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冬天的那個黃昏,上海靜安寺后面一條黑燈瞎火的小弄堂里,發生了一件怪事。
一個金發碧眼、像熊一樣的“蘇聯人”發瘋似的沖出來,直接把一個賣赤豆粥的攤子給撞翻了。
就在賣粥大爺剛想罵娘的時候,這個洋鬼子回頭喊了一嗓子,這一喊不要緊,大爺手里的勺子差點嚇掉了——那不是俄語,也不是英語,而是一句字正腔圓、帶著濃重本地口音的上海話:“對不起,老伯伯!”
這一嗓子,直接把這起看似普通的詐騙案,喊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特級懸疑大片。
這事兒說起來,還得從那個倒霉透頂的資本家段高飛說起。
那時候的上海灘,局勢很微妙。
舊社會的余溫還沒散,新社會的規矩已經立起來了。
段高飛這種手里攥著大把鈔票的前朝遺老,日子過得那是相當憋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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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家里那攤子爛事,讓他徹底破防了。
因為房子。
段高飛那個去世弟弟的老婆唐莉嬋,也不知道從來哪兒搞來一張新房產證,要把作為“長房長孫”的大哥段高飛趕到后院去住。
段高飛當時就樂了,心想我手里拿著1945年的地契,白紙黑字寫著長子繼承,你去哪告都沒戲。
但他忘了,世道早就變了。
段高飛跑斷了腿去找房管局,結果人家工作人員拿出一張紙,他就徹底沒電了。
那是一張唐莉嬋單位——一家公立醫院開的證明。
在五十年代初,公家單位蓋了章,那就是組織背書,比什么舊社會的契約都好使。
房管局二話不說,照章辦事,把房子判給了“烈屬待遇”的弟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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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是錢能通神,現在是公章定生死,這種落差能把人逼瘋。
段高飛這種老江湖,一旦急眼了,就開始動歪腦筋。
既然正規渠道走不通,那就找“路子”。
就在他像個無頭蒼蠅亂撞的時候,瓦洛嘉出現了。
這人簡直就是給段高飛這種“冤大頭”量身定做的。
首先,他是蘇聯人。
在那個“蘇聯老大哥”的蜜月期,這張臉就是全中國最好用的通行證,走到哪兒都是座上賓。
這哥們兒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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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絕的是瓦洛嘉的手段。
要是上來就要錢,段高飛這種生意人肯定警惕。
但人家不,人家玩的是“欲擒故縱”。
瓦洛嘉跟段高飛喝著茅臺,云淡風輕地說:“我不缺錢,我就是看那個女人欺負你不順眼。
過兩個月北京有國宴,我能見到大首長,到時候我順手把你的材料遞上去,說是我中國朋友的事,這事兒不就結了?”
段高飛一聽,哎呦喂,這是遇到活菩薩了啊!
越是這種不談錢的高人,你越得用錢去砸,這就是那個年代有錢人的賭徒心理。
于是,段高飛家里的好東西開始像流水一樣往外搬。
整箱的茅臺、長白山的老山參、上好的珍珠粉,只要瓦洛嘉眼神在那兒停留超過三秒,段高飛立馬打包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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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為了方便這位“貴人”辦事,段高飛甚至把那棟爭議洋房后院的鑰匙都交給了瓦洛嘉,讓他舒舒服服住了進去。
就在案發前兩周,段高飛為了表忠心,把壓箱底的一件寶貝拿出來了——一只戰國時期的玉盤。
后來公安局找專家鑒定,這玩意兒那時候的估價就超過了一萬塊人民幣。
這是什么概念?
那時候大米才一毛多錢一斤,普通工人一個月工資也就幾十塊。
這一萬塊,能在上海灘買下半條街的鋪面。
可段高飛做夢也想不到,他當祖宗供著的這位“通天大神”,其實早就上了公安局的黑名單。
負責這案子的是市公安局專案組組長谷鑫基。
這會兒谷組長正頭疼呢,因為抓捕行動搞砸了,而且砸得挺窩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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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大批警察已經把靜安寺的那棟洋房圍了個鐵桶一般。
按照情報,瓦洛嘉就在二樓睡覺,這本來是個甕中捉鱉的局。
誰知道,這蘇聯人身手好得離譜,簡直就是個練家子。
他沒走樓梯,而是順著窗外的落水管,像猴子一樣滑了下來,然后輕飄飄地翻過了兩米高的花園圍墻。
整個過程一點聲音沒有,連在廚房收拾衛生的劉老太都沒發覺。
唯一看見個影子的,是段家正在寫作業的12歲小姑娘段小玲,嚇得孩子關上門就喊外婆,等大人反應過來,人早沒影了。
因為這事兒,谷鑫基被大名鼎鼎的公安局長黃赤波叫去辦公室,劈頭蓋臉一頓訓:“如果再前院哪怕安排一個崗哨,這人能跑了嗎?
這是嚴重失職!”
領導罵歸罵,但也給指了條路:亡羊補牢,順藤摸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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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洛嘉逃跑的路線選得太刁鉆了。
那是條死胡同,也沒公交車,出去只有一條路通向南京西路。
那個年代也沒個監控探頭,大晚上的街上連個鬼影子都沒有。
線索看似斷了,但專案組那股子韌勁上來了。
既然沒監控,那就用最笨的辦法——人肉走訪。
把那天晚上那個時間點,出現在那條路附近的所有人都篩一遍。
奇跡還真就出現在第二天。
那個差點被撞翻的赤豆粥攤主,給出了最關鍵的一塊拼圖。
“是個洋人,金頭發,個子老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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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爺回憶的時候還心有余悸,“跑得飛快,跟野牛一樣。
差點把我的攤子掀了。
我剛想罵他,結果伊回過頭來,用上海話喊了一句‘對不起,老伯伯’。”
這句話一出來,在場的警察全愣住了。
這信息量太大了。
一個蘇聯專家,漢語流利也就罷了,那是能學的。
但是,在極度慌亂逃命的情況下,下意識飚出來的竟然是帶弄堂口音的上海土話?
這說明什么?
這意味著,這個“瓦洛嘉”在這個城市扎根的深度,遠超所有人的想象,甚至可能就是個披著洋皮的“老克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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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著這個洋人逃跑的方向,警方在那時候全上海僅有的185輛出租車里,大海撈針般地排查。
終于,找到了那個叫戴師傅的司機。
戴師傅一聽警察描述體貌特征,大腿一拍:“有!
有這個人!
那天晚上就在南京西路上的車。”
戴師傅的回憶更是印證了警方的猜想。
這人一上車,那是相當熟練,直接用上海話吩咐:“去外灘,開快點!”
一路上對抄近道門兒清,比老司機還老司機。
車子一路狂飆,最終駛過了外白渡橋,在橋對面停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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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白渡橋對面,那是虹口。
熟悉上海歷史的朋友都知道,虹口那地方在舊社會就是個大雜燴。
那是公共租界和日租界的混合區,是全上海洋人混居最雜、三教九流藏污納垢最深的地方。
那里就像一個巨大的迷宮,瓦洛嘉往那一鉆,就像一滴水匯進了大海,想撈出來難如登天。
線索再次中斷了。
但所有的疑點也都指向了同一個方向。
這個拿著戰國玉盤、操著一口地道上海話、身手矯健的“蘇聯幽靈”,到底藏在虹口的哪個犄角旮旯?
他那身足以亂真的偽裝術,究竟是在哪學的?
最重要的是,一個真正的蘇聯人,怎么可能連罵娘道歉都用上海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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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谷鑫基看著虹口的地圖,心里其實已經隱隱約約有了個大膽的猜測。
這根本不是什么簡單的詐騙犯,這背后的水,深著呢。
但他這會兒肯定沒想到,真相揭開的那一刻,會如此荒誕。
1953年的這個冬天,對于段高飛來說是破財,對于谷鑫基來說是破案,而對于那個消失在虹口夜色中的“瓦洛嘉”來說,游戲才剛剛開始。
他不知道的是,一張針對全上海“無戶籍洋人”的大網,正在悄悄張開。
參考資料:
上海市公安局史志編纂委員會,《上海公安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
東方衛視檔案欄目組,《中國警察檔案》,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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