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遺“雙創”賦能鄉村振興的理路分析

非遺作為漫長歷史進程中創造并積淀下來的寶貴財富，既是中華文明綿延傳承的生動見證，亦是中華民族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重要文明資源。二者在所處時代背景、內在作用規律及未來發展目標等方面都存在耦合性、互補性與互促性。因此，當下亟須在尊重鄉土地域特性及文化集體性格的基礎上，探尋適應非遺“雙創”的邏輯理路，并以高效產能為杠桿、以文化傳播優勢為抓手，進一步深化非遺在我國鄉村振興戰略中全面賦能的具體要求與實踐路徑。

政策背景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即“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黨的二十大報告著重指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并進一步強調“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弘揚革命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非遺作為人類在漫長歷史進程中創造并持續積累的寶貴財富，生動見證著華夏文明的綿延賡續，是我國各地區各民族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重要文化資源。特別是隨著社會各界對體現中華傳統文化精髓——非遺的當代價值“再認知”，非遺保護、傳承與發展的未來方向更加明晰。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提出了諸多卓有成效的意見與建議。其中，最具開創性與時效性的觀點之一便是在尊重非遺特征屬性與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堅持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2025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進一步明確了“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將鄉村振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科學保護與協同發展置于國家整體發展布局之中，不僅在具體實踐層面回應了鄉村振興戰略對產業興旺、文化繁榮的內在訴求，更在系統理念層面反映了二者在需求目標上的一致性、作用機理上的耦合性、發展邏輯上的互洽性以及實踐路徑上的互補性。因此，當下十分有必要以現實問題為依據，以戰略目標為引領，以政策法規為主線，以多方協作模式為支撐，在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基礎上，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邏輯理路

隨著黨和國家對非遺與村落遺產價值認知的持續深化，各部門高度重視并實行了一系列保護舉措，圍繞傳統文化與鄉土文化保護的號角在全國同時吹響。我國已經建立起國家、省、市、縣四級非遺名錄體系，截至2024年1月，我國共有各級非遺代表性項目超10萬項，其中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1557項，它們大部分生發于鄉村、傳承于鄉村，與村落命運息息相關。然而，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外流導致農村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難以維系，繼而致使一些村落面臨“空心”與滅失困境。若不及時遏制，伴隨村落載體的消亡，非遺——這筆剛剛整理出來的國家文化財富中的許多項目，便會得而復失且結果不可逆轉。因此，當下亟須厘清非遺“雙創”賦能鄉村振興的邏輯理路，以此應對技術創新與文化本真的融合難題、人才短缺與專業培養的銜接障礙、過度產業化與保護傳承的藩籬壁壘等現實挑戰。

以非遺“創新性”驅動鄉村產業發展。文化與科技融合有利于推動文化創作生產流程變革，促進傳統文化業態的轉型升級。以新質生產力促進傳統文化資源轉化，將傳統審美理念與現代工藝技術融合，大力提升非遺“雙創”作品對當代消費群體的吸引力，在滿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同時培育文化發展新動能；將非遺元素與文化旅游、現代教育、活動賽事等領域融合，依托鄉村文化空間，盤活鄉村閑置資源，搭建文化消費新場景。

以非遺“地域性”構建鄉村和美生態。秉承先民村落選址、格局規劃、農耕技藝的經驗智慧，將其延續運用至當代鄉村環境治理中；保持地區特色材料與建筑工藝的使用，傳承地域典型建筑風格與鄉村聚落風貌，吸引更多人“發掘”鄉村資源的同時激發經濟潛能；根據傳統生態倫理觀念及人地共生理念，探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宜居宜業發展范式。

以非遺“活態性”涵養文明鄉風建設。挖掘傳統禮俗、節慶節日、教化儀式中的非遺元素，在移風易俗、守正創新的基礎上，重構符合時代需求的行為準則與倫理規范；弘揚傳統美德、培育文明家風，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家庭落地生根；增強民間傳統文化的時代適應性與社會感染力，營造傳統與現代有機融合的鄉風文明新環境。

以非遺“共享性”提升鄉村治理效能。提煉非遺“群體性”傳承中有價值的行為準則，構建適應鄉村互助機制與共享理念的當代組織規范；基于非遺“公共性”實踐的內在邏輯，筑牢鄉土社區信任基礎，穩固村落治理的社會情感紐帶；依托維系非遺傳承百年不息的行業禁忌、準則規范與共同體意識，賦能自治、法治、德治相協同的鄉村治理體系。

以非遺“內驅性”構建村落共富機制。通過非遺技藝革新與原材料升級，降低非遺產品成本，提升非遺“雙創”效能，在部分非遺從“傳承性”向“擴布性”的文化轉譯以及從“作品”向“產品”的身份轉型過程中，持續激發內生動力；將傳統口耳相傳式傳承與現代線上遠程教學相結合，開辟多種非遺知識獲取途徑，吸納多元文化資本投入；聯動非遺產業鏈與文化價值鏈，實現鄉村經濟結構優化與村落文脈賡續兩相融合的持久共富與全面振興。

現實路徑

當下，非遺被賦予了諸多具有時代特征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功能，正在從日益遠離社會生產生活的“歷史遺留物”轉向當代綜合性文化載體。其中，“人”是最為重要的因素，也是保證賦能機制運轉的媒介。廣義而言，他們既是承載者，又是賦能者；既是實施者，也是接受者。人所扮演的角色不僅是地域優秀文化的創造主體與實踐主體，也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制定主體與參與主體。因此，通過構建人才與文化、科技、產業協同發展的完整生態系統，大力推動非遺“雙創”的具體實踐，將為實現“留得住人，穩得住心，望得見鄉愁”的鄉村全面振興提供不竭動力。

首先，提升傳承人群傳承能力，探索多重保護渠道。一方面，建立起完善的社會制度保障。制定非遺“雙創”發展的細化政策與法規，無疑是激勵傳承人堅守文化傳承、保持創作活力的根本。這既包括對傳承技藝本身的關照，如能否清晰劃定堅守與變革之間的“紅線”；也包括對傳承倫理層面的考量，如能否公平裁決與處理知識產權糾紛與利益分配不均等問題；還包括對傳承群體相關制度的完善，如能否科學制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認定與分類管理機制，調整好制度的“硬”和情懷的“軟”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消費作為促進非遺傳承發展的合宜傳播機制，與傳承人群的收入水平與穩定程度具有直接關系，更是其是否自愿留鄉安心從事傳承與助力鄉村振興的決定性因素。一是可引導傳承群體堅持“高原”與“高峰”并重的創作慣習，由此既能創作出適合日常消費與大眾傳播的作品，也能創作出滿足文人收藏與展覽訴求的精品。傳承群體在保證日常收入“穩心”的同時，堅持對技藝的持續精進與探索。二是注重非遺原生檔案的建立。為使非遺未來發展有章可循，“雙創”不忘初心，須建立一套科學系統的檔案體系，在非遺發展過程中，隨時通過“本源檔案”回顧與檢驗其初衷、方向與尺度。三是在非遺生發的重要鄉村空間中，建立村史館、鄉土展館、工坊作坊等實體場所，以保留物質遺存。在盤活鄉村閑置空間的同時，將鄉村歷史與非遺展示、文化體驗、傳承傳習多維結合，為鄉村振興的階段性總結與全方位闡釋提供展示機遇。

其次，完善產業發展模式，打通多元需求路徑。一是通過業態融合與鏈條延伸，探索“非遺+鄉村IP”發展路徑。例如，建立“非遺+鄉村工坊”“非遺+鄉村旅游”“非遺+鄉村農業”等模式，在將文化資源轉化為經濟效益的同時，打造兼具辨識度和影響力的鄉村專屬IP。促進非遺與旅游、教育、設計等領域的跨界合作，拓展其應用場景和產業鏈條，使之成為新時代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二是通過品牌構建與價值提升，探索“鄉村IP+個人IP”聯動機制，依托創意設計提升產品價值，孵化出鄉村公共IP與個人專屬IP的聯名形式，形成發展合力，在提升鄉村IP公信力的同時，增加個人IP曝光度。三是鼓勵和支持有能力、有意愿的非遺代表性傳承人、企業和相關社會組織參與市場競爭和合作，厘清政企職責邊界，減少行政力量對文化市場的直接干預。

最后，科技賦能非遺消費，創新多維認知模式。一方面，積極探索現代科技融入非遺傳承的發展理路，推動技術創新和拓寬數字化應用途徑。加快構建非遺大數據體系，充分發揮人工智能、大數據以及智庫平臺等新型技術手段的重要作用，繁榮互聯網條件下的新大眾文藝形態。搭建專業技術人員與非遺代表性傳承人之間的溝通平臺，充分保障傳承人在科技與非遺融合過程中的話語權，使其意見和訴求得到充分表達與有效落地。另一方面，妥善處理科技賦能非遺出現的各類問題，保障非遺數字化有序推進。一是在科技賦能非遺時，確?！凹夹g因素”起“引擎”作用，“內容因素”起“意義”作用。二是積極彌合數字文化鴻溝，解決不同群體在獲取和使用數字技術方面存在時效、權限等方面差異的問題。三是加強非遺資源整合共享，促進非遺相關數據依法合規面向公眾開放。加強檔案和記錄成果的社會利用，以此提高非遺數字化項目的可見度和可及性。四是建立以知識產權保護非遺數字化資源的制度導向，鼓勵創作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文學藝術等領域的原創精品，形成公平、有序的行業氛圍。

非遺“雙創”賦能鄉村振興，本質上是一場以文化為根基、以人為核心、以產業為引擎的系統性工程。它成功地將地方性的文化資源轉化為促進社區發展和經濟繁榮的社會財富。當下人工智能、虛擬現實、云計算等新興技術正逐步滲透并重塑當代人的生活方式，因此需要進一步審視與反思數字化“技術宰制”與非遺“文化本位”之間的張力與沖突。綜合運用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地理標志等多種手段，在立法層面盡快明晰相關權利主體、廓清主體間利益邊界，建設非遺知識產權交易平臺，打造有法可依的制度環境。此外，還須檢驗并優化“資金”“科技”“人才”“模式”等關鍵要素的實踐創新反饋，共同推動非遺在新時代的繁榮發展，在煥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在生命力與當代創造力的同時，助力構建彰顯中國特色、凝練中國風格、鑄就中國氣派的中華文明精神標識體系，為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國際社會影響力貢獻力量。

（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教授、中國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蒲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