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科學生命系于國家所需：侯云德27年的入黨歷程

原文發表于《科技導報》2025 年第24 期 《 將科學生命系于國家所需：侯云德27年的入黨歷程 》

侯云德是中國著名的醫學病毒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本文以侯云德院士的2份入黨材料為核心史料，輔以科研論文、獲獎材料與訪談記述，采用文本細讀與科學社會學的綜合方法，考察了其入黨信仰如何進入科學生涯的關鍵選擇。通過比對侯云德1956年入黨志愿書與1980年入黨申請書及其干擾素研究的發展路徑發現，侯云德將學術生命與國家所需緊密相連，以“國家所需、人民所盼”為宗旨，堅持“科研為民”，推進成果產業化，體現出信念堅定、報國為民、淡泊名利、甘于奉獻的科學家精神。

新中國成立伊始，國內的科技水平還較為落后，而一批在海外留學深造，甚至已投身科研工作的青年，掌握了當時前沿的先進科學技術。心懷對祖國深深的眷戀與對民族復興的熱切期盼，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毅然放棄海外優渥的條件，踏上歸國之路，全身心投入到祖國的建設大業之中。這群人中，侯云德尤為特別。

侯云德是著名的醫學病毒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2017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作為中國分子病毒學和基因工程干擾素研究的開創者之一，侯云德長期奮戰在病毒性疾病防控一線，帶領團隊研制的多種基因工程干擾素藥物惠及上千萬患者。

圖片來源：光明網

本科階段，侯云德便遞交了入黨申請，后因畢業留學深造擱置。侯云德一直心系黨和國家，學成歸國后根據國家需要投身干擾素的研發與產業化，在51歲時再次遞交入黨申請，終獲批準。時光荏苒，二十七載倏忽而過，自首次遞交入黨申請至最終圓夢，侯云德矢志不渝。透觀其學術成長歷程與入黨軌跡，得以洞察老一輩科學家的歷史使命感與社會責任感以及個人學術生涯與國家發展的融合。

1 青年立志：困頓中的自覺與啟蒙

1929年，侯云德出生于江蘇省武進縣（現為常州市武進區）一戶書香之家。其家境在他幼年時期尚屬殷實，父親受過高等教育，曾在中學任教。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日本侵略軍迅速占領江蘇大部，年僅8歲的侯云德隨家人逃至蘇北農村。逃難期間，家庭生活驟然陷入困頓，學業中斷，經濟來源幾近枯竭，生活的重負與社會的動蕩在他幼年心靈中留下了深刻印記。1940年回到武進后，因父親患病失業，且家中人口多，經濟愈發窘迫。為緩解家庭經濟壓力，侯云德一邊讀書，一邊做些小規模家庭副業，如飼養家禽、販賣食物。

他曾在1980年的入黨申請材料中回憶：“由于家庭困難，我在初中、高中時代一直在家從事小販：養雞、養鴿（多時各一兩百只）的勞動。記得有一年仲夏，我從后門河中好容易捕到幾條1斤重的鯉魚，拿到市場去賣，遇見一位太太要，但她未帶錢，要我跟她到家去拿，還叫我在大門口等著，誰知她一去不返，弄得魚錢兩空，至今記憶猶新。我小時的家庭環境養成我工作勤奮的習慣，同時也使我同情當時社會下層生活的艱難。”

盡管生活困苦，侯云德始終將讀書視為唯一出路。他天資聰穎、刻苦勤學，屢獲獎學金，成績常年名列前茅。1948年高中畢業之際，面對家庭經濟的重壓，侯云德堅持報考大學，立志學醫救人，最終從親戚處借錢上了國立同濟大學醫學系。當時的同濟大學，既是全國醫學教育重鎮，也是思想斗爭最為激烈的政治現場。解放戰爭后期，國內政治斗爭日益激烈，同濟大學是青年運動的主陣地之一，青年學生積極參與地下黨組織領導的反饑餓、反迫害等群眾運動。侯云德也深受其影響。

1949年10月，侯云德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積極參與讀書會、學習班與社會服務活動，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歷史使命的認識逐步深化。他開始意識到，科學與政治并非彼此孤立，作為一名青年知識分子，應當將個人前途與國家命運相連，進而將“學醫濟世”的專業志向提升為“服務人民”的實踐承諾。1953年，侯云德在學校第一次下定決心提出入黨請求，希望早日成為一名名符其實的共產黨員，為共產主義事業作出自己的貢獻。侯云德青少年階段的經歷，既飽含戰亂與貧困的磨礪，也孕育出他對社會公義的敏感和對理想信念的自覺。他的成長軌跡，不僅是個體奮斗史，更反映了動蕩年代中一代知識青年如何在現實壓力與政治啟蒙中確立自我定位，為日后科學之路與信仰追求奠定了堅實基礎。

2 科研追求：從病毒研究到基因工程的探索之路

1955年，侯云德本科畢業后，分配到中央衛生研究院微生物系病毒學室工作。次年8月，侯云德提交了一份入黨志愿書，并立下宏愿：“在事務上要以更大的決心與毅力克服鉆研，實事求是，順序漸進，虛心向專家請教，更要以辯證唯物的觀點和方法，作為研究自然科學的思想指導，爭取早日做個出色的紅色專家，以創造性的勞動，獻出我畢生的精力。”

為學習國際前沿知識，1956年，侯云德參加留蘇預備考試，在上百人中脫穎而出，成功獲得留學資格。1958年11月，他前往蘇聯莫斯科，在蘇聯醫學科學院伊凡諾夫斯基病毒學研究所，師從戈爾布諾娃（A. S. Gorbunova）教授，研究副流感病毒。留學期間，侯云德每天早出晚歸，專注學習國際前沿科技，深入鉆研病毒學的奧秘。憑借過硬的科研素養與不懈的努力，侯云德在蘇聯留學的3年半時間里陸續發表了17篇英文、俄文論文。當時的留學生，基本都是攻讀副博士學位（蘇聯的俄式學制，類似于現在的博士學位），侯云德也不例外，但因為學術成果豐碩，侯云德被破格授予博士學位，這在該病毒所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1962年博士畢業之際，面對蘇聯給出的優渥條件與極力挽留，侯云德依舊堅持回國。在那個資源極度匱乏的年代，侯云德雖遠在他鄉，卻始終心系故土，為國內同行提供胰酶等稀缺的科研物資，為國內科研疏通血脈，把本可轉化為個人前途的資源轉化為國家學科起步與平臺建設的公共品，在做出成果之前先“搭好舞臺”，呈現中國科學家以國家為先、以人民為念的精神底色。

1962年，侯云德歸國后回到中國醫學科學院病毒研究所，聚焦呼吸道病毒研究，率先在國內分離出Ⅰ、Ⅱ、Ⅳ型副流感病毒，并對不同類型的副流感病毒發生溶血作用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系統性的分析研究。20世紀70年代初，響應黨中央“加強感冒病毒研究”的號召，侯云德將研究重心轉向抗病毒干擾素的探索。他結合中醫藥理論與現代免疫學實驗，在國內率先證實黃芪具有誘生干擾素的功能，推動了中藥現代化的實驗轉化。

侯云德并未止步于干擾素作用機制的基礎研究，而是更敏銳捕捉到制備技術的核心瓶頸。當時國內缺乏成熟的提取與量產工藝，干擾素難以規模化應用于臨床，侯云德主動開展相關技術攻關，密切跟進國際基因工程領域的最新進展。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相繼應用基因工程技術成功獲得生長抑制和生長激素，侯云德敏銳判斷其為干擾素制備的突破口，為掌握國際干擾素研究的最新進展，他親自前往美國相關科研機構進行實地考察。學習國際先進技術，結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帶領團隊開創性地建立起中國首個白細胞干擾素基因無性繁殖系統，并研制出α1b、α2a、γ等多個亞型基因工程干擾素藥物，這標志著中國首次掌握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重組藥物制備核心技術。

其中，α1b型干擾素對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等疾病治療療效顯著，副作用小，應用廣泛，顯著提升了我國抗病毒治療的臨床水平。1993年，該研究成果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這充分體現了侯云德在中國病毒學與生物醫藥領域的開創性貢獻。侯云德研制的人α1b型干擾素對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等疾病療效顯著且副作用小，廣泛應用于中國傳染病防控與臨床治療。在此基礎上，侯云德還主導建立了舉國體制協同創新的傳染病防控技術體系，全面提升了中國新發突發傳染病的防控能力。

由此可見，侯云德的追求并不止于“做出成果”。他以“國家所需、人民所盼”為宗旨，既敢為人先，打通關鍵技術通道；又注重可復制、可持續的制度與平臺建設，將個人機遇轉化為公共能力。他堅持“科研為民”的價值取向，推動干擾素等生物藥物的普及與可及，使之下沉基層、惠及更廣泛的患者群體。

3 信仰之路：侯云德27年的入黨歷程

侯云德的入黨歷程，歷時二十七載，其間幾經波折，既是一位知識分子對理想信念的執著堅守，也是新中國科學家將個人命運與國家發展、時代進程深度交織的典范。這段經歷不僅塑造了他一以貫之的精神底色，也見證了信仰如何在歷史與實踐的磨礪中愈益堅定。

1953年，侯云德首次提出入黨申請，3年后，在決定赴蘇留學前夕，他撰寫了一份入黨志愿書，全面闡述了對黨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并表達了將一生奉獻給人民事業的決心。在這封長文中，他寫道：“只有無限地忠于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才能使生命值得可貴。”這一政治自覺，與他所理解的科學精神實現了內在統一。然而，由于早年他的家庭成分被誤判為“小資產階級”，這次入黨申請未能獲批。事實上劃分標準早已明確，地主階級中職員和自由職業者等因缺乏勞動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應依其職業決定其成份，根據侯云德及其家中父母兄弟的工作情況，他們實際應屬于工人階級。

盡管入黨之路有所耽擱，但是侯云德始終以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身，立足國情，從事病毒學研究，倡導科研為民，躬身力行。他長期堅持唯物辯證法的思維方式，將其作為指導科學探索和處理復雜問題的根本方法。

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政策調整與歷史問題的逐步清理，侯云德得以從家鄉查明其實際家庭成分。1980年，年已51歲、在病毒學界卓有建樹的他，重新向黨組織遞交了詳盡的入黨申請材料，全面反思了自身政治經歷與思想歷程，語句懇切，情感深沉。他寫道：“自我第一次申請入黨，迄今已有27年漫長的歲月，……我入黨既非為了搞個人名利，就不能為入黨而入黨，就不能放棄某些原則去講違心的話，以求得一時的信任。我應當為人民真正做一些有益工作而下苦功。一些謬誤的表象，終將被真理所替代。”

1981年10月，侯云德終于被正式批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這一遲到的確認，既是對他信仰堅守的肯定，也標志著黨組織對歷史遺留問題的撥亂反正。入黨當日，他賦詩明志：“若無共產黨，何來新中國……愿以此一身，獻給四化業。”詩中所蘊情志，不僅承載著他個人數十年的信仰積淀，也映照出一代知識分子對黨和人民事業的深厚感情。侯云德的入黨歷程，既是個體命運與制度邏輯互動的縮影，更是科學家群體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展現出的理想主義精神的真實寫照。他以27年如一日的堅持，詮釋了“信仰”不僅是政治身份的表征，更是一種深層的價值承諾與人格選擇。

4 結語

六十余載投身科研，侯云德的科研成果扎根于祖國大地，傾力守護人民健康。2018年1月，侯云德榮膺2017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這是中國科技界對在科技領域作出杰出貢獻者的至高禮贊。侯云德集多重身份于一身，既是中國生物醫學領域當之無愧的戰略科學家，引領學科發展方向；又是分子病毒學與基因工程藥物領域的開拓先鋒，開辟全新研究路徑；更是中國現代醫藥生物技術產業和現代傳染病綜合防控技術體系的主要奠基人，為行業發展筑牢根基。

學生楊新科對導師侯云德的科學家精神和黨員精神做了一個很好的概括：“除了嚴謹的科研精神和踏實的工作作風，最了不起的還是他真誠無私的奉獻精神。這種奉獻體現在3個層面：

• 一是知識的共享性，不管是對學生還是對其他人，但凡有問題侯云德一定傾囊相授，沒有一點保留；

• 二是資源的共享，尤其是20世紀后半葉我國科研資源極度緊張的情況下，侯云德始終堅持與大家共享資源，即使是最新最先進的資源也沒有例外；

• 三是利益與榮譽的共享，侯云德認為科學研究帶來的利益與榮譽并非只屬于他一人，而是應該歸整個科研隊伍共有，因而他堅持與大家一起共享這份利益與榮譽。”

在1985年、1986年侯云德連續2年被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授予“優秀黨員”稱號；1986年7月1日，侯云德被中共衛生部直屬機關委員會評為優秀共產黨員；1992年，侯云德又被評為衛生部京內直屬系統優秀共產黨員。功成名就的他依舊堅守自己的初心，將有限的時間投入到干擾素的“平民化”中，造福廣大人民群眾。正如他創作的表明入黨決心的小詩中寫的那樣：

“埋頭加苦干，齊心又協力。艱途漫一步，都是心和血。世上無難事，只怕志堅烈。人定要勝天，基因可拼接。回顧我成長，點滴黨教益。今我已天命，黨心情難絕。心似雙絲網，中有千千結。鏡前驚發變，尤恐算年月。向黨表我心，我心情切切。吐盡腹中絲，愿作春蠶卒。只為他人暖，非為自安息。”

侯云德的入黨歷程是他思想變化的寫照。在黨的思想滋養與組織感召下，他不僅將“學醫濟世”的樸素愿望升華為“為廣大人民服務”的崇高初心，更以一生踐行，將個人學術追求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這種轉變，深刻印證了中國共產黨作為先進生產力代表，如何通過政治引領與理想信念教育，將科研工作者的個體價值熔鑄于民族復興的集體使命之中。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思想，唯有在服務集體中方能實現。侯云德等老一輩科學家則用行動證明，科研報國正是這一哲學命題的時代注腳。

本文作者：黎潤紅、戚文秀

作者簡介：黎潤紅，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為醫學史。

文章來 源 ： 黎潤紅, 戚文秀. 將科學生命系于國家所需：侯云德 27 年的入黨歷程[J]. 科技導報, 2025, 43(24): 116?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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