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劉人壽恢復名譽后，不久接到陳云來信：請你們夫婦到北京一趟

1948年11月，淮海戰役前夕的徐州氣溫驟降，夜里風聲呼嘯。劉人壽在一盞昏暗馬燈下整理剛剛譯好的敵軍電報，他抬頭對身旁的報務員低聲叮囑：“這份圖紙必須今晚發走，耽誤一分鐘都可能出人命。”說完，他把薄薄幾頁放進特制的防潮袋，交給騎單車的交通員。數千公里之外，延安留守處收到密電，隨即呈送中央前線指揮。沒有人料到，這封電報后來會被展在西柏坡陳列館，被寫進人民解放軍的作戰史。

從這段暗夜的電碼敲擊聲，轉到十多年后的清晨牢房，人生似乎翻了個面：1955年4月，“潘漢年案”牽動全國，劉人壽在上海被隔離審查。被帶走那天，他剛剛簽完市府一份關于工商界人士座談的會議紀要。鉛字還未干，他已置身功德林高墻，兩只探照燈在頭頂來回掃射。有人勸他“配合一點，多寫材料”。劉人壽卻擰著脖子反問：“要我憑空揣測老首長的‘問題’，我編不出來。”話音未落，審訊筆錄里便添上一句“態度頑固”。

案卷流轉十年，1965年冬，北京西北的樹枝上落滿凍雪，法院宣判：“追隨內奸潘漢年，為其提供便利，判刑十二年。”那一刻，他想起延安窯洞里潘漢年教自己使用密碼本時說的那句：“諜戰不是戲，出錯就掉腦袋。”如今判詞落地，腦袋雖在，名譽卻灰飛煙滅。精神重壓之下，他夜里常聽見密碼機的急促滴答，好幾次甚至抓起木碗往墻上猛砸，驚動同室囚友。

1975年秋，案卷再度翻頁。勞改歲月磨平了棱角，他被告知“刑滿釋放，定點勞動”。分配到上海縫紉機二廠那天，車間里蒸汽彌漫，他舉起銹蝕的扳手，手指卻在顫抖，旁邊工友悄聲說：“老劉，你干情報出生入死，如今擰螺絲可惜啦。”他只笑笑，沒接話。

轉機來自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陳云在會上點出：“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必須徹底搞清。”這句話像北風里的一把火，點燃許多蒙冤者的希望。同年冬，劉人壽拿起筆，一口氣寫下十二萬字申訴材料，紙張摞在飯桌足足一尺厚。廠里不敢代送，他咬牙刪減到三萬字，讓妻子黃景荷帶著上京。火車走到蚌埠段時，車窗冰霜結成花，她雙手捂著文件袋，怕擠、怕丟，更怕再次石沉大海。

材料遞上去不到兩周，陳云批示胡耀邦、羅青長：“劉人壽案即辦。”復查組進駐上海，逐條翻檔。舊卷里被塵封多年的徐州布防圖、香港電臺聯絡碼本、袁殊來往手跡，像一顆顆鐵釘，把謠言釘碎。1979年2月，中央下文：劉人壽同志歷史清白，立即恢復名譽、職務、黨籍。公示貼出那天，他正輸液治療肺病，護士替他讀公告，他眨眨干澀的眼，喃喃一句：“拖了二十四年，總算說清了。”

不到三個月，陳云親筆寫信飛往上海。信中言簡意賅：“請你們夫婦到北京一趟，就潘漢年案補充情況。”落款日期清晰——1979年5月18日。劉人壽摸著信封，感覺紙張微微發熱。六天后，他們登上開往北京的T2次列車，車廂里塞滿南來北往的旅客，黃景荷為丈夫掖好薄毯，小聲勸：“身子要緊，別上火。”他靠在車窗，目光卻越過飛馳的田野，仿佛又回到當年滬上弄堂的暗門。

抵京第二天，相關部門在東長安街一處會客室聽取口述。陳云沒來，但他的助手帶來囑托：“事實搞實，政策搞清，亡者要昭雪，生者要安頓。”劉人壽把多年前的作戰日記、暗號本、情報收發表一件件攤在桌上，講到激動處大口咳嗽，手掌仍緊扣舊密碼本。下午五點，記錄員合上筆記，輕聲說：“材料很硬，您放心。”

接下來的三年，數十位知情者陸續進京提供線索，案情輪廓日漸清晰：潘漢年在滬港之間往來，依托袁殊、劉人壽等人組網，1941年至1949年間傳回情報兩千余份，其中針對淮海、渡江行動的敵情尤為重要。種種“潛伏日偽”“與敵合作”的指控，經對照原始檔案，逐一被推翻。1982年8月23日，中央正式文件宣告潘漢年同志無罪。消息傳出那天，劉人壽在北京小旅館的木床上坐了一夜，窗外天光發白，他對妻子低聲說：“欠他的，一點點還完了。”

1983年4月，劉人壽與于伶、廖承志等人趕赴長沙金盆嶺，將潘漢年夫婦骨灰護送回京。北京站貴賓室里，黨旗覆蓋骨灰盒，列車汽笛短促而重。蓋旗儀式結束，廖承志握著劉人壽的手，語速很慢：“多虧老同志堅持，真不容易。”劉人壽沒回答，只長出口氣。幾小時后，骨灰盒安放八寶山，碑石落成，他站在松柏間，腦海卻閃過那段敲密碼的夜，仿佛代碼再次躍動。

尾聲并不輝煌。離休后的劉人壽身體每況愈下，偶爾到省委統戰部擔任顧問，雜事繁多。朋友勸他寫回憶錄，他總擺手：“檔案說話，比我寫得公正。”2009年盛夏，他在醫院病房安靜離世，終年八十九歲。床頭抽屜里仍放著那封陳云來信，字跡因歲月略顯泛黃，但“請你們夫婦到北京一趟”那十個字依舊清晰，像一盞燈，照見了隱而不彰的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