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將杜聿明的兒子們：在臺灣的兒子一輩子窮困潦倒，沒有娶妻

1949年1月，淮海戰役結束，徐州戰場一片沉寂。

杜聿明敗了。曾經的“剿總”副司令，如今成了解放軍的俘虜。

蔣介石原本希望他能守住陣地，實在不行，也要“殉國以謝”。杜聿明聽進去了，真想一死了斷。

可手槍被副官搶走，只能投降。

他活了下來，但去往臺灣的家人，卻遠沒那么幸運。

杜聿明的夫人，更是對蔣家政權恨之入骨。

蔣介石用人，有一個出了名的怪癖：越信任的人，他越提防；越依賴的人，他越要控制。

他嘴上說得熱情，說你是“最看重的人”“最值得信賴的人”，可下一秒，后腳就盯上你老婆孩子。

老蔣習慣用一種“師生情”“知遇恩”的面具接近你，讓人誤以為他掏心掏肺，全憑你一人獨當大任。

可到了關鍵時刻，他一定不放心地在背后加一把鎖。

杜聿明，就是這套“馭人術”的典型受害者。

1948年秋，淮海戰役前夕，國民黨戰局已岌岌可危。蔣介石此時信不過黃百韜，也不敢太信李延年，最后把指揮大權交到了他最看重的“學生”杜聿明手上。

在動身前，蔣介石把話說得擲地有聲：“這仗打好了，師生共榮；打不好，我脫軍裝，你放下槍。”說完還重重拍了拍杜的肩膀，一副生死與共的樣子。

杜聿明是軍人出身，血性十足，又一向敬重蔣介石。當場表態：“愿與陣地共存亡，誓死一戰。”

但就在他剛出門沒多久，蔣介石立刻給杜的妻子曹秀清下了命令。

當時曹秀清正帶著孩子、婆婆閑居上海，突然接到國民黨中央來信，說丈夫已經“陣亡”，讓她即刻收拾行李，搭乘“最后一班軍機”前往臺灣，并承諾全家生活費由政府承擔、孩子教育費用全部包辦。

這封信，可不是蔣介石真的大發慈悲，跑來關心你杜聿明的家屬，而是告訴你，你老婆孩子已經在我手上了。

杜聿明當然明白這層含義。

蔣介石這樣干，可是比破釜沉舟更狠。因為“破釜沉舟”不牽連家人，而蔣介石這是連退路都不給，一刀斷絕。

帶著這種心理負擔，杜聿明帶兵深入戰區。

1948年11月，黃百韜兵團被殲。幾天后，第十二兵團被合圍。徐州告急，戰線崩盤，整個華東戰場危如累卵。

毛主席親自致信杜聿明，勸其棄暗投明。但杜心存舊恩，一口回絕。

到了1949年1月，杜所率部隊全線崩潰。他本人被俘。那一刻，他并非不想以死殉國。

杜一度試圖飲彈自盡，還是副官眼疾手快，把他手槍奪了下來，這才沒有變成一具尸體。

但他成了活俘虜，沒有“壯烈殉國”，這下徹底斷了蔣介石最后一層幻想。

可更慘的，是他在臺灣的家屬。

蔣介石并沒有任何打算兌現早先承諾的生活保障。

一將功成，滿地哀鳴。

杜聿明已不知是死是活，今后生活再無依靠，沒有選擇的曹秀清只好帶著年邁的婆婆和五個年幼的孩子，踏上了前往臺灣的航班。

蔣介石說得天花亂墜：安排房產，保障生活，子女讀書不用操心，一切都會“由政府妥善處理”。

她信了。因為她的丈夫是杜聿明，是蔣介石親口稱贊過的“愛將”。她以為蔣氏至少會講點舊情。

可飛機落地那一刻起，所謂“保障”就已經結束了。

他們沒有房子住。臨時安置點簡陋不堪，孩子們擠在一起睡覺，大人夜夜難眠。

蔣介石說好的生活費，實際只發了少得可憐的“特別補助”，根本不夠維持七口之家的溫飽。

為了生計，曹秀清不得不收起“將軍夫人”的身份，走出家門打工。她先是在郵局謀得一份收發差事，每月收入微薄。

后來又換到一家工廠做工，每日辛苦勞作，汗流浹背。即便如此，孩子們的飯錢還是經常發愁。

長年營養不良，加上居住環境惡劣，婆婆在貧病中離世。

曹秀清試圖尋找幫助。她寫信、登門，去找宋美齡、張群等高層反映情況。

她請求國民黨兌現承諾，哪怕給孩子們一點點讀書的希望。可最終都石沉大海。

人微言輕，尤其是“戰敗之將”的家屬，更不在蔣介石“體系內”的施舍名單上。

真正壓垮曹秀清的，是兒子的死訊。

她的大兒子杜致仁當年遠赴美國留學，靠的是獎學金與打工雙重支撐。

白天上課，晚上做清潔工，節衣縮食，日子過得極其艱難。學費告急之際，他給母親寫信求助。

曹秀清心如刀絞，她不是不想幫，但她自己在臺北都快揭不開鍋。情急之下，她向蔣介石遞交請愿書，懇請支援。

或許是礙于面子，蔣介石最終“特批”了一筆援助——1000美元，而且要分兩年撥付。而當時，美國一年大學學費就要3000美元起步。

這哪里是救命的錢，是赤裸裸的侮辱。

他吞下整瓶安眠藥，結束了年輕的生命。

消息傳回臺北，曹秀清痛不欲生，久久不能接受。

唯一帶來一絲轉機的，是大女兒杜致禮。

她早年留學美國，后來嫁給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1957年，楊振寧因“弱相理論”獲諾貝爾獎，成為華人世界的驕傲。

也就是在那一年，蔣介石對杜家忽然“重視”起來。

1958年，宋美齡親自接見曹秀清，說：“恭喜你女婿得了諾貝爾獎，你應該去看看他們。”

曹秀清只輕輕回了一句：“我是很想見他們的。”

宋美齡點頭，又問：“你打算怎么對楊博士說呢？”

曹秀清答得很坦白：“我不知道。”

宋美齡當即暗示，她此行有“使命”：去美國，請楊振寧回臺灣。

曹秀清開始準備出境手續。她提出想帶一個兒子同行，立刻遭拒。

她還被要求找兩名“地位高于杜聿明”的人士擔保才可放行。

她知道這話的分量。可她只想出國看女兒，就算這是圈套也認了。

手續終于辦好，她搭上了飛往美國的飛機。

結果剛落地不久，她第一件事，就是退掉了回程票。

她顯然無意遵守六個月返臺的秘密協定，她似乎不想再回來了!

后來曹秀清抵美不過一年多，忽然聽聞丈夫杜聿明已被特赦出獄。

她喜極而泣，卻也陷入更深的掙扎。十五年未見的丈夫還在大陸，四個孩子卻都在臺灣。

她不知道自己該回哪邊——哪邊是家，哪邊才是歸處？

她曾跑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想讓他們幫忙代購一張返臺的機票，想回臺灣看看孩子。

結果，負責接待的人連她都沒抬眼看一眼，冷冰冰地說：“我們不相信杜將軍的夫人沒錢買飛機票。”這一句話，把她的尊嚴徹底踩進了泥里。

昔日高官的夫人，如今連基本信任都得不到。

蔣家政權，早就將杜家人當作棄子。

在美國，她的心早已千瘡百孔。她反復踱步，夜不能寐，一邊是丈夫的呼喚，一邊是兒女的前途。

直到1963年，她終于下定決心，踏上歸途，回到了大陸，回到了那個日夜思念的男人身邊。杜聿明蒼老了許多，她也白了頭。兩人重逢，淚水止不住地落下。

誰都不曾想到，這一別竟是十五年。

可杜家其他人，并沒有這么幸運。

她走后，留下的四個孩子，在臺灣的處境越發尷尬。

他們成了事實上的“人質”，行蹤受限，身份受控，就連最基本的生活都步履維艱。

最受打擊的是那對雙胞胎兒子：杜致勇與杜致嚴。

哥哥讀書、找工作處處被卡；弟弟甚至直接被迫輟學，去做計程車司機糊口。

杜致勇學歷不錯，想干本行，卻被國民黨打壓，最后只能在臺中一家保齡球館給球鉆孔。一個黃埔將軍的兒子，竟落得如此光景。

他們不是沒試過找關系。黃埔一期的老同學黃杰當時正春風得意，可他對杜家的苦況避而不談，一句幫忙的話都沒說。

老同學之間的情義，在杜聿明被俘的那一刻早就蕩然無存了。

杜家的兩個女兒杜致義、杜致廉，境況也沒好到哪里去。她們先后嫁人，可連自己子女申請出境都遭遇層層刁難。

1981年，杜聿明病逝。

這時，國民黨突然“良心發現”，覺得曹秀清年事已高，又在大陸孤苦伶仃，不如“做點工作”，搞搞統戰。

于是，一紙通行證批下來，讓杜家的三個孩子飛往香港探親，目的是軟化老太太，爭取她“回臺省親”。

1982年，八十歲的曹秀清如約到了香港。

她見到了闊別二十多年的兒女。她抱著他們痛哭，可面對蔣家政權伸出的“橄欖枝”，她沒有松口，堅決不提“回臺”二字

1983年，她再次赴港。子女們滿懷希望，盼她這次松動，結果她依舊沒有去臺灣的打算。

1984年，她第三次赴港。這一次，她還沒來得及見上兒女最后一面，就病逝了。

而國民黨精心設計的“統戰計劃”，也隨之化為泡影。

這位白發老婦，一生顛沛流離，三次赴港都不肯回臺。

她再也不愿踏進那個背叛了丈夫、逼死了兒子、拆散了家庭的地方。

她恨透了蔣家天下，她再也不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