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與瞿秋白的特殊情誼

盡管人生經歷不同，但在革命生涯中，陳云和瞿秋白之間發生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二人也結下了一份特殊的情誼。

▲《陳云到北川公寓魯迅寓所接瞿秋白夫婦轉移》吳婕/油畫 上海魯迅紀念館藏

特殊會見，秘密轉移瞿秋白夫婦

20世紀30年代初，國民黨反動派對中共采取殘酷的“屠殺”政策，上海籠罩在白色恐怖中。1932年，國民黨利用顧順章、向忠發等叛變后提供的線索，進一步加強對中共地下組織的破壞。5月，國民黨中統特務總部派馬紹武到上海，籌建上海行動區。11月，以偵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機關為行動目標，建立了國民黨中統局上海行動區總部，使黨的組織和工作受到極大破壞、人員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在敵情嚴峻的形勢下，臨時中央在上海的行動日趨艱難，一些黨的重要領導人被陸續轉移出上海。瞿秋白作為中共主要領導人之一，一直受到國民黨特務的追蹤，卻因病重而不能遠離上海，只能暫時被中央特科安置在上海北四川路魯迅先生的家中隱蔽下來，“在嚴重的白色恐怖的威脅下，在地下的流浪生活中”，他“把自己的心血放在新文學中去”，與魯迅并肩戰斗，在上海從事革命文藝事業。雖然魯迅這時也受國民黨特務監視，但還是盡力保護瞿秋白夫婦。

隨著國民黨特務活動的日益猖獗，為了保護瞿秋白和魯迅兩人的安全，中央特科最終決定把瞿秋白轉移到其他地方。12月下旬，時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的陳云就接到中共臨時中央的一項重要任務：秘密到魯迅先生的寓所，去幫助瞿秋白及其夫人楊之華轉移。

12月23日深夜11時左右，陳云在夜色掩護下乘坐一輛黃包車，駛向北四川路。他倚在車里，將銅盆帽壓低到眉檐，身上裹著一件舊西裝大衣，領子翻起掩住雙頰。車近路邊，便悄聲停下。陳云警惕地向四周張望，見無人盯梢，便迅速沿街走進一座三層樓的住宅。門口亮著兩盞燈，掛著一個拍打塵土用的甩子。他依照中央特科預先告知的這個記號，準確找到了魯迅家。輕輕連叩兩下房門，里面走出一位年過三十的婦女。陳云謹慎地問道：“周先生在家嗎？我是何先生的朋友，來見何先生。”那位裹著長披肩的女主人聽罷，很客氣地把他請了進去。

陳云一眼就看到了屋內身體有些虛弱的瞿秋白，剩下二位，便是魯迅和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看著旁邊已備好的兩個小包袱，陳云有些好奇：“還有東西嗎？為什么連提箱也沒有？”瞿秋白微微一笑：“我的一生財產盡在于此了。”幾本書、一些文稿、幾件衣裳，便是他的全部行裝和財產，陳云甚感欽佩。

▲瞿秋白與楊之華

趁著女主人許廣平下樓叫黃包車的機會，瞿秋白把陳云與魯迅兩人介紹給對方認識。陳云向來仰慕魯迅大名，可惜始終緣慳一面。看到魯迅，他上前連聲說道“久仰得很”，表達著自己的尊敬。魯迅先生穿著一件舊的灰布棉袍，莊重而略帶憂愁的面容，顯示出對瞿秋白夫婦和陳云安危的擔心。他關切地問道：“深晚，路上方便嗎？”陳云連聲安慰：“不妨事的。”

不一會兒，車子已到門口。臨別時，瞿秋白突然回頭向魯迅囑咐道：“我要的那兩本書，請你以后就交給某人帶給我，或者再請陳云同志來這里拿一下。”三人離開后，陳云將瞿秋白夫婦安全護送到地下黨一處秘密機關，方才放心地返回自己的住處，而此時已是黎明時分。1936年，陳云以《一個深晚》為題，專門撰寫了一篇回憶文章，在文中，他詳細描述了此次轉移瞿秋白夫婦的經過。

陳云本來準備再到魯迅家去幫瞿秋白拿那幾本書，但那時在上海的團中央機關遭到比較大的破壞，直接威脅到主管群眾工作的陳云的安全，他的處境越來越危險了。曾受陳云領導的楊尚昆便設法通知他迅速轉移。這時，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全總黨團成員盧福坦被捕叛變，其他成員在上海也難以立足，經共產國際同意，陳云等人隨同臨時中央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后來，瞿秋白也于1934年2月從上海來到了瑞金，因此，二人常有往來。在交往過程中，瞿秋白還曾向陳云講述了自己在蘇聯時的生活情況。1956年，陳云在講到中國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區別時說：“瞿秋白同志親自告訴我，在蘇聯他要買五個扣子，還要打報告到扣子生產委員會，領了一年才領下來。”從聊天細節，足見二人間的交往與情誼。

三次發聲，維護瞿秋白的革命形象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長汀被國民黨逮捕，敵人雖采取各種手段對瞿秋白進行利誘勸降，但絲毫沒有作用。6月18日臨刑前，他眼神堅毅，坦然走向刑場。瞿秋白犧牲后，國民黨編造了損害其形象的各種謠言，中國共產黨通過多樣的紀念活動予以澄清。

對于瞿秋白的犧牲，陳云深表痛惜。1935年，瞿秋白就義后，其夫人楊之華被安排去蘇聯，此時的陳云也正受命悄然離開長征隊伍，赴蘇聯以重新搭建中共與共產國際的聯系。9月，陳云和楊之華等人在宋慶齡的幫助下，一同秘密乘坐一艘蘇聯貨輪抵達莫斯科。

第一次，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陳云作了《關于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報告中，他深刻分析了長征中犯的錯誤時，尖銳地指出：我們黨在長征中是犯了一些錯誤的。其中一點與干部政策有關。“當我們離開江西時，帶走了我們主要的軍事干部、軍事學校的所有學員等等，但卻把我們黨主要的寶貴干部——那些在民政機關中工作的干部留在了那里。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本該撤離，而且也是可以撤離的。當時是可以找到人代替他們的。瞿秋白同志和楚蘇希同志等本應同紅軍一起走。可他們卻留在了當地，后來被捕遇害了。這對我們黨來說是個巨大的損失。”這是陳云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以黨的巨大損失來表達對瞿秋白同志犧牲的惋惜之情。

第二次，紅軍長征結束后，1936年6月20日，時值瞿秋白同志殉難一周年，中國共產黨在自己的機關報《救國時報》上，專門為紀念瞿秋白殉難一周年出版了專版專欄。當時莫斯科的一家出版社也編印了紀念瞿秋白的書刊，而此時仍在蘇聯的陳云撰寫了悼念瞿秋白的文章，被收錄在書中。該書的“引言”以“最好領導者”和“最優秀的領袖”來高度評價瞿秋白這位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認為：“不僅中國共產黨員，而且全中國人民都必然要紀念這位優秀的領袖。”在文中，陳云等人號召大家繼承瞿秋白的革命遺志，壯大自身力量來實現抗日救國的目標。

第三次，1937年，陳云從蘇聯輾轉回到延安，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半年后，也就是1938年6月，恰逢瞿秋白犧牲三周年。陳云在瞿秋白紀念大會上作了深刻發言。他首先全面介紹了瞿秋白生平事跡，再次維護了瞿秋白的革命形象，彰顯其革命功績。隨后，指出：自從黨成立以來，尤其是近十年來，中共黨員的損失是極大的。“秋白同志的犧牲是中共極大的損失，中國人民的損失！”我們應該沉痛悼念他。最后，陳云進一步號召大家學習瞿秋白“為共產主義奮斗到底”的革命精神和“堅定的階級立場”，繼續他未竟的事業！

力主平反，兩份報告恢復瞿秋白政治名譽

1935年被捕后，瞿秋白曾對勸降者說：“人愛自己的歷史，比鳥愛自己的翅膀更厲害，請勿撕破我的歷史。”“文化大革命”中，瞿秋白卻被誣為“叛徒”。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以后，黨內外廣大群眾強烈要求糾正“文革”的錯誤，平反冤假錯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云率先提出必須堅持“有錯必糾”的方針。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陳云擔任中紀委第一書記，直接提議并復查了許多黨的重要領導人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的冤案，并為之平反昭雪，瞿秋白便是其中之一。

講到瞿秋白的冤案，最為關鍵的就是1935年他犧牲前撰寫的那篇《多余的話》。事實上，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已對瞿秋白在黨內的地位和作出的歷史貢獻給出了定論，對他人生最后時刻所表現出來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給予了高度肯定。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等人卻以瞿秋白在獄中所寫《多余的話》為依據，給他強加上了所謂“自首叛變”的各種罪名。

對于瞿秋白問題，陳云明確要求，在中央紀委書記辦公會議上“實事求是地予以研究”。1979年3月6日，一位外國朋友問陳云：“現在對瞿秋白的問題怎么看？”陳云明確表態：“許多人提出這個問題。他無非就是寫了個《多余的話》……中央已交代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研究他的問題。”5月，根據陳云的指示，中紀委成立瞿秋白復查組，全面調查他被害的前前后后。鄧小平也明確贊同陳云徹底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為黨內同志恢復政治名譽的做法。1980年2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指示：講瞿秋白同志是叛徒就講不過去，非改正不可。

陳云領導中央紀委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于1980年9月15日向中央書記處寫了一份關于瞿秋白被捕問題的復查報告。報告認為：《多余的話》“一沒有出賣黨和同志；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四沒有向敵人求饒、乞求不死的任何內容。《多余的話》里，雖然也有些消沉的語言，但是，客觀地、全面地加以分析，決不能認為是叛變投降的自首書。”中央紀委的報告最后指出：“復查的結果確鑿表明：瞿秋白同志被國民黨逮捕后，堅持了黨的立場，保持了革命節操，顯示了視死如歸、從容就義的英勇氣概。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對瞿秋白同志所作的歷史評價，是正確的。”10月1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了中央紀委的這個復查報告，并批轉全黨，為瞿秋白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開，中紀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報告中指出：“對所謂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國民黨逮捕后‘自首叛變’問題，重新做了調查。瞿秋白同志是我們黨早期著名的領導人之一，黨內外都很關心他的問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講過對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實調查，證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堅持不屈不撓的斗爭，因而遭受敵人殺害。”

上述兩個報告的結論，終結了瞿秋白的冤案。

【文字來源：《世紀風采》2025年第6期，有刪節】

統籌：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