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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腳剛從中國拿到經貿大單,后腳就奔赴日本談防務協作,韓國政壇的李在明,把“利益至上”的外交邏輯玩到了極致。相較于尹錫悅直白的親美選邊,李在明這套“左右逢源”的操作,看似精明,實則滿是韓國作為中等國家的地緣無奈。
1月7日,李在明結束訪華行程,中方承諾擴大進口韓國半導體、汽車零部件等高附加值產品,還支持韓企參與“一帶一路”合作,韓國也順勢放寬了部分高科技產品對華出口限制,這場訪問的經貿成果堪稱豐碩。
誰也沒料到,僅僅兩天后的1月9日,韓國就官宣了李在明的訪日計劃,1月13日他便現身高市早苗的故鄉奈良,與日方展開會談。這份緊湊到幾乎沒有緩沖的行程,顯然是早有謀劃。
在奈良的會談中,李在明不僅與日方敲定了經貿合作細節,更達成了防務協作的共識,其中包括共享朝鮮導彈預警數據這一敏感內容。要知道,高市早苗向來以歷史修正主義立場引發爭議,李在明選擇在其故鄉會談,背后拉近關系的意圖不言而喻。
外界普遍認為,李在明的外交策略比尹錫悅更“高明”,也更具隱蔽性。尹錫悅奉行“價值觀外交”,直白地倒向美國;而李在明則打著“國家利益至上”的旗號,在中美之間反復搖擺,誰能提供實際好處,就向誰靠攏。
這一選擇的背后,是韓國難以擺脫的地緣困境。經濟上,中國是韓國最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達3600億美元,半導體、新能源汽車等核心產業高度依賴中國市場;安全上,韓國又離不開美國的核保護傘,同時還需要日本、美國在高端制造和科技創新領域的技術支持。
事實上,這種“大國平衡術”并非李在明首創。金大中的“陽光政策”、盧武鉉的“東北亞均衡者”定位,都是韓國試圖在大國博弈中尋求生存空間的嘗試。只不過李在明更為主動,不再被動應對外部局勢,而是主動設計外交議程,力求從各方都撈取實惠。
但這種平衡策略也暗藏風險。隨著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韓國遲早會面臨“選邊站隊”的壓力,屆時李在明的這套玩法將難以為繼。此外,韓國國內的保守勢力早已批評其外交“缺乏原則”,若臺海或朝鮮半島出現突發事件,李在明想要同時滿足中美日的不同訴求,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說到底,李在明的“變臉外交”,不過是中等國家在大國博弈中的無奈之舉。國際政治的本質是利益博弈,道義往往讓位于現實考量。對韓國而言,這種看似“不高尚”的選擇,或許正是當下最貼合自身處境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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