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賀子珍想復出工作，譚震林得知后親自聯系，提出一個要求

1949年初春，哈爾濱的松花江還覆著薄冰。街口的報童高聲叫賣《東北日報》，上面密密麻麻全是遼沈、平津的戰報。躲過多年戰火和顛簸，賀子珍抱著熱報紙，心里涌上一股說不出的沖動——新中國真的要來了，而她卻突然空了下來。兩個孩子被接去北平，她房間里只剩靜悄悄的風聲，這份過于突兀的安靜，迅速消磨了她的精神。

許多人只記得她是“紅軍第一夫人”，卻未必知道，在井岡山的小道上，她扛著盒子炮帶隊沖鋒；在長征途中，她挺著身孕趟雪山。1935年的那一槍，彈片至死未取；再加上1937年在上海意外失足的傷，留下終身疼痛。去蘇聯療傷，保住了性命，也與戰場漸行漸遠。十年漂泊，離家萬里，她把全部心力傾在毛岸青和嬌嬌身上。可如今，眼前突然少了孩子笑聲，過去的炮火與病痛就像黑夜里潛伏的冷氣，鉆進骨頭縫。

哈爾濱的組織當然體貼，勸她安心養病，可她越靜越亂。屋外是等待解放的城市，忙碌的電車聲日夜不息；屋內卻是日復一日的空落。于是，那個念頭愈發強烈：要回到火線上去——不是端槍，而是拿筆、做事、見人，用另一種方式續寫革命。

此時，東野捷報頻傳，遼沈勝利、淮海告捷，黨中央正籌劃進駐北平。毛澤東從西柏坡來電，說想把孩子們接到身邊照顧。賀子珍沒有猶豫，安排妹妹賀怡陪送。列車南下，孩子們的笑聲與汽笛一同遠去。翌日深夜，她對著空蕩的床，第一次真切體會到“反而更孤單”這句話的重量。

東北局不乏工作崗位，可她心里清楚，一旦踏上熟悉的政工崗位，就難免又要被“毛澤東夫人”這一重身份捆住。她需要一個既能埋頭做事、又能避開喧囂的地方。恰在這時，一封電報從杭州飛來：譚震林，請她南下。

1949年4月，譚震林已奉命主持浙江前線和平接管事宜。杭州城內外，國民黨剛剛撤退，物價飛漲，難民涌動，路燈還沒來得及全部修復。婦女工作更是一張白紙，許多家庭在戰火中支離破碎，婦女就業、兒童撫養、戰地救護需要一雙雙有經驗的手。譚震林深知賀子珍當年的堅韌——紅軍歲月里，她既能沖鋒陷陣，也能組織后方。于是，他親自發電：來杭州市婦聯，正缺一位能把散沙握成拳的人。

“老譚，我想做些事情，不想再閑著。”電話里傳來她的聲音，微啞卻清晰。

“來杭州吧，這里正缺能干的同志。”譚震林不假思索。

幾天后，賀子珍登上南下的列車。車窗外寒意漸退，嫩綠一點點爬上樹梢。抵達江南時，斷橋仍舊斑駁，西湖邊柳浪剛冒新芽。杭州市委的同志迎上前，她只帶了一口舊皮箱和一本泛黃的蘇聯醫學筆記，笑得很平靜：“同志們，工作在哪兒，我就住哪兒。”

譚震林安排她任杭州市婦聯副主任。職務不算高，卻要事繁重：撫恤烈屬、籌建托兒所、組織女工夜校、勸返被拉走的婦女。從前端槍，如今端筆，都要沖鋒；不同的是，這一次要在廢墟上筑起生活。她上任第一天就跑了五個區，從絲綢廠到碼頭，一條舊皮鞋的鞋底都磨破，仍堅持挨家入戶登記因戰離散的婦孺。晚上開會做報表，她總把自己關在屋里，對著昏暗油燈伏案到深夜。

工作之外，思念孩子的情緒仍舊暗涌。有時看見工廠里學步的小女孩，心頭一陣酸澀。可第二天一早，她照樣拎起公文包出發。周圍人悄悄議論：“她是主席的前夫人，怎么還這么拼？”傳到耳朵里，她只是擺手：“身份是過去的，工作是現在的。”

“副主任賀，您身體不太好，歇會兒吧。” 下屬勸她。

“多喝口水，繼續吧，時間不等人。” 一句話，把所有顧慮都打散。

1950年，杭州市婦聯在她推動下建立了全省首批托兒互助組，解決了數千名女工后顧之憂；施粥站、縫紉培訓班、產婦互助會也陸續落地。最艱難的是剿滅鴉片。她帶隊夜訪暗巷，親自登記、慰問、收繳，幾番下來，城里最大的毒梟被捕。有人感嘆：“這股子狠勁兒，還是當年打游擊的路子。”

值得一提的是，她還爭取到省政府特別批文，讓一批年幼戰孤直接送往上海同濟醫院進行集中治療——那次行動救回了上百條小生命。消息傳到北平，毛澤東在中南海批示：“望各地借鑒。”字數不多，情深意長，卻從未傳到報紙。賀子珍得知后，只說一句：“工作需要，何必多提名字。”

忙碌替她切斷了孤獨的根須。偶爾夜深，她會收到北平來的信，嬌嬌的字跡歪歪扭扭：“媽媽，爸爸讓我們多喝牛奶。”她指著信給同事看，臉上帶著孩子氣的滿足。可轉頭，她還是掐了鬧鐘，準備翌日的調研行程。

1952年初，杭州市婦聯工作進入正軌。譚震林要調回上海，臨行前特地去看她。湖邊冷風撲面，他遞上一封任命書。“中央準備派你去華東局做婦運專員，事關全國布局，你考慮下？”她看完，沒多說，默默收進包里。兩人并肩走過斷橋，腳下水波蕩漾，天邊初升的曦色透過柳絲，在湖面鋪開金光。那一刻，她忽然想起十九歲時在寧岡挑米的日子，風里是一樣的清冽味道。

歲月推人向前。賀子珍最終隨組織南下，繼續在婦女戰線奮斗；她始終沒有沉迷于“主席前妻”這四個字的光環，而是用一樁樁落到實處的事務，讓自己重新站在了戰斗崗位。至于母子團圓的空缺，她選擇寫信、托人捎去土布鞋、紅頭繩，把母愛塞進行囊，然后轉身投進滾燙的建設洪流。

她與譚震林的那次簡短通話，如今只剩幾句記錄。可正是那簡單的“來杭州吧”，為這位經歷戰火與漂泊的女性拉開了新生活的帷幕，也讓共和國的婦女工作多了一位不可或缺的開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