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徐向前透露：就算沒有西安事變，中央仍留了一招強有力殺手锏

很多人都以為，當年中央紅軍扎根陜北，靠的是一股子運氣，加上后來西安城里那一聲槍響。

可實際上，在所有人都把眼睛盯著東邊和南邊的時候，一份壓箱底的絕密計劃，已經(jīng)悄悄地把活路指向了遙遠的西邊。

那份計劃不是為了打贏，而是為了在輸?shù)靡桓啥舻臅r候，還能有條路退，能有口氣喘。

1935年底，那會兒的陜北，真不是人待的地方。

剛走完兩萬五千里的一幫人，個個都像從地獄里爬出來的，身上掛著爛布條，腳上穿著草鞋，肚子餓得能吞下一頭牛。

可這黃土地硬得跟石頭一樣，鎬頭刨下去直冒火星子，就是刨不出幾顆能填飽肚子的洋芋。

戰(zhàn)士們晚上擠在破窯洞里，身上蓋著單薄的軍毯，北風從門縫里灌進來，刮得人骨頭縫都疼。

生存，這個詞，在那時候比打仗還沉重。

就在這快要斷頓的時候，徐海東帶著他的紅十五軍團來了。

這支部隊也是窮得叮當響，但人家硬是從牙縫里擠出了家當。

一整車的棉衣，還有用布包得嚴嚴實實的八十斤銀元，送到了中央跟前。

毛澤東當時握著徐海東滿是老繭的手，半天沒說話，最后憋出來一句：“老徐，這回就指望你們了。”

這話里頭，是整個隊伍的命。

這點救命錢糧，也就是喝口熱湯的功夫。

真正的要命事，在南京蔣介石的辦公室里已經(jīng)畫好了圖。

1936年開春，冰雪剛化，蔣介石的“圍剿”大軍就黑壓壓地開了過來。

五十一個團，飛機大炮開路，擺明了就是要一口吞掉這支又累又餓的紅軍。

當時在保安縣的土窯洞里，中央的幾個頭頭天天開會，油燈一亮就是一宿。

硬碰硬？

那是拿雞蛋碰石頭，誰都明白這個理。

棋盤太小了，在陜北這一小塊地方跟人家死磕，早晚得被耗死。

必須跳出這個圈子，到更寬敞的地方去下這盤棋。

一個聽起來簡直是異想天開的主意，就在這小窯洞里定了下來。

沒啥響亮的名字，后來人們管它叫“西行接應”計劃。

這計劃說白了，就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挪移，分三步走，每一步都懸得很。

第一步，也是最關(guān)鍵的一步，是往西邊扎。

讓紅四方面軍最能打的三萬多人組成西路軍，沿著那條古代走絲綢的老路——河西走廊，一路向西。

他們的任務不是占地盤，而是要打通一條去新疆的路，在那邊，據(jù)說蘇聯(lián)答應給一批援助物資，有槍有炮有藥品。

這條路選得也刁鉆，南邊是高聳的祁連山，北邊是茫茫的大沙漠，國民黨的騎兵部隊想搞大范圍包抄，根本施展不開。

只要能沖過古浪、張掖這幾個卡口，再往前跑個六百公里，就能跟外援接上頭。

第二步，是往東邊鬧。

主力部隊佯攻，過黃河去山西，找“山西王”閻錫山的地盤折騰一下。

這一招，既能把國民黨中央軍的注意力往東邊吸引，也能看看那些地方軍閥到底是什么態(tài)度。

要是運氣好，跟綏遠、察哈爾那邊的抗日隊伍聯(lián)系上，說不定還能在北邊再開一塊根據(jù)地。

第三步，是最后的退路，往南邊跑。

萬一西邊和東邊都玩不轉(zhuǎn)，這支部隊就啥也別管了，調(diào)頭向南，一猛子扎進河南、安徽、山東交界那片敵人統(tǒng)治最薄弱的地方。

在那里重新開辟一個戰(zhàn)場，把水攪渾，讓敵人摸不著頭腦。

這三步棋，西邊是求生，東邊是發(fā)展，南邊是保底。

哪一步都透著一股子破釜沉舟的狠勁。

1936年10月26日，這份決定生死的計劃，被寫成了一封加密電報，由“中革軍委”發(fā)出。

為了保密，電報都沒敢直接發(fā)給當時紅四方面軍的總指揮徐向前。

而是派了一位女將領(lǐng)張琴秋，把電報縫在貼身的衣服里，像個普通的信使一樣，躲過層層盤查，最后在延安城外一個不起眼的窯洞里，親手交給了徐向前。

徐向前就著搖晃的油燈看完了電文，臉色很平靜，看不出啥波瀾。

他把電報紙折好，揣進兜里，對著張琴秋就說了一句：“走這一遭，怕得再掉一層皮。”

這句話硬邦邦的，沒啥情緒，但誰都聽得出來，這趟西征路，不好走。

可誰能想到，就在這盤棋馬上要按計劃走下去的時候，棋盤被人從外面掀了一下。

東北軍和西北軍里頭，不想再打內(nèi)戰(zhàn)的聲音越來越大。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標語，私底下到處貼。

張學良更是被蔣介石那套“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政策給逼急了，幾次三番地去勸，換回來的都是“速剿共患”的嚴令。

1936年12月12日，西安華清池，幾聲槍響，把蔣介石給扣了。

消息傳到保安的窯洞里，沒幾個人是高興得跳起來的。

周恩來在會上抽著煙，話說得很冷靜：“看著是好事，但越是這個時候，越得穩(wěn)住。”

沒人知道張學良到底想干嘛，也沒人知道被抓起來的蔣介石會服軟還是會寧死不屈，一旦談崩了，那就是一場更大規(guī)模的內(nèi)戰(zhàn)。

最后會議的決定是：所有部隊原地待命，準備好的物資不許動，“西行接應”那份計劃，繼續(xù)當成最高級別的預案，隨時準備啟動。

這種冷靜，不是沒心沒肺，而是血的教訓換來的。

把自己的命交到別人手里，是最不靠譜的事。

真正的底氣，是自己手里還攥著牌。

后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了，國共開始談合作，紅軍總算能喘口氣了。

但那份西征的計劃，并沒有被扔進故紙堆里。

幾個月后，西路軍還是出發(fā)了，只是任務變了，不再是單純?yōu)榱私釉且趹?zhàn)略上配合全國的抗日大局，牽制西北的馬家軍。

結(jié)果大家都知道了，河西走廊的冬天能凍死人，后勤補給跟不上，敵人的兵力又是自己的好幾倍。

那支孤軍，在冰天雪地里打到了最后一刻，幾乎全軍覆沒。

很多人后來都覺得可惜，說既然危機都解除了，為啥還要讓西路軍去送死？

很多年后，徐向前元帥在他自己的回憶錄里回答了這個問題。

他說，戰(zhàn)略上的事，從來不是一錘子買賣。

你得做好幾手準備。

萬一西安那邊談崩了，蔣介石翻臉不認人，中央主力就得立馬執(zhí)行那個后手計劃，西路軍的存在，就是為了給這個后手計劃探路和策應。

說白了，在玩命的牌局上，你永遠得為最壞的結(jié)果留一張底牌。

那份“西行接應”計劃，雖然沒有完全照著劇本演，但它背后那種“分頭下注，多路并進”的思路，卻成了后來一盤大棋的指導思想。

當時內(nèi)部也有人吵得很厲害，有人說干脆全軍都往西去，拿到蘇聯(lián)的裝備，鳥槍換炮，再殺回來，一口氣定乾坤。

但毛澤東不同意，他堅持要分兵，用廣闊的空間去換取寶貴的時間。

正是這個決定，才有了后來八路軍像撒豆子一樣撒遍華北敵后，新四軍挺進江南水鄉(xiāng)的故事。

抗日的火，才能在中國這么大的地盤上，到處都燒起來。

這種時刻準備著最壞打算的思維，一直貫穿著整個艱苦的歲月。

到了1940年，抗戰(zhàn)打得最難的時候，正面戰(zhàn)場一敗涂地，中央甚至又討論過一個極限方案：萬一延安和所有根據(jù)地都守不住了，就讓一部分主力部隊，沿著當年西路軍沒走完的路，重新向西北撤退，甚至撤到境外去。

這份檔案現(xiàn)在還躺在中央檔案館里，紙都發(fā)黃了，可上面的字，還是透著一股子寒氣。

1978年，北京西郊，秋風正涼。

徐向前元帥在一堆舊文件里翻出了當年那封發(fā)黃的電報，他用手指著上面的字，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棋盤夠大，才不怕一步失手。”

那份藏在衣服里送出的絕密電報，還有那張在窯洞油燈下被反復研究的西進地圖，最后都成了國家檔案館里的文物。

紙張已經(jīng)脆了，上面的墨跡也有些模糊，但似乎還帶著當年河西走廊的沙塵和祁連山的寒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