家。一旦其立場與主流派的既有框架出現偏差，就難以獲得長期支持。面對自民黨內主流派的壓力，加之國內外各種危機，石破不得不下臺。

直至卸任前，石破面對美國的貿易壓力時，仍試圖穩(wěn)住對美關系。八輪跌宕起伏的貿易談判，在其看來是“關乎國家利益的戰(zhàn)斗”。當石破喊出“優(yōu)先國家利益，不倉促與美達成協(xié)議”之后，高市卻對美開啟“諂媚外交”，公開支持特朗普競逐諾貝爾和平獎。

2025年10月，高市在東京與特朗普舉行會談時，提出“共建日美同盟黃金時代”的愿景。但這完全是宣傳口號，日美雙方只是各取所需、彼此作秀罷了。

◆2025年10月28日，特朗普在高市早苗的陪同下前往駐日美軍橫須賀基地，并在“喬治·華盛頓”號航母上發(fā)表演講。

從根本上說，日美黃金時代并不存在。原因在于特朗普崇尚的是單邊主義，與前總統(tǒng)拜登依靠同盟體系的路徑完全不同。拜登拉幫結派搞同盟關系，特朗普更關注直接的雙邊利益。特朗普給盟友提高關稅、施壓增加防務支出等，其盟友反而成了最大受害者。

以汽車產業(yè)為例，2025年4月至9月，日本七家主要汽車制造商因美國加征的進口關稅導致利潤大幅下滑，累計影響金額約達1.5萬億日元。由于關稅因素須計入損失，2025年日本車企利潤下降明顯。由此可見，日企受到特朗普帶來的沖擊是真實且直接的。

日美關稅談判中，真正參與談判、與美國打交道的并非首相本人，而是日本的經濟界與企業(yè)界人士。他們深知如何應對特朗普：不斷向其承諾投資、描繪利好的前景，避免成為他眼中的“靶子”。特朗普需要的是一個可以宣布“自己贏了”的話題，而不是兌現實際的數字。

2025年亦是日韓邦交正常化60周年，但日韓關系因歷史遺留問題仍十分棘手。

韓國總統(tǒng)李在明的外交政策核心是“務實”與“國家利益優(yōu)先”。日韓領導人在APEC慶州峰會會面后，圍繞獨島（日本稱“竹島”）問題摩擦不斷。韓國國會議長禹元植對日方近期在韓日歷史、領土等問題上的言行表示擔憂，要求日本展現真誠反省和負責任的態(tài)度。值得關注的還有，李在明政府將東北亞三國官方表述順序統(tǒng)一為“韓中日”的表述。

李在明的政治基礎源自韓國進步陣營，這一陣營自文在寅時期以來長期保持強烈的反日情緒。李在明在歷史和主權問題上的“硬姿態(tài)”，亦是為了迎合韓國國內的支持者。

◆2025年10月30日，韓國總統(tǒng)李在明在慶州同高市早苗舉行會談。

2025年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10月17日，101歲的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因病去世。“村山談話”是日本政府就過去侵略殖民歷史向亞洲受害國人民和國際社會做出的鄭重表態(tài)和承諾。而村山最后的寄語“唯有謙遜反思日本的過去，才能真正維護日本國家名譽”“構建日中持久友好關系，才是維護、發(fā)展日本國家利益的正確路徑”，可謂對日本社會的最后囑托，也是對高市的勸誡。

而在10月10日，即將卸任的石破以“個人見解”形式發(fā)表“戰(zhàn)后80周年”講話，剖析了日本走向戰(zhàn)爭的原因。石破的執(zhí)政給日本留下的最大意義并不在具體的政策成敗，而在于罕見且深刻的制度性反思，在某種程度上為當下無人制衡的政治環(huán)境敲響警鐘。

反觀高市，自其上任以來，接連在領土主權、歷史問題上對中國、俄羅斯、朝鮮、韓國發(fā)起挑釁，使日本與四個近鄰交惡。這在戰(zhàn)后日本外交史上實屬罕見。高市在外交上四面樹敵，一定程度上轉移了公眾對經濟困境等國內問題的視線。然而，此舉打破了地區(qū)戰(zhàn)略平衡，引發(fā)周邊國家連鎖反應，讓亞太局勢變得更加緊張。

排版 / 黃德旸

高市掌舵的日本政府是否已經開始失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