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反復橫跳，都是特朗普一個人的問題嗎？

特朗普只是以一種粗鄙的方式，將原本不應出現在臺面上的潛規則，明火執仗地大行其道。

撰文丨張明揚

近期的美國，在中美關系上的表現呈現出反復橫跳的姿態。

一方面，對華關稅壁壘依舊高筑，半導體等關鍵技術領域的“小院高墻”也未見拆除；另一方面，特朗普在多個公開場合釋放溫和信號，“我們和中國關系挺好的，我們要做生意”，“美中相處得非常好，與中國合作能讓美國更強大”。

在對華曖昧的同時，美國對傳統盟友的態度則更像是重拳出擊，貿易大棒持續施壓，歐盟、加拿大、印度、日本一個都沒有逃脫特朗普的“對等關稅”。

這一切的表現讓全球輿論感到困惑：美國到底想要什么？

面對這種荒誕的局面，外界很容易將其簡單歸結為特朗普個人的乖張行事風格，畢竟，唯利是圖、反復無常、難以預測，這些關鍵詞似乎是解釋這一切最便捷的答案。

然而，在特朗普個人性格以外，就沒有其他更長期更深入社會肌理的原因了嗎？

要真正解答這個疑問，歷史至少是一個重要維度，尤其是美國上一次經歷的大國競爭——美蘇冷戰。

對于美國而言，冷戰固然是一場所謂酣暢淋漓的勝利，但很可能也稱得上一段刻骨銘心的歷史創傷。

在冷戰中，美國第一次深刻體會到“過度擴張”與“盟友反噬”帶來的劇痛。

今天美國看似矛盾的種種行徑，一部分實則是其對冷戰這段“勝利與創傷并存”歷史的一種復雜回響與應激反應。

特朗普不僅僅是一個人，他還是一種價值觀，一種客觀反思與病態應激的社會集體心理。

01

勝利的幻影

1945年，二戰硝煙散盡，美國以一種近乎神跡的姿態登上了人類文明史的巔峰。

戰后初期，美國不僅占據了西方世界工業總產值的56%，更壟斷了世界75%的黃金儲備。美國一家的工業產值，就超過了整個西歐與日本總和的3倍以上。

可以說，美國憑借著這種前所未有的、甚至可能是后無來者的絕對優勢，自信滿滿地拉開了冷戰的序幕。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宮上空的鐮刀錘子旗緩緩降下，蘇聯正式解體。這一事件標志著冷戰的終結，美國在一夜之間成為了這個星球上唯一的超級大國。

此刻，蘇聯固然成為了無可爭議的大輸家，但美國呢？

1990年，美國經濟雖然仍是全球第一，但它在全球GDP中的份額已回落至26.3%，工業增加值在全球占比也降至25.6%。

最具象征意義的有兩組數據。

其一是西歐。1991年，歐共體（英法德意等12國）GDP總量達到6.8萬億美元，歷史性地超越了美國的6.6萬億美元，終結了美國自二戰以來在西方世界經濟總量上的絕對領先地位。

其二是日本。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不僅在汽車、半導體、電子等關鍵產業上全面挑戰美國，其經濟總量也迅速逼近美國。1987年，日本的人均GDP首次超過美國；1995年，日本的GDP空前絕后地達到了美國的71%，人均GDP更是高達4.42萬美元，是美國同期2.87萬美元的154%。

日本經濟的來勢洶洶，在美國國內也引發了關于“日本第一”的廣泛社會焦慮。

以下這個排名可能更直觀地凸顯了美國在冷戰中的“相對衰退”。

西方主要工業國GDP年均增速排名（1945-1990）

1.日本：6.74%

2.意大利：4.94%

3.西德：4.75%

4.法國：4.16%

5.加拿大：3.99%

6.美國：3.22%（倒數第二）

7.英國：2.50%（倒數第一）

（數據來源：安格斯·麥迪森研究數據，OECD數據庫）

尤其是日本，上世紀80年代時，當年全球輿論甚至認為日本可能會迅速超越美國，登頂全球第一。在汽車業，1980年，日本汽車產量達1104萬輛，首次超過美國的801萬輛，成為全球第一汽車生產國；到1986年，日本汽車在美國市場的份額已高達27.9%。

在半導體領域，日本企業的沖擊堪稱“珍珠港事件”的經濟翻版。1980年，美國半導體企業還占據全球55%的市場份額；但到了1990年，日本份額飆升至53%，反超美國，美國則降至37%。當時全球十大半導體企業中，日本占據了六席。

就此，我們會得出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在冷戰的經濟賬本上，蘇聯是毫無疑問的頭號輸家；而美國，更像是那個付出了巨大經濟代價的第二號輸家。

02

偷家的創傷

談及蘇聯解體，人們總會強調軍備競賽對其經濟的致命摧毀——冷戰后期蘇聯軍費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常年高達20%以上，片面發展軍事工業導致民用經濟徹底畸形，最終積重難返。

但歷史的另一面卻常被忽視：這場軍備競賽對美國經濟的拖累，同樣深刻到了骨髓里。美國冷戰史學者沃爾特·拉弗貝曾統計，冷戰期間美國國防開支累計高達7萬億美元（按2020年美元計價），占聯邦財政支出的40%；前總統尼克松更是直言這一數字可能突破10萬億美元。

冷戰期間，美國軍費占GDP的平均比例為8.1%，冷戰前期穩定在8%-10%，20世紀70年代末降至4.5%-5%，80年代里根政府時期又攀升至6.5%。

據美國經濟史學者默里·沃爾夫森測算，美國在冷戰中累計軍費開支占GDP的比例，甚至超過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總和。

很多人忽視了，這種“以軍為先”的資源分配，對美國經濟造成了多維度的實質性損害。從財政來看，巨額軍費迫使政府靠發行國債填補缺口，1980年美債規模僅1萬億美元，里根政府為對抗蘇聯，8年間將其激增至3萬億美元，為后續債務危機埋下隱患；從產業來看，1970-1990年，美國聯邦政府對民用制造業的研發投入年均增長僅1.2%，遠低于軍工研發的6.5%。

而另一方面，當美國長期將巨額資源投入非生產性的國防領域，日本、西德等盟友的國防開支則長期壓縮在GDP的1%左右，傾舉國之力發展經濟，可謂是享盡了和平紅利，從而在經濟增速上大幅超越了美國。

用中國互聯網的話語體系來說就是，當美國為了西方世界全力對抗蘇聯時，作為盟友的日本卻“利用”和平紅利險些“偷家”成功。

偷家就是一種背刺。

或者說，當時美國是兩線作戰：在軍事與政治上以攻勢對抗蘇聯，在經濟上以守勢應對日德的挑戰。

冷戰結束后，美國學界并沒有僅僅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也陷入了一場關于“美國究竟是贏家還是輸家”的深刻反思。

美國學者斯蒂芬·G·布魯克斯在研究中率先拋出尖銳質疑：美國的單極地位建立在“過度擴張”的脆弱基礎上。冷戰暴露了美國經濟結構的深層問題——為維持西方陣營團結，美國不僅承擔了絕大部分防務成本，還向盟友開放國內市場，最終培養出自己的經濟競爭對手。這種“成本—收益”的嚴重失衡，讓美國贏了軍事霸權，卻輸了經濟競爭力。

斯蒂芬·克拉斯納從“公共產品”視角剖析了這一教訓。他指出，美國在冷戰中提供了全球安全和開放貿易兩種核心“公共產品”，但缺乏機制讓盟友分擔成本，最終變成單方面負擔。

羅伯特·基歐漢與約瑟夫·奈則提出了“相對收益”理論：美國的失落源于過度關注“絕對勝利”（打敗蘇聯），卻忽視了“相對收益”（與盟友的經濟差距）。也就是說，冷戰棋局中，美國雖將蘇聯將死，卻讓日本和歐洲盟友拿走了經濟棋盤上的大部分棋子。

正是基于這種“既是贏家也是第二輸家”的歷史認知，美國的一些右翼精英們在冷戰結束后的幾十年里，始終對“盟友的崛起”和“過度的國際承諾”保持著高度的警惕。這種警惕，參與塑造了今日美國政府對待全球事務的乖張邏輯。

試想一下，如果蘇聯在冷戰中多挺二十年，美國由此不得不全力跟進軍備競賽，那么，“日本第一”在現實中真的可能發生。

在那個平行世界里，美國輿論將如何評價冷戰的成敗呢？

03

帝國的反擊

冷戰結束時，美國一面頂著“唯一超級大國”的光環，在實質上卻深陷“第二輸家”的經濟困局。

但當時誰也不會想到，這竟成為了美國經濟的浴火重生時刻。從1992年開始，美國徹底擺脫了冷戰時期的經濟頹勢，上演了一場震撼全球的“帝國反擊戰”。

還是先看數據。

西方主要工業國GDP年均增速排名（1992-2024）：

1.美國：2.7%

2.歐盟：1.4%

3.德國：1.3%

4.法國：1.2%

5.日本：0.8%

從數據可見，美國冷戰后的經濟增速在西方世界遙遙領先，年均增速幾乎是日本的3倍、歐盟的1.9倍。

這絕非偶然。

在某種意義上而言，冷戰落幕后，美國才真正實現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最讓人驚嘆的是，美國抓住了信息經濟的浪潮，開啟了互聯網時代，進而在今天的人工智能革命中執全球之牛耳。時至今日，全球市值前十大科技巨頭中美國獨占7席。

在這場波瀾壯闊的科技革命中，美國無疑是西方世界唯一的、也是絕對的贏家（當然，在西方世界之外，中國則是緊隨其后的第二贏家）。

這也絕非偶然。

在對美國開啟互聯網革命的無數贊歌中，有一種觀點甚囂塵上，認為正是冷戰時期的軍備競賽“哺育”了后來的科技革命。

在我看來，這就是一種流氓邏輯。

事實恰恰相反，冷戰結束才是美國科技革命爆發的真正開關；而冷戰呢，至少是遲滯了這一進程。

以互聯網的演變為例，雖然其前身阿帕網(Arpanet)早在1969年就已誕生，且1983年就完成了TCP/IP協議的切換，具備了互聯網的技術雛形，但在整個冷戰時期，這些技術主要服務于軍事科研和高校連接，其應用場景和受眾范圍都相對狹窄。

歷史的轉折發生在冷戰結束的那一刻。隨著蘇聯衰落乃至解體，美國才得以徹底調整互聯網戰略。1990年2月，阿帕網正式退役，標志著純軍用網絡時代的終結；緊接著，1991年8月，萬維網向公眾開放，這項技術雖然誕生于歐洲，但卻在美國大放光彩。

數據最能說明問題：冷戰高峰期的1986年，在美國聯邦政府的研發投入中，國防研發占比高達69%，民用領域僅占31%。正是冷戰的終結，讓美國得以將那些原本用于投入泛軍工的大腦和金錢，釋放到了民用領域。

冷戰結束僅過了5年，美國國防研發支出占比降至40%以下，民用科技研發投入年均增長12%，增速較冷戰時期提升3倍。

冷戰結束釋放的不僅是資金，還有人才。

數據顯示，硅谷早期的創業者中，有超過30%的核心技術人才直接來自于原軍工企業或NASA；1991-2000年間，硅谷新成立的科技公司中，40%以上的初創團隊擁有深厚的國防科研背景，其中包括思科、高通等行業巨頭。

可以說，沒有冷戰的結束，很多今日熠熠生輝的技術原型可能還要在實驗室里技術繼續沉睡，而美國的信息革命也很有可能推遲數年。

而反過來說，如果冷戰更早結束，美國信息革命則很有可能提前數年爆發。

還有日本。

冷戰后，與美國經濟“王者歸來”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經濟的驟然沉淪，一失落就是三十年。

日本泡沫經濟的破裂時間點——1990年至1991年——與蘇聯解體的時間驚人地重合。這難道僅僅是一個巧合嗎？

這也絕非偶然。

一個你可以說是巧合，兩個你勉強還可以這么說，但三個呢？你總得給出點解釋吧。

冷戰的終結，不僅是蘇聯的終點，更是日本和平紅利的終點。就像美國科技革命的開啟不是巧合一樣，日本的沉淪同樣與冷戰終結有著極強的因果關系。

隨著外部最大敵人的消失，美國終于騰出手來對日本這個偷家盟友亮出了利齒。

事實上，美國的打壓從冷戰緩和期就已開始鋪墊：1985年9月，美國主導簽署《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大幅升值；同年7月，美國首次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發起301調查，撬開了日本長期封閉的高科技市場。

1985年還發生了什么？戈爾巴喬夫在這一年上臺，上臺后即推行“新思維”，全面緩和與美國的戰略對抗。

而冷戰結束后，美國對日本的經濟打壓更是進入了“全面圍剿”階段。1989年6月，美國在同一天內對日本發起三起301調查，精準打擊日本的優勢產業和市場壁壘；1994年克林頓政府啟用“超級301條款”，將日本列為“重點觀察國”，對其汽車、電子、鋼鐵等12個行業發起密集調查；整個20世紀90年代，美國對日本發起的301調查累計達16起，占美國歷史上301調查總數的13%。

全球資本邏輯也在發生根本轉變。冷戰時期，日本因地處遠東且經濟長期高速增長，被全球資本視為規避美蘇爭霸地緣政治風險的安全港”。據日本大藏省統計，20世紀80年代末，涌入日本樓市和股市的國際游資中，有超過30%來自歐洲和中東，其核心訴求并非單純逐利，也是為了躲避可能爆發的核沖突或歐洲動蕩。

然而，隨著冷戰結束，“核戰陰云”消散，日本作為“避險天堂”的獨特價值瞬間歸零。數據顯示，1990年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美國的規模約為470億美元，到2000年這一數字激增至3000億美元以上；而日本的外資流入在1990年僅5.33億美元。

對此，日本人也是有反思的。早稻田大學教授、前大藏省官員野口悠紀雄在《戰后日本經濟史》中直言，日本戰后的經濟奇跡本質是“冷戰紅利下的寄生式增長”——依賴美國的安全保護和市場開放，憑借“官產學”協同的體制實現后發趕超，卻從未建立起獨立的創新生態和抗風險能力。

美國從全球經濟霸主，到“冷戰第二輸家”，再到重回全球經濟霸主，在人類經濟史上，這樣短時間內的反復劇變，也是罕有的。

04

帝國的斜陽

如果說冷戰時期美國作為“第二輸家”的遭遇，對某些人來說還不夠有說服力，畢竟美國最終仍是贏家，那么昔日第一強國英國的沉浮，則構成真正的教訓。

文章之前曾經提到過，冷戰期間，西方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增速排名中，美國排在倒數第二，而倒數第一的不是別人，正是英國。

英國的經濟衰落固然有多重原因，但核心原因之一正是在大戰中的過度消耗。

英國在20世紀先后贏得了兩次世界大戰，卻在戰爭結束后，眼睜睜看著自己從世界霸主跌落成準一流國家。丘吉爾曾苦澀地形容：“我們以勝利者的身份，走進了失敗者的休息室。”

兩次大戰中，英國都是頂在最前面參與了全程，承擔了最沉重的代價。

一戰中，英國為了支撐戰爭，被迫變賣了海外投資的三分之一，從全球最大的債權國變成了債務國，倫敦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開始動搖，紐約迅速崛起。

到了二戰，英國更是為對抗德國付出了毀滅性代價：1940年以50艘一戰老驅逐艦換取美國8處大西洋戰略基地的99年租借權，拱手讓出西半球海上話語權；1941年《租借法》生效后，被迫開放市場、變賣海外鐵路、工廠、礦山等核心資產抵賬，戰前4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幾乎消耗殆盡，400年殖民積累的家底被近乎抽干。

以歷史的后見之明而言，英國為了人類道義，犧牲掉了“大英帝國”。而這種“贏了戰爭、輸了帝國”的結局，被一些歷史學家稱為“皮洛士式的勝利”：代價慘重到幾乎等同于失敗。

美國對英國的衰落刻骨銘心，戰略界從未停止過對這一案例的復盤與警醒，不僅因為這幾乎是一部“霸權失落”的教科書，而且也因為當年美國扮演的就是“偷家者”的角色。

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羅伯特·奧布萊恩在《沉睡中的美國：恢復美國在危機世界中的領導地位》中就曾直言，英國的衰落源于“戰略義務的過度擴張”，為了維持遍布全球的利益而耗盡經濟根基，這一教訓必須被美國銘記。他強調，美國的領導地位不能建立在“透支國力的強硬”上，而應是“可持續的力量投射”。

美國戰爭部副部長馬修·科爾比也多次以英國為戒，2025年在《外交政策》中撰文強調，美國需要的是“離岸平衡”，而非無休止的直接介入，因果在二戰中耗盡國力的歷史教訓，美國不能再犯，“美國不能唯印太的安全單獨立樁，日韓澳盟友必須承擔一線責任”。

冷戰時代經濟相對衰落的歷史創傷，以及英國“贏了戰爭卻輸了帝國”的歷史教訓，構成了美國在新時代大國競爭中的雙重思想資源與歷史警示。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今天的美國，在特朗普政府的主導下，會表現出如此多荒誕、粗野甚至充滿矛盾的行為：它不再愿意像過去那樣充當“世界警察”，不再容忍盟友免費搭車，甚至不惜通過貿易戰、退群等極端手段來維護自身利益。

免費搭車也就罷了，特朗普團隊可能更不能容忍的是，盟友將中美競爭作為自身崛起的“歷史機遇”，這無疑將召喚出冷戰時代日本經濟偷家美國的慘痛歷史記憶。

打個比方，印度官方及媒體在這輪中美競爭伊始，就毫不掩飾地聲稱這是“印度的歷史時刻”，強調印度將借此實現供應鏈轉移、制造業崛起與地緣政治地位躍升。

試問，有多少美國人能真正容忍這種歷史機遇式的表述？美國頂在第一線付出最沉重的代價，而印度這樣的所謂盟友不僅不用承擔代價，還樂見其成地趁機崛起。

用中國人的俗語來說，這不就是：前方吃緊，后方緊吃。

05

粗鄙的真實

作為創傷記憶，冷戰已經構成了今日美國政治精英——尤其是右翼現實主義者——核心的思想資源與戰略戒條之一。

特朗普很多乖謬的言論與行為，縱然不體面，但背后也有著美國精英層的共同心理，甚至是部分不可忽視的民意基礎。這么說吧，特朗普只是以一種粗鄙的方式，將原本不應出現在臺面上的潛規則，明火執仗地大行其道。

從某種意義而言，對盟友的不信任，是美國冷戰以來的常態，屬于創傷記憶，比如，無論哪個黨執政，美國何曾有一刻放松過監控盟友？

只是說，這是潛規則，內心再不信任，背后再怎么互相捅刀子，面子上也得過得去，公開場合也不惡語相加。這就是所謂的文明與體面。

但特朗普不講體面，只講美國是否得利。

站在特朗普政府的角度，遏制新大國的目的有兩點，除了防止新大國在綜合國力上超越美國之外，還有一個核心訴求就是：通過加征關稅和限制中國出口，將中國“奪走”的工業生產能力帶回美國，重振美國工業。

也就是說，遏制不是目的，美國得利才是目的。再換句話說，作為一個利己主義者，特朗普對“損人不利己”缺乏興趣，損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利己。

但當特朗普發現，包括限制中國出口在內的措施，至少在短期內無法導向制造業回流美國，而只是“便宜”了身邊那些虎視眈眈的盟友時，他會毫不猶豫地對盟友動手：我出力，你拿好處，天下哪有這樣的好事？

美國外交長期有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兩大流派，美國國運恰恰維系于這兩種主義的動態平衡與周期性搖擺之中，兩種主義沒有絕對的對錯，更無所謂道德高下。

特朗普代表的是現實主義中最不體面的那一種。有些事屬于能做不能說的潛規則，有時候與盟友勾心斗角但嘴里還是要說場面話，這些“文明規則”特朗普分毫都不想遵守。

在大國競爭中，是否為盟友買單，在特朗普之前，這在美國是一個爭議問題，但無論情愿或不情愿，美國歷屆總統還是接受了這種所謂的“帝國稅”。特朗普的“創新性”在于，他不僅不想繳納“帝國稅”，想讓盟友共同分擔大國競爭的成本，他還想反過來占盟友的便宜，從而在大國競爭中漁利。

現今很多人喜歡指責美國自私，認為美國背棄了文明的燈塔，但他們有沒有問過，現在的美國人是否有興趣做燈塔？

“美國優先”這句特朗普的招牌口號當然很粗鄙，但在美國當今越來越民粹的選舉政治下，試問，是否有一位政治人物敢于徹底走向“美國優先”的反面，喊出一句“世界優先”：為了維護全人類的利益，美國必須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以及全民的福祉。

這樣的口號還有可能贏得選舉嗎？簡直就是政治自殺。

有人說，英國當年不是為了西方世界的利益，犧牲了“小我”嗎？英國行，美國為什么不行？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戰爭的悲憫》中曾有一個精彩的論述：英國1914年參戰是現代史上最大的錯誤，為打贏這場戰爭，英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當時的英國并非一個完全的大眾民主國家，參戰決策由內閣大臣與高級文官組成的小圈子做出，幾乎未經過公開辯論與監督。

也就是說，如果放在今時今日，英國的選民也很有可能不會支持這種“犧牲小我，成就大我”的行為，畢竟，他們連脫歐都公投通過了。

再比如，歐洲夠理想主義了吧，但他們無論在援烏問題上口號喊得多么響，一旦要落實到給多少錢這個問題上，頓時變得理性了起來。這倒不是說馬克龍這些歐洲政治精英是多么虛偽多么口惠而實不至，更接近真相的答案是：歐洲選民縱然支持烏克蘭，但他們絕對不會同意為了烏克蘭削減自身福利，歐洲政治精英出于選票考量，也無法實現“自我犧牲式的援烏”。

對于美國以外的“離岸批評者”來說，批評美國自私往往帶有一種輕飄飄的道德優越感。因為，可能付出“帝國黃昏”代價的不是他們，而是美國。冷戰教訓已經擺在那里：美國出錢出力保衛西方，結果卻被德國和日本在經濟上“偷家”與背刺。

如果美國再次不計成本地投入下一次大國競爭，誰能保證這一次印度、歐盟或者其他盟友不會成為新的“偷家者”？誰能保證美國不會重蹈英國“贏了競爭、輸了帝國”的覆轍？

也因此，特朗普政府會近乎病態地要求盟友“共同承擔軍事成本”，反復逼迫盟友將國防支出提高到GDP的5%，背后的潛臺詞很可能是冷戰的回響：你們別想再做冷戰時代的免費搭車者，更別想做那個趁機崛起的偷家者。

最后，回到那個最本質的問題：美國選民會同意嗎？

如果我們把尼爾·弗格森的問題拋給今天的美國選民：“為了贏得下一場大國競爭，為了所謂的西方整體利益，你們愿意讓美國冒著喪失全球主導地位，甚至淪為二流國家的風險，獨自承擔所有的成本嗎？”

我想，這就是特朗普主義大行其道的所謂民意基礎。

特朗普不是一個人，他是一種冷戰時代的創傷后遺癥，甚至是被迫害妄想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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