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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26年1月3日,美軍突襲委內瑞拉,抓走委總統馬杜羅及其夫人,引發國際社會強烈譴責。這種極具擴張主義的行為,早在半年多前就已被中國智庫深刻剖析過。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全球領導力學院院長王文,副院長、研究員蔡彤娟,副研究員魯東紅在核心期刊《中央社會主義學報》2025年第2期發表的文章《美國“新擴張主義”及其對全球文明的沖擊》明確警告:“特朗普2.0倡導的‘美國優先’政策正在推動美國實行全方位擴張主義的戰略轉變,形式更為激進,影響廣泛且深遠。”現將文章全文再次發布如下:
摘要
美國擴張主義歷史悠久,各階段表現形式不同。進入智能科技時代,美國的擴張主義呈現新形態,特別是在高科技領域,利用科技壟斷、技術封鎖試圖保持全球競爭優勢。特朗普2.0倡導的“美國優先”政策正在推動美國實行全方位擴張主義的戰略轉變:在領土上,瞄準格陵蘭島、加拿大、巴拿馬運河等,妄圖構建“超級美利堅帝國”;在安全上,以“星鏈”為載體,爭奪太空主導權;在金融上,借美元霸權拓展虛擬貨幣版圖,收割全球財富。“新擴張主義”形式更為激進,影響廣泛且深遠,未來將會對全球文明表現出更具沖擊力的外溢效應。
關鍵詞
“新擴張主義”;“天定命運論”;霸權文化;全球文明
正文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在第二次總統就職典禮上宣布了一系列激進的“新領土擴張”計劃,其中包括“收回”巴拿馬運河,將“墨西哥灣”更名為“美國灣”,甚至要將美國國旗插上火星。1月7日,特朗普在海湖莊園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更是拋出多項令世人震驚的聲明,宣稱將加拿大吸收為美國的一部分,并不排除通過武力奪取巴拿馬運河和格陵蘭島等領土。此外,特朗普還多次宣稱要“接管”加沙。這些言論被國內外輿論廣泛斥為不切實際的幻想,甚至被認為是不可能實現的。然而,特朗普在其新的政治愿景中,可能尋求打造一個面積超過2000萬平方公里的“新美利堅帝國”,呈現出經濟霸權、技術壟斷、文化滲透的復合形態,這標志著美國延續200多年的擴張主義傳統的全面回歸與升級。本文旨在深刻認識美國“新擴張主義”現象,為國際社會提供清晰的分析框架,幫助各國識別其潛在風險,并就如何有效應對美國霸權文化與行為提出政策建議,促進全球穩定與合作,推進全球文明和諧共進。
01
美國擴張主義的歷史文化基因
美國的擴張主義并非單純的政治或軍事現象,而是深植于其歷史文化基因中的戰略邏輯。從早期以“天定命運論”為核心的大陸擴張,到19世紀末向海外殖民地的邁進,再到冷戰期間構筑全球霸權體系,美國的擴張戰略始終伴隨其特有的文明使命感和民族優越意識。無論是大陸時期的領土兼并與殖民擴張,冷戰期間的制度輸出與意識形態滲透,還是后冷戰時代以聯盟體系為支撐的全球霸權網絡建設,都體現了美國歷史文化傳統中固有的擴張基因。正是這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使美國始終致力于以自身的政治制度、經濟模式、文化價值為核心重塑國際秩序,形成了一套從歷史觀念到制度實踐的全方位擴張邏輯,并深刻影響了國際社會的演進軌跡和全球秩序的發展方向。
(一)“天定命運論”背景下的領土擴張:“西海岸到東海岸”與海外擴張
“天定命運論”不僅是一種擴張主義的政治理論,更深刻體現了美國霸權的歷史文化基因,構成美國民族特質與文明性格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概念是約翰·奧沙利文(John O’Sullivan)于1845年最初提出的。“天定命運論”強調美國民族肩負著特殊的使命,認為擴張領土、傳播美國式的民主制度與文化價值觀,是一種上帝賦予的“天命”。這種文化自信與使命感,深植于美國清教徒殖民時期的“上帝選民”意識以及后續的“美國例外論”,并塑造了美國歷史上一以貫之的擴張主義取向。
在“天定命運論”的文化背景下,美國人深信自己負有道義責任去擴展疆土,將自身價值體系推廣至整個北美大陸乃至更廣闊的海外地區。這種信念推動了美國從最初的13個州出發,逐步實現了從東海岸到西海岸的大陸擴張過程。1803年購買路易斯安那地區、1819年獲得佛羅里達、1845年吞并得克薩斯、1846年爭奪俄勒岡以及1848年美墨戰爭奪得加利福尼亞、內華達、新墨西哥等西南部大片土地,均體現了這種文明使命感驅動下的領土擴張邏輯。美國在擴張中不僅通過戰爭、購買和條約實現了領土的不斷擴大,也在精神上不斷強化著自身“例外論”意識,逐漸構筑起了“美國文明”的文化自信和獨特的民族優越感。
當19世紀末大陸擴張達到極限時,“天定命運論”進一步成為美國轉向海外擴張的精神動力和文化基因。這一階段,以馬漢、特納、亞當斯為代表的思想家明確提出,美國的文明使命不應局限于本土疆域,而要進一步向海外推進,以維護美國文明的特殊性與持續發展潛力。1890年馬漢發表的《美國應該向外看》、1893年特納在美國歷史學會上所作的《邊疆在美國歷史中的作用》的演講,以及同年亨利·亞當斯在《文明與衰退的規律》一書中提出美國應抓住歷史機遇向海外,特別是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擴展文明影響力的觀點,都體現了這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即美國擴張是一種超越經濟和軍事需求的文明使命。
正是在這種文化基因的推動下,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開始邁向海外擴張的新階段。1898年美國通過美西戰爭后的《巴黎和約》獲取古巴、波多黎各、菲律賓等殖民地,標志著其文化輸出戰略從北美大陸延伸至亞洲。美國同時吞并夏威夷、占領威克島并瓜分薩摩亞群島,從而獲得了進入東亞大陸的重要戰略跳板。這一系列擴張行動不僅是領土上的擴展,更是美國文明觀念、文化價值的主動輸出過程。二戰后,美國進一步將關島、塞班島納入聯邦,加強對太平洋地區的文化與戰略控制,成功構筑起一個以美國價值體系為核心的海外文明輻射圈。
由此可見,美國擴張主義的歷史不僅僅是一系列領土擴張的歷史事件,更是根植于美國文化基因中的戰略體現。“天定命運論”的擴張觀念始終伴隨著美國發展歷程,塑造了美國獨特的民族性格、文明使命感與對外政策模式,并持續推動著美國文化在全球范圍內的主動擴張與傳播,深刻影響了全球文明的互動模式與歷史走向。
(二)冷戰時期的戰略擴張:構建全球霸權體系
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戰略擴張體現了其深刻而獨特的擴張文化基因,這種文化基因源于美國文明中長期沉淀并內化的價值觀與歷史觀念,尤其以“天定命運論”和“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為核心。其中,“天定命運論”作為一種文化觀念深植于美國民族意識之中,“美國例外論”進一步深化了美國制度、文化和價值觀念的獨特性與普適性,認為美國模式代表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優路徑。這種觀念的內化使美國社會普遍認為自己有責任、有義務向全球推廣自身政治制度、經濟模式與文化價值,進而構筑了美國文化的擴張邏輯基礎。
在政治層面,這種擴張文化基因體現為美國通過對外輸出民主政治制度與自由價值觀念,以達到掌控地區或全球政治局勢的目的。美國對拉丁美洲政治事務的頻繁介入、顛覆異己政權,全力塑造符合其利益的政治格局,乃至在全球其他地區實施一系列隱蔽行動和軍事干預,無不顯示出這一擴張文化基因的強大驅動力。這種對民主和自由的政治敘事不僅成為干涉他國內政的合法化工具,也體現出美國文化內在的擴張沖動。
在經濟領域中,美國的擴張文化基因則表現為以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為核心的全球經濟秩序建設。美國主導建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經濟治理體系,將美國的經濟制度與規則向全球輸出。更是通過經濟援助和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美國有效地傳播了自身的經濟價值觀與發展模式,將受援國家納入以美國為核心的經濟體系中。
在文化層面,美國利用好萊塢電影、流行音樂和其他文化產品廣泛傳播其生活方式、價值觀和審美標準,積極塑造全球文化認同。這種文化輸出不僅幫助美國確立了全球文化產業的主導地位,更成功地在潛移默化中植入了美國的霸權文化基因,影響和塑造了全球范圍內不同社會的文化結構與價值取向。
此外,門羅主義在冷戰時期內涵的轉變,反映出美國擴張主義文化基因適應全球化時代的戰略調整。早期的門羅主義著重強調美洲歸屬于美國的勢力范疇,嚴禁歐洲列強涉足美洲的各項事務,這一理念在當時的國際政治格局中呈現出強烈的排他屬性。但隨著國際共產主義力量的迅速壯大,美國基于自身戰略利益的權衡,將共產主義勢力視作對門羅主義所構筑的地緣政治體系的公然挑釁,同時也將其定義為全新的戰略威脅,這種轉變凸顯出美國文化在不同歷史情境中的適應性與擴張性特征。其以新的形式指導了美國參與的一系列政變、中情局陰謀以及軍事干預行動,并以全球軍事基地網絡的建立鞏固了其霸權文化影響力。根據美國學者林賽·奧羅克所著《隱蔽政權變化:美國的秘密冷戰》,1947年至1989年美國共實施了64次顛覆他國政權的擴張行動。
經濟援助作為一種軟性文化擴張手段,旨在將自身價值體系深度滲透到受援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和決策層,體現了美國依托經濟實力推廣并擴展其文化影響力的實踐路徑。自杜魯門政府推行“馬歇爾計劃”和“第四點計劃”后,美國歷任政府陸續設立眾多對外援助賬戶與項目。在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推出了“糧食和平”(Food for Peace)項目;到了肯尼迪時代,美國國會制定《對外援助法》,并成立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同時開展了和平隊(The Peace Corps)項目。尼克松時期有泛美基金(IAF)項目;卡特執政時期設立了美國非洲開發基金會(USADF)。美國通過經濟援助對受援國的政治決策施加影響,迫使受援國在國際事務中支持美國立場,以此不斷拓展自身在全球的影響力。根據美國國際開發署數據,1946—2016財政年度,美國提供對外援助總計11743.2萬億美元,其中經濟援助占比為67.6%,軍事援助占比為32.4%。這種經濟援助成為美國拓展全球影響力、干涉他國內政的工具。
(三)后冷戰時期的地緣政治調整:單極霸權的護持
冷戰結束后,全球政治格局發生深刻變革,美國一躍成為國際舞臺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單極霸權”理念在美國文化中迅速強化。這種理念不僅深刻影響著美國后續的外交政策走向,也在相當程度上重塑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發展軌跡。同時,美國內部形成了廣泛共識,即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是保障全球和平與繁榮的最佳途徑。因此,這種霸權文化具有了強烈的道德化和合法化色彩。
在地緣政治層面,美國霸權文化的擴張基因表現為不斷追求和鞏固其全球權力與影響力。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觀念深入美國文化肌理,特別是以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為代表的現實主義者提出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進一步鞏固了美國全球霸權文化的追求目標。根據這一邏輯,美國始終保持強大的軍事能力,頻繁通過軍事行動維護并擴大其全球戰略利益,如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及“亞太再平衡”戰略等。這些舉措不僅表現為軍事上的全球布局,更體現為美國霸權文化擴張的內在邏輯,即通過軍事力量確保自身價值體系和政治模式的主導地位。
在聯盟體系建設上,美國霸權文化的擴張基因表現得尤為突出。冷戰后,美國積極推動北約擴張,并通過新的戰略觀念將其安全責任拓展至全球層面,以鞏固自身的領導地位。自1993年起,北約啟動東擴計劃,并在2010年前完成三輪擴張,新增了12個成員國。北約的安全職責從傳統的集體防御擴展到危機管理,執行超越集體防御條款的任務。2017年和2020年北約先后接納黑山和北馬其頓加入。俄烏沖突爆發后,北約在2022年6月的馬德里首腦峰會上明確表示,將對北約的防御和威懾能力作出根本性轉變,以應對新的安全局勢,包括傳統中立國瑞典與芬蘭的加入,以及將中國與俄羅斯一同列為重要競爭對手,將北約的影響力向亞太地區延伸。這種擴張體現了美國文化以聯盟體系為基礎,通過軍事和安全網絡輸出自身的安全觀念和制度秩序。此外,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和日美同盟的全球化轉型,均顯示出美國霸權文化基因對于全球安全架構的持續塑造,并不斷將亞太地區納入其文明影響圈。
此外,美國霸權文化還通過新型的隱蔽干涉手段——“顏色革命”展現其擴張的文化基因。美國打著“民主”“自由”旗號,在拉美搞“新門羅主義”,在歐亞大陸挑起“顏色革命”,在西亞北非策劃“阿拉伯之春”,在世界各地搞“和平演變”,肆意操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強權政治。2003年起,格魯吉亞“玫瑰革命”、烏克蘭“橙色革命”和吉爾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變革事件接連發生。這種新干涉主義繼承了美國長期以來擴張主義文化的傳統,體現了美國通過意識形態輸出與隱性干涉持續鞏固和擴大霸權文化的企圖。
綜上所述,美國在后冷戰時期的戰略擴張并非簡單的權力博弈,而是美國霸權文化內在擴張基因的全面展現。這種擴張基因深深根植于美國的價值觀念與歷史文化傳統中,通過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領域多維度、系統性的擴張戰略,持續塑造并鞏固了美國在全球的霸權體系。
02
美國“新擴張主義”的戰略主張
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就任美國總統推行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政策,是其內外政策的核心理念,八年后,這一政策卷土重來。2025年,特朗普2.0執政一個月,對內裁減了美國國際援助署等多個部門,對外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多個國際機制。盡管“美國優先”政策看似強調減少政府財政支出和全球事務干預,但實際上,它只是為了甩掉不必要的支出與干預,而將精力務實地放在全方位、多層次的擴張主義戰略回歸上。這涉及領土、安全、貨幣和經濟等多個領域,其核心在于通過壯大美國作為傳統強國的硬實力,形成碾壓他國的絕對優勢。總結起來,特朗普“新擴張主義”可顯現為如下幾點。
(一)美國領土擴張瞄準格陵蘭與加拿大,緊握關鍵航道,企圖構建“超級美利堅帝國”
特朗普在重新執政的就職典禮上拋出的狠話,折射了“美國優先”政策的最新目標:格陵蘭島、加拿大以及巴拿馬運河。
格陵蘭島自19世紀起就受美國戰略家關注,但美多次開價購買遭拒。2019年特朗普提議用波多黎各交換格陵蘭島,被拒后取消原定8月的丹麥之行。2024年12月,特朗普重提“買島”一事。2025年1月7日,特朗普再次重申了他的信念,甚至威脅動用經濟或軍事手段。特朗普對格陵蘭島的興趣,主要基于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從地緣戰略角度看,格陵蘭島位于北極航道核心。隨著全球變暖,北極航道通航條件改善,價值不斷提升,中國、俄羅斯等國在北極事務中參與度增加;美國企圖掌控格陵蘭島,強化自身在北極的戰略存在,以維護全球霸權。二是從資源角度看,島上礦產資源豐富,稀土礦規模居全球前列,控制該島有助于美國實現稀土來源多元化。三是在軍事戰略上,美國國防部發布的《2024年北極戰略》明確指出,北極地區對美國是“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地區”,并將增強在北極地區的軍備力量和監視活動,防止北極成為國家安全戰略的“戰略盲點”。
特朗普的擴張目標還涵蓋了對加拿大的兼并意圖。2024年底,特朗普指責美國在加拿大投入巨大卻無實質回報,宣稱美加邊界是“人為劃定的界限”。他在與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會談時提出,倘若加拿大“無法解決相關問題”,美國存在將加拿大吞并、使其成為美國第51個州的可能性。盡管這一言論并未得到任何實質性推動,但特朗普通過此類表述彰顯了“新擴張主義”的政治立場。2025年1月7日記者會,特朗普再次強調將用“經濟力量”來推動美國與加拿大的合并進程。但加拿大超80%的民眾反對加入美國。美國此舉意在加拿大豐富的自然資源,還看中了加拿大作為美國最大的鋼鐵、鋁和鈾供應國的地位,國防安全上需要的34種關鍵礦產和金屬,以及吞并加拿大可實現的北美領土整合。
除此之外,特朗普的擴張野心還表現在對全球關鍵航道的掌控。巴拿馬運河作為全球重要航運樞紐,曾長期受美國掌控,特朗普認為卡特政府轉讓運河所有權損害美國利益。加之近年來運河運力下降、收費上漲,以及中國等國在周邊有合作項目,于是2025年1月7日,特朗普宣稱現行的通行規則“不利于美國”,并暗示美國將在必要時重新控制運河。1月20日,在特朗普就職典禮上,特朗普再次強調將采取措施收回巴拿馬運河的控制權,以鞏固美國在中美洲及拉美地區的戰略優勢。
特朗普的終極戰略目標是將加拿大、格陵蘭島和巴拿馬運河納入美國的控制范疇,構建以美國現有版圖為核心的大北美區域。整合后的區域面積將超過俄羅斯,達到2178.56萬平方公里,這將使美國在全球擁有顯著的地理和資源優勢,成為兼具巨大國土規模與經濟實力的超級大國。這一設想充分彰顯了特朗普構建“超級美利堅帝國”的野心,同時也展現出他對全球戰略布局有著極為明確且系統的規劃。
(二)美國強化安全擴張野心,覬覦太空安全主導權
冷戰結束后,太空安全逐漸成為美國政府的戰略重點。特朗普首次執政時,美國加速太空軍事化進程,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包括重建太空司令部、建立太空軍、設立太空發展局及研發太空武器等,意圖在大國競爭中保持太空優勢。2017年,特朗普簽署總統令重啟美國國家太空委員會,并將太空列為“作戰領域”,加速推進太空安全戰略。2018年,美國發布新版《國家太空戰略》,提出“維持美國在太空領域強大競爭力”的戰略目標。
在特朗普政府的太空安全戰略框架下,“星鏈”計劃成為一枚至關重要的棋子。這一計劃不僅是商業航天領域的重大項目,更是美國實現太空軍事戰略目標的關鍵載體。“星鏈”計劃通過大規模部署低軌道衛星,構建起一個龐大的衛星網絡。截至2024年,星鏈已在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寬帶服務,覆蓋超過400萬人,極大地拓展了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范圍。從軍事角度來看,“星鏈”計劃與美軍各軍種密切協作,顯著提升了美國的太空作戰能力。在俄烏沖突中,星鏈衛星為烏克蘭提供了關鍵的通信、偵察和軍事支援,在網絡通信、地面作戰、情報收集、精確打擊、無人機行動以及反網絡電子干擾等多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實戰應用充分展示了“星鏈”計劃的軍事價值。作為特朗普內閣成員的埃隆·馬斯克,其創立SpaceX是為在火星上建立永久定居點,并正在開發一種強大的新型火箭以實現這一目標,這正好對應了特朗普在就職典禮上宣揚的要把美國國旗插上火星的目標。
2025年1月27日,特朗普簽署行政令,要求建造美國“鐵穹”導彈防御體系,這一舉措再次將美國的太空擴張野心推向新的高度。該體系的核心是在太空部署一套攔截系統,旨在應對彈道導彈、高超音速導彈和巡航導彈等威脅。特朗普政府將這一計劃稱為應對“美國面臨的最大災難性威脅”的關鍵舉措,然而事實上美國本土從未遭受過此類導彈攻擊。這一計劃被外界普遍認為是針對中國和俄羅斯,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明確譴責美國此舉是致力于將太空變成武裝對抗、戰爭和部署戰略武器的舞臺,這將嚴重破壞全球核平衡,加劇國際緊張局勢,影響核武器控制談判的前景。特朗普的這套“太空導彈防御系統”(space-based missile defense)被稱為“星球大戰2.0”,它的提出反映了美國對太空安全的過度擔憂和霸權追求,它的實施無疑將進一步加劇本已緊張的太空軍備競賽,對國際太空安全秩序構成巨大挑戰。
(三)美國借美元霸權拓展虛擬貨幣金融版圖,繼續收割全球財富
美元霸權自“二戰”后期確立以來,依托布雷頓森林體系和石油美元體系,成為美國維持全球霸權的關鍵支柱。盡管布雷頓森林體系在1970年代崩潰,但美元依然通過與石油綁定,持續主導全球金融和貿易體系。特別是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通過量化寬松政策大幅增加貨幣供應,導致其總資產急劇膨脹,美債發行規模激增,貨幣擴張進一步加劇。這種寬松的貨幣政策不僅強化了美元的全球主導地位,還導致了全球流動性泛濫。
與此同時,美國借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機構推行其金融政策,鞏固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影響力,服務于貨幣金融擴張戰略。如今,美國的金融擴張主義依托其美元霸權地位,試圖通過拓展虛擬貨幣領域進一步鞏固其全球金融主導權,并從中獲取超額收益。虛擬貨幣作為一種新興的數字資產,被視為美國在新的金融領域進行全球財富再分配的工具。美元霸權的核心機制在于其通過貨幣發行權,將美元塑造為全球主要的避險資產,其功能類似于傳統的黃金儲備。然而,隨著美元擴張帶來的內在矛盾日益凸顯,例如,債務規模膨脹和貨幣政策外溢效應加劇,美元作為避險資產的功能日益受到挑戰。
2024年以來,特朗普一改早年間對比特幣等加密貨幣的否定態度,連續發表支持加密貨幣的言論,并作出一系列承諾,諸如把美國打造為世界加密貨幣之都等。2025年1月17日,特朗普推出個人迷因幣(memecoin)“特朗普幣”(TRUMP),其市值一度飆升至88億美元。隨即再次成為美國第一夫人的梅拉尼婭也借勢推出了自己的迷因幣——“梅拉尼婭幣”(MELANIA)。據數字資產金融服務提供商HashKey集團預測,2025年加密貨幣總市值或將達到10萬億美元。特朗普試圖通過虛擬貨幣這種新型資產類別重新錨定全球資本流動,以維持美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和吸引力,繼續從全球資本流入中獲取超額收益。
這一新興的金融擴張手段,同樣可能給全球金融市場帶來新的不穩定因素,對其他國家的金融安全構成潛在威脅。一是虛擬貨幣的去中心化特性挑戰了傳統貨幣主權和金融監管框架,其價格波動性和投機屬性可能加劇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二是虛擬貨幣的匿名性為洗錢、恐怖融資等非法活動提供了便利。三是虛擬貨幣的廣泛使用可能削弱主權貨幣的政策傳導機制,對全球金融治理結構構成潛在威脅。因此,虛擬貨幣的發展不僅關乎技術創新,更涉及全球金融權力的重新分配與風險重構。
(四)智能科技時代的“新擴張主義”
科技霸權是美國全球戰略布局的關鍵支撐,也是其維系軍事、經濟、金融等其他霸權的重要基石。進入21世紀,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技術引發新一輪科技革命,美國擴張主義也隨之呈現出全新形態,披上了高科技的“外衣”。尤其是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促使美國擴張主義的影響范疇,從傳統的軍事與領土領域,悄然且深入地延伸至技術與數字領域。
在此背景下,美國為穩固自身科技壟斷地位,持續推行極具破壞性的“擴張型”科技競爭戰略。在科技投入方面,構建完善投入體系,通過制定政策、規劃預算、設立基金、支持科研機構等,為科技發展提供動力。例如,在特朗普1.0時期,美國政府發布了《美國將主導未來產業》這一戰略規劃,其中明確把人工智能、先進制造業、量子信息科學以及第五代移動通信,列為關乎美國高端產業未來走向的四大核心科技領域。拜登政府上臺后,不僅大體延續了特朗普時期的科技發展戰略,還在這一基礎上進行了進一步的完善。以量子技術領域為例,針對當時量子技術研發人員不足的狀況,2022年2月,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專門出臺了《量子信息科學和技術勞動力發展國家戰略計劃》。同時,拜登政府簽署的《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案》,計劃十年投入2000億美元,支持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前沿領域,提升美國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技術標準與行業限制方面,美國憑借政治、經濟、科技優勢,通過立法、行政、司法手段干預國際技術標準制定,融入自身利益訴求。同時,它嚴格管控國際技術轉移和人員交流,打壓國外高新技術企業,構建技術壁壘。在國際規則運用上,美國持實用主義和霸權主義雙重標準,主導制定符合本國利益、罔顧國際準則的國內法,對不利國際規則拒不遵守,并加大對競爭對手的遏制,聯合西方構建科技壟斷同盟,鞏固科技優勢,維護科技霸權。
在人工智能時代,中國作為少數能在人工智能領域挑戰美國的國家,成為美國重點遏制對象。為應對這一挑戰,2025年1月21日,特朗普宣布啟動一項名為“星際之門”(Stargate)的龐大人工智能(AI)基礎設施計劃。該計劃預計投入5000億美元,聚攏全球資源,建設數據中心、計算設施等關鍵技術平臺,融合多領域創新,打造一個跨行業、跨國界的戰略平臺。通過AI技術的突破,帶動能源、材料等關鍵領域的創新,進而鞏固美國在全球的科技霸主地位。隨后在2月11日的人工智能(AI)行動峰會上,美國拒絕簽署《巴黎AI宣言》,理由是該宣言將限制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主導地位。美國副總統萬斯更是直言要在AI領域踐行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要讓美國主導芯片、軟件等領域的行業規則。這一立場充分體現了美國在全球科技競爭中實施“新擴張主義”的霸權姿態,彰顯了其力圖主導全球科技規則和資源分配的戰略意圖。
特朗普二次執政期間提出的一系列對外政策設想,展現出一種“新擴張主義”傾向,其核心是在“美國優先”的旗幟下通過多維度的手段強化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這些設想并非憑空產生,而是深植于美國歷史的擴張主義文化基因,同時結合當前國際環境的現實需求所作出的戰略調整和激進再現。它具有內在的邏輯體系,這一邏輯從歷史文化觀念出發,以領土與地緣戰略為核心目標,以軍事力量為直接工具,并向金融與科技等領域延伸擴展,形成了高度系統化、多層次的戰略架構。
03
美國“新擴張主義”對全球文明的沖擊
特朗普政府大力推行的“美國優先”戰略,極大地強化了美國傳統擴張主義的排他性和對抗性特征,給全球文明帶來了廣泛而深遠的沖擊,加劇了政治分裂、民族主義思潮蔓延、文明沖突升級和全球安全風險。
(一)加劇美國國內政治極化與社會裂痕
特朗普推行的擴張戰略引發了美國國內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激烈爭論。圍繞擴張戰略的成本、收益及道德合法性,美國政界和社會各界形成了尖銳對立。部分政治勢力認為,海外擴張有助于美國獲取經濟利益和地緣政治優勢;反對者則認為這種戰略投入過大,難以帶來長期回報,并可能損害國家道德形象。此外,擴張政策推動的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思潮,使得社會族群間的矛盾加劇,種族問題、移民政策等議題成為政治極化的重點焦點。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國優先”政策更是進一步強化了排外主義傾向,導致社會包容性下降,加劇了國內族群間的不信任與對立。同時,該政策也削弱了美國與傳統盟友的關系,進一步加劇其在國際體系中的孤立,使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領導地位受到削弱。
(二)激化極端民族主義與排外主義的政治運動蔓延
特朗普政府推行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政策在全球范圍內引發連鎖反應,催生了極端民族主義與排外主義的政治運動。受美國影響,多國政治環境向保守主義傾斜,民族主義思潮在歐洲、南美及亞洲部分國家迅速蔓延,導致區域間合作受阻,全球化進程受到干擾。這一趨勢破壞了國際合作精神,使各國更加注重本國利益,減少了全球治理的穩定性。例如,特朗普政府對移民政策的極端收緊影響了歐美各國,多個國家紛紛采取更嚴格的移民政策,如德國加強了臨時邊境檢查,荷蘭尋求退出歐盟移民和難民庇護規則,法國計劃推行更加嚴苛的移民和難民政策,加劇了國際社會的人道主義危機。此外,美國在國際組織中的單邊行動,如退出《巴黎協定》《世界衛生組織》等,也進一步沖擊了全球多邊合作機制,使國際社會在應對全球挑戰時缺乏統一協調,加劇了國際體系中彼此間的不信任與對立。
(三)促使文明對抗升級,全球秩序遭破壞
在全球化深入、人類文明交融的時代背景下,特朗普“新擴張主義”逆流而動。其大力推行的零和博弈思維,將國家間關系簡化為對抗性競爭,把合作局限于短期利益交換,沖擊了人類文明長期積累的規則體系和道德共識,在全球范圍內加劇了文明沖突,強化了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之間的對立。其政府刻意塑造“文明對抗”敘事,宣揚“民主國家對抗專制國家”,試圖在全球范圍內重新劃分陣營,以西方價值觀主導國際秩序。這一戰略不僅在外交政策上表現為對中國的經濟制裁、科技封鎖和輿論攻勢,還通過意識形態塑造,將文化、政治制度的差異轉化為不可調和的沖突。例如,美國限制中國的文化傳播與學術交流,關閉孔子學院,推動全球供應鏈“去中國化”,制造對東方文明的排斥情緒。這種激進擴張政策不僅破壞了全球文明的正常交流,也加劇了全球文化交流的壁壘,削弱了不同文化間的理解與互信,導致文明間的沖突與對立不斷升級。
(四)對全球秩序與國際安全構成威脅
特朗普政府推行的軍事擴張政策,涉及吞并加拿大、購買格陵蘭島、控制巴拿馬運河等極端設想,這些舉措加劇了周邊國家的安全焦慮,破壞了地區穩定。例如,北極地區因美俄軍事對峙風險上升,而巴拿馬運河的控制權爭奪不僅可能引發美巴主權沖突,還可能因中國對運河的依賴加深而引發中美戰略摩擦,使全球軍事局勢更趨復雜。此外,美國頻繁調整軍事部署,在“印太”地區加大軍事存在,向中國臺灣省提供武器支持,并加強與盟友的軍事合作,這些舉措破壞了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美國這種不計后果的擴張行為,表現出尼克松時期“瘋子理論”(Madman Theory)的特征,即通過不可預測的外交手段施壓對手,以獲取戰略優勢。然而,這種策略損害了國際法與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導致全球安全秩序更加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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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總而言之,特朗普主導下的“新擴張主義”行徑,未來大概率會持續且越發變本加厲。我們必須以戰略清醒認識其背后的深層邏輯:在歷史慣性與現實焦慮——從“天定命運論”的文化基因到“單極霸權”的現實執念——的雙重驅動下,它并非單一政治人物的政策選擇,而是美國作為霸權體系在衰落邊緣的“逆流式掙扎”,在全球競爭格局深刻調整中的結構性反應。這種擴張主義不再僅依賴傳統的軍事與地緣手段,而是更強調多維的滲透,即通過科技規則重構全球創新鏈條,通過金融工具轉移危機與財富,通過太空軍備與虛擬貨幣塑造新一代霸權支柱。未來,“新擴張主義”將呈現“高技術+強干預”的組合趨勢,以制度優勢和技術門檻強行擠壓他國發展空間,甚至在秩序重構上對既有國際準則發起系統性挑戰。這種“逆全球化”的擴張邏輯,不僅破壞全球治理的多邊機制,更可能引發技術冷戰、金融動蕩與文明沖突的系統性風險。國際社會需構建“韌性防御體系”,通過技術自主、金融脫鉤與文明互鑒形成對沖。特別是在人工智能倫理、數字貨幣監管、太空資源治理等新興領域,應推動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框架,以制度性創新破解美國“新擴張主義”的結構性危機。唯有在技術革命與文明對話中找到新的平衡點,才能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現代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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