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中國農民因救助過五位美軍飛行員，在美國被國防部長接見

1990年7月，浙東沿海的沙柳村正午悶熱，趙小寶彎著腰理完漁具，一封來自太平洋彼岸的包裹被遞進院子。郵差嘀咕了一句：“美國寄來的，挺沉。”包裹里是一塊合金紀念牌，鐫刻著四十四個簽名和一行英文致謝。趙小寶愣了半晌，記憶像潮水一樣倒灌回去，時間停在1942年4月18日夜。

再往前推幾個小時，同一天的黃昏，美國陸軍航空隊第17轟炸中隊十六架B-25從“企業號”航母彈射升空，實施杜利特爾行動，對東京、大阪、名古屋等地進行報復性轟炸。這是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一次對日本土打擊，象征意義遠大于戰術價值。計劃書上寫得很清楚：燃油不會支持返航，機組只能向西飛，尋找在浙江沿海的野外降落點或者直接跳傘。

凌晨時分，沙柳村外的海面傳來巨響，黑暗中夾雜焦油味。趙小寶本能地以為日軍轟炸機來了，和丈夫趙文龍拎著竹籃往山上跑。十幾分鐘后，天空卻再沒出現閃光，她心里犯嘀咕，悄悄折返。經過豬圈時，草堆里的細微響動撩撥神經，趙文龍抄起魚叉，一挑，四個滿身油污的外國人狼狽地站起——制服破了，降落傘繩還纏在腳踝。

雙方不會彼此語言，只能靠動作。男人們比劃“飛機”“燃油耗盡”，又在泥地里迅速畫出太陽旗、一條斜線，然后用力踩掉；緊接著，他們指著中國國土，用右拳在胸口重重一捶。趙文龍皺眉看向妻子，趙小寶低聲說：“不是日本人，像是求助。”她立刻把人領進堂屋，翻出旱煙葉和舊長衫遞過去。燈芯搖晃，空氣里混雜焦糊味和汗味，幾個人一夜無語，只剩呼吸聲。

天色泛白，第五位飛行員仍失蹤。趙小寶帶上父親，沿著礁石帶搜尋，才在浪尖間發現一個虛弱身影。鹽水浸泡后的傷口發白，她先用淡鹽水沖洗，又切碎草藥敷在上面，手法笨拙卻穩當。傍晚，五個人恢復了些力氣，拿出一張折痕密布的中國地圖，指向三門縣城，再指自己，用漢語蹩腳地念了兩個字：“重慶。”這是當時國民政府陪都，也是他們的目標。

甲長聽完匯報，沉吟良久，只說一句：“救人就要救到底，可村里不能留得久。”夜色掩護下，趙文龍把五個人裝扮成漁民，頭巾一裹，褲腳一挽，再給每人塞兩條咸魚當干糧。三艘舢板趁退潮滑出港口，兩小時后抵達三門縣外的淺灘。國民黨憲兵看了證件，很快安排轉運。飛行員臨走前，反復鞠躬，一人突然掏出懷表遞給趙小寶，被她擺手拒絕，只留下一句“Go home”。

1943年，杜利特爾行動的研究報告在華盛頓呈交國會，附件里詳細列出九十幾名中國平民的救援名單，其中就有沙柳村的趙小寶夫婦。可通信極不穩定，這份名單輾轉多年才落到當事人手中。美國陸軍航空隊幸存飛行員成立“東京突擊者協會”，每逢紀念日都會提起那對中國漁家夫婦，“如果沒有他們，我們撐不到重慶”。

時間來到1992年4月，在紐約州羅徹斯特市，杜利特爾行動五十周年紀念活動隆重舉行。上午九點，貴賓簽到處突然安靜下來，一位頭發花白的東方老人步入會場。她身著灰藍色中山裝，步子緩慢卻挺直。美國國防部長迪克·切尼迎上前，俯身握住她的手，用生硬卻鄭重的中文說道：“謝謝您。”他的聲音不高，卻壓住了全場的嘈雜。

當年的五位飛行員，此刻均已鬢染霜雪，他們在人群后方互望一眼，又快步走上臺，和趙小寶擁抱。有人眼圈早已發紅，飛行員柯林斯啞著嗓子說：“Forty-five years，too long.”趙小寶只是笑，拍拍他的背：“沒什么。”

儀式結束，羅徹斯特市議會授予趙小寶“榮譽公民”稱號，媒體在報道里稱她為“世界公民”。有意思的是，她對鎂光燈并不上心，只反復詢問能否把獎章寄回鄉里陳列。當地記者問她是否后悔當年冒險收留外籍軍人，她搖頭：“那天晚上，又不是只救了他們，也救了自己。人不幫人，日子怎么過？”

回國后，她把合金紀念牌掛在村小學的墻上，旁邊貼了一行墨跡未干的字：1942年救人，1992年受禮，五十年不過彈指。孩子們路過時會停一停，看一眼那些外國名字，問老師“為什么他們會來我們村”。老師說：“當年小小一條漁船，送走的不只是五條性命，也是我們抗擊侵略者的一份力。”這種樸素的回答，恰恰點出那個烽火年代普通民眾的選擇——不求回報，只求對得起良心。

值得一提的是，杜利特爾行動直接戰果有限，卻迫使日軍從東南亞戰場抽調主力防守本土，間接促成了隨后中途島海戰的兵力分配。歷史學者約翰·托蘭在《昭和天皇傳》中評價：“中國沿海民眾的保護行動，為盟軍飛行員提供了關鍵生存窗口。”換言之，沒有沙柳村的短暫庇護，就沒有這場戰略打擊的完整落幕。

多年以后，沙柳村的石板路依舊坑洼，漁船上晾著翻白的網線。趙小寶提及那段往事，語速慢得像潮水退去：“救人其實不難，難的是幾十年后還有人記得。”說罷，她把目光投向海面，天邊來了陣風，帶著鹽味，也帶著歷史留下的回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