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蔣為何對選擇葉項下手，而放過陳粟，蔣氏：陳粟如魚，稍縱即逝

1940年冬天，曹甸戰役剛剛落下帷幕，陪在蔣介石身邊的一些將領聽到過這樣一句點評：“葉、項如甕中之鱉，手到擒來；陳、粟如海濱之魚，稍縱即逝。”時間不長，這句話就被人私下里當作談資，反復咀嚼。

皖南事變發生后，新四軍主力在南方遭遇沉重打擊，而蘇北的“陳粟”部隊卻在敵后越打越強。很多人納悶：既然都屬于新四軍，為何國民黨軍隊集中火力對付葉挺、項英，而對陳毅、粟裕這一路暫時收手？

表面上看，是地理位置不同、兵力配置不同，似乎很好解釋。可要把當時華中戰場的局勢、黨內對發展方向的爭論、以及蔣介石的政治盤算連在一起看，這個問題就顯得格外耐人尋味。

有意思的是，答案并不在1941年的皖南，而要從1938年延安的一場會議說起。

一、從延安會議到蘇北決策

1938年9月，抗戰進入第二個年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日本軍隊已經占領大片國土，正面戰場戰況不利，如何在華中敵后打開局面，被提到了戰略高度。

會上，黨中央提出要大力發展華中抗日根據地，同時決定撤銷原來的長江局，改設中原局和南方局，以適應敵后斗爭的需要。這并不是簡單的架構調整，而是關系到新四軍今后往哪里去、在什么地方扎根的大方向。

1939年，中原局負責同志從陜北出發，經多地輾轉，深入華中敵后。當時我軍已經在江南、皖東、豫皖蘇邊等地建立了一些游擊根據地，規模還不算大，卻像一串珠子，為日后擴展提供了支點。

同年11月底，中原局進駐津浦路以西的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在這里對華中形勢做了較為系統的研究。12月19日，一份關于“集中力量發展江蘇北部”的意見送到了中央，態度非常鮮明。

提出這一設想的依據并不復雜。皖東一帶雖然已經有根據地，但國民黨頑固派力量密集，摩擦不斷，貿然擴展必然沖擊抗日統一戰線。而蘇北則完全淪陷于日軍之手，國民黨在那里的控制力遠不如在國統區腹地。

更重要的是，蘇北廣大民眾早已對國民黨軍閥韓德勤的消極抗戰頗有怨言。當地偽軍雖多，卻軍心渙散。中原局認為，如果新四軍在蘇北站穩腳跟，就有機會把敵后斗爭推向一個新階段。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贊同立刻把重心壓到蘇北。項英等領導人就認為，新四軍的長遠出路在皖浙贛山區一帶，或者繞向豫南、鄂北，利用大別山這種天然屏障，進行長期游擊戰。

在他們眼里，蘇北是大片平原加水網，沒有高山可依托，一旦日軍、偽軍和國民黨三方力量聯手圍剿，大兵團機動困難，風險極大。相比之下，大別山方向雖然離正面戰場近，卻更有可能形成持久的根據地。

中原局的考慮則更偏重政治與統戰層面。豫皖蘇邊和皖東地區是“面敵背頑”的態勢，向西推進遲早要與第一戰區程潛、第五戰區李宗仁發生沖突。那樣一來，不但會加劇與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矛盾，也容易被扣上“破壞統一戰線”的帽子。

既然如此，倒不如在蘇北打開局面。那里已經是日軍的“后方”，日本兵力相對薄弱，作戰對象以偽軍為主，而且國民黨韓德勤勢力不得人心，有利于我黨我軍立足和發展。這些理由，最后被中央所接受。

在這樣的背景下，陳毅、粟裕被點將，成為這項“蘇北方略”的主要執行人。兩人此前在江南、皖南積累了豐富的游擊作戰經驗，敢打硬仗，又善于做群眾工作，被寄予厚望。

1940年7月，新四軍一部按照部署越江北上，正式進入蘇北地區。誰也沒想到，這一步，最終改變了新四軍南北兩路的命運。

二、黃橋一役拉開新局

新四軍進駐蘇北后，很快發現這里的格局頗為微妙。一方面，這是日軍的占領區，敵軍據點林立；另一方面，國民黨韓德勤部名義上負責“抗戰”，實際上卻把主要精力用在防范、限制新四軍上。

韓德勤既是國民黨中央委員，又被任命為江蘇省主席、魯蘇戰區副司令，在南京方面有相當影響力。但在蘇北當地，他長期消極抗日，征糧苛刻，基層怨氣不小。這種局面，給新四軍既帶來空間，也帶來碰撞。

在中原局和“陳粟”的判斷中，如果想要在蘇北扎下根，不可能繞開韓德勤。什么時候動手、以什么方式動手，就成了必須認真權衡的難題。

有過一段頗為激烈的討論。擺在眼前的大致有三條路：向東進擊黃橋，向西扼守江都大橋，或者北上興化。哪一條都不輕松。

興化是韓德勤統治的心臟地帶，兵力集中，地盤穩固。如果新四軍主動打進去，很容易被國民黨宣傳成“內戰”“奪地盤”，與堅持“自衛原則”的方針不符。再加上當地百姓受韓部控制已久，一時半會兒難以扭轉局面。

江都大橋這一帶雖然是要沖，卻地盤狹窄、糧食供應緊張，一旦主力壓上去，很可能在補給上捉襟見肘。更麻煩的是，往外擴展勢必與李品仙、李宗仁的部隊接壤，破壞“聯李孤韓”的既定方針。

這么一圈分析下來，負面因素太多。興化放棄，江都大橋也不合適，能夠真正打開局面的，只剩下東進黃橋這條路。黃橋一帶地勢相對有利，便于集中兵力，打出一場像樣的殲滅戰。

在作出選擇的同時，中原局給“陳粟”下達了非常明確的政治要求：在蘇北要積極對日作戰，多打日偽，爭取輿論主動；對韓德勤不得輕易下手，“能不動，就別動韓德勤，除非他先動手。”

陳毅、粟裕心里很清楚，蘇北問題的關鍵終究離不開韓德勤。如果對方鐵了心要圍攻新四軍，那就不能退縮。但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卻要掌握好分寸。

經過再三權衡，“陳粟”商定的原則是：重點在于擊潰韓部的主力，而不是全殲對方。韓德勤本人如被擊斃或俘獲，表面上看是戰果，實際上會在政治上引發巨大震蕩，不利于蘇北長期斗爭。

按照原先設想，黃橋一戰打響后，八路軍和新四軍其他支隊應當給予配合。但戰場形勢瞬息萬變，機會稍縱即逝。中原局很快發出新指示：如有把握，蘇北部隊可獨立解決韓德勤部，不必機械等待援軍。

1940年10月，黃橋決戰爆發。新四軍在“陳粟”統一指揮下，多路出擊，集中優勢兵力，給韓德勤部以沉重打擊。經過幾晝夜激戰，黃橋一線敵軍陣腳大亂，主力被大部殲滅，蘇北戰局出現了明顯轉折。

戰勝之后，新四軍蘇北指揮部趁勢推進，先后拿下海安、東臺，與黃克誠率領的八路軍第五縱隊在敵后成功會師。原本星星點點的蘇北、淮南根據地，開始連成一片。

有意思的是，黃橋勝利并沒有立刻帶來徹底安穩。韓德勤殘部尚有兩萬余人，他本人在吃了大虧之后一直伺機報復。而南方的國民黨部隊，也在同時醞釀著一場更大的動作。

三、皖南事變與“魚與甕”的抉擇

黃橋之后不久，中央作出一個非常關鍵的判斷：蘇北根據地必須堅守。如果這個立足點丟掉，整個華中敵后斗爭都會陷入被動，淮北和皖東都要為保護蘇北做出讓步。

在這樣的部署下，中原局進駐蘇北地區，統一領導各路敵后武裝。陳毅被任命為蘇北地區八路軍和新四軍的總指揮，負責統籌整個戰場的行動。原本這個位置，是考慮過由葉挺擔任的，但由于“葉項”主力始終未能及時北上，只能暫時作罷。

陳毅對局勢有一條非常清晰的主線：真正牽動蘇北形勢的，仍然是韓德勤。只要這一股頑固力量不被削弱，蘇北的抗日根據地就難以獲得穩定的發展空間。

1940年11月，曹甸戰役打響。新四軍再度集中兵力，對韓德勤部實施有力突擊。戰斗持續數日，韓部傷亡慘重，約八千人被殲，蘇北頑軍的囂張氣焰被進一步壓制下去。

黃橋和曹甸兩次戰役接連發生，既讓蘇北局勢趨于穩定，也讓蔣介石重新審視華中新四軍的力量對比。就在皖南事變前，他對上官云相說出了那句后來廣為人知的話：“葉、項如甕中之鱉，手到擒來；而陳、粟如海濱之魚，稍縱即逝。”

這番話，并非一時興起的比喻，而是經過仔細盤算的結論。

在蔣介石眼中，“葉項”所率的新四軍主力長期駐扎皖南，名義上在國統區活動，實際上被中央軍、桂軍和地方武裝重重包圍。鐵路、公路、據點形成了一道道封鎖線，把這支部隊鎖在一個相對固定的區域里。

皖南山地雖多，便于游擊，卻也提供不了太大的回旋余地。內部調動尚可，一旦試圖突圍北上，就會立刻觸動國民黨多個戰區的神經。對南京來說，這樣一支部隊，既“看得見”“摸得著”，又難以擺脫包圍，自然像“甕中之鱉”。

蘇北戰場的情況則完全不同。“陳粟”率領的新四軍活動在日軍占領區，日軍的主力部署在華北和正面戰場，對蘇北后方投入有限。偽軍雖多，卻難以形成有力合圍。再加上蘇北水網縱橫，新四軍能夠依托運河、圩區迅速機動。

一旦情勢不利，就可以利用夜暗、河道、群眾掩護轉移陣地。“陳粟如魚，稍縱即逝”這句話，正是對這種機動能力的概括。國民黨如果在蘇北貿然發動大規模“圍剿”，不僅未必有勝算，還極可能在軍事上落空，在政治上背上“內戰”的罵名。

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因素。蘇北屬于日占區，在那里與新四軍大打出手，很難對外解釋。如果被輿論抓住把柄，說國民黨“不打日本人，只打抗日的”，對整個政權的形象都是沉重打擊。相比之下，在國統區腹地，以“整編”“調防”的名義對皖南新四軍下手，就顯得“理由充分”。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葉挺、項英領導的新四軍軍部及直屬部隊遭到突然襲擊，損失慘重。那一刻，很多人才真正意識到，蔣介石所謂“甕中之鱉”的說法，并不是夸張，而是預謀已久的軍事打算。

反過來看蘇北，“陳粟”一部在黃橋、曹甸接連獲勝，自身實力明顯增長，又與黃克誠部隊連成一片，形勢已經脫離了最危險的階段。要想在短時間內對蘇北新四軍實施類似皖南那樣的圍殲戰，難度遠遠超過對付“葉項”。

有位參與作戰籌劃的軍官據說曾低聲問過：“要不要趁機會，把蘇北那支也一并解決？”得到的回答只有簡短一句：“時機未至。”這句冷冰冰的答復，透露出的是精打細算后的顧慮。

一旦對蘇北動手，戰線勢必要壓到日軍后方，既要避開日軍反應，又要顧忌李宗仁等中間派的態度。若戰役失敗，蔣介石不僅得不到任何政治收益，還會在軍中威信受損。這種風險，在當時看來并不值得冒。

再從黨內視角看，皖南事變之后，新四軍的組織結構、指揮系統都發生了深刻變化，蘇北部隊承擔起更重要的戰略任務。如果“葉項”在更早的時間點北上，與“陳粟”會合，皖南那支部隊就不會長期孤軍深入國統區腹地，局勢未必會被推向極端。

當然，歷史沒有“如果”。從1938年的延安決策，到1939年的中原局華中行動，再到1940年蘇北黃橋、曹甸兩戰，以及1941年皖南事變和蔣介石那句“魚與甕”的評語，一條清晰的脈絡越來越明顯：地理環境、敵我態勢、統戰關系、部隊風格，這些因素層層疊加，最終決定了誰是“甕中之鱉”，誰又成了“海濱之魚”。

蘇北與皖南這兩塊土地，在同一段歲月里，承受了截然不同的命運，也由此刻下了各自難以磨滅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