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聲明：本文基于歷史事件進行文學化改編創作，部分情節、對話及細節為藝術加工，旨在呈現歷史故事的戲劇張力，不代表歷史絕對真實。請讀者理性看待，勿將虛構情節與歷史事實混淆。
在民國上海灘的十里洋場，邵洵美曾是那個耀眼的存在。
他擁有“上海第一美男”的皮囊，繼承了億萬家產，家中座上賓皆是徐志摩、沈從文等當世名流。
為了心中的“出版帝國”夢，他不惜變賣祖產，購入天價德國印刷機，只為追求紙張與油墨的極致格調。
命運的轉折往往猝不及防。
從揮金如土的“孟嘗君”，到晚年蜷縮在發霉亭子間、死后連壽衣都買不起、僅穿一雙新襪離世的落魄老人。
邵洵美的一生，是大時代下個體命運最無力的注腳。
01
一九二八年的上海，霞飛路的梧桐葉子還沒落盡，空氣里卻已經有了些許躁動的寒意。對于普通人，這是生計維艱的年頭；但對于邵洵美而言，這一年，是他打造“紙上帝國”的元年。
邵洵美站在新落成的廠房里，皮鞋锃亮，西裝是從倫敦薩維爾街定制回來的，剪裁得極貼身，襯出他那副公認的好皮囊。
但他此刻的目光根本不在自己身上，而在眼前這臺龐然大物上，一臺剛剛飄洋過海運抵上海的德國全套影寫版印刷機。
這東西是個吞金獸。五萬美金。
在那個年頭，五萬美金能在上海灘買下半條街的石庫門，或者在蘇杭置辦幾千畝良田，舒舒服服地做個收租的富家翁。
邵洵美沒眨眼，賣掉了祖產，甚至動了妻子盛佩玉的嫁妝，把這堆冰冷的德國鋼鐵搬回了家。
“少爺，這機器吃起墨來，比老虎吃肉還狠。”旁邊的賬房先生也是盛家的老人，戴著一副厚底眼鏡，撥算盤的手都在抖，“咱們開書店、辦雜志，用得著這么頂尖的設備嗎？市面上的鉛印，成本連這個的一成都不如。”
邵洵美伸手摸了摸機器冰涼的金屬外殼，手指沒沾半點灰塵。他轉過頭，眼神里有一種近乎天真的狂熱，這種神情通常只屬于兩種人：瘋子，或者不計代價的理想主義者。
“你不懂。”邵洵美點了根雪茄，“我要辦的不是路邊攤的小報，我要做中國的北巖爵士。什么是北巖爵士？那是英國出版界的皇帝。他的報紙，紙張要白得像雪，油墨要黑得像夜，圖片印出來要像鏡子里的影子一樣清晰。這叫格調。”
他吐出一口煙圈，煙霧在機器上方繚繞。
“現在的上海灘，文人不少，書商也不少，但大多是草臺班子。張光宇畫的畫，徐志摩寫的詩，若是印在那種擦屁股都嫌糙的草紙上，那是對藝術的褻瀆，也是對讀者的侮辱。”
賬房先生嘆了口氣，合上了賬本：“少爺，格調是燒錢燒出來的，這《金屋月刊》要是再這么印下去，咱們那點家底，怕是撐不過三年。”
“撐不過就再賣房。”邵洵美回答得斬釘截鐵，甚至帶著一絲少爺脾氣特有的任性，“盛家的錢，邵家的錢，最終不就是為了花在值得的地方嗎？我不嫖不賭，就愛這點紙上的東西，過分嗎？”
這不僅僅是愛。這是他十二歲起就種下的執念。那時候他手寫《家報》，雖然只是在家族內部流傳，但他像模像樣地排版、撰稿，那份掌控文字與傳播的快感，比后來他在劍橋劃船、在巴黎寫詩都要來得猛烈。
他不僅要當作家，他更要當那個搭建舞臺的人。
幾個月后，這臺德國機器開始轟鳴。它吐出的《金屋月刊》，紙張厚實滑潤，插圖精美絕倫，連標點符號的間距都經過精心考量。在那個粗制濫造盛行的年代，邵洵美的出版物像是一件件工藝品，擺在書攤上，可謂鶴立雞群。
徐志摩來了，摸著那紙張愛不釋手：“洵美，你這是給文字穿上了錦繡啊。”
張光宇來了，看著自己的畫作被完美還原，激動得直拍大腿。
郁達夫、沈從文，這些名字開始頻繁出入邵洵美的客廳。
邵洵美的家成了上海灘最熱鬧的文化沙龍。這里有最好的雪茄，最貴的白蘭地，還有當時最先進的留聲機。他像孟嘗君一樣，大開中門，迎接八方來客。只要是有才華的文人，哪怕窮得叮當響，到了邵家，也是座上賓。
飯桌上，邵洵美舉著酒杯，臉色微醺，燈光打在他高挺的鼻梁上，那確實是一張被上帝偏愛的臉——“上海第一美男”的稱號并非浪得虛名。
“我們要辦最好的畫報，出最好的書。”邵洵美對著滿座高朋高聲說道，聲音里透著金石之氣，“錢算什么？錢是王八蛋，花完了咱再賺！但這書若是印差了，那是留給后人笑話的！”
眾人歡呼舉杯。
在那一刻，觥籌交錯間，邵洵美覺得自己離那個“北巖爵士”的夢想很近。他以為有了最好的機器，有了最頂尖的朋友圈，有了舍得砸錢的魄力，就能建立起一座堅不可摧的文化象牙塔。
02
一九三三年的上海，風向變了。
如果說幾年前的空氣里只是躁動，那么現在，空氣里彌漫的是血腥味。
六月十八日，楊杏佛在亞爾培路被特務暗殺。幾聲槍響，震碎了文人墨客們最后的風花雪月夢。鮮血濺在租界的水泥地上，很快被沖洗干凈，但那種寒意卻滲進了骨頭縫里。
邵洵美坐在書房里，手里捏著一張擬好的宣言草稿。那是宋慶齡牽頭，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發起的抗議。上面已經有了幾個沉甸甸的名字：蔡元培、魯迅、林語堂……
簽字，意味著站隊。意味著從風花雪月的象牙塔里走出來，直接面對那些黑洞洞的槍口和更為隱秘的政治絞索。
“先生，這字簽不得。”管家端茶進來，瞥了一眼桌上的紙，聲音壓得很低，“楊先生的尸骨未寒，外頭風聲緊得很。咱們是做生意的，是搞出版的，何必去蹚這渾水？您背后還有盛家，還有邵家這一大家子人呢。”
邵洵美抬頭看了管家一眼，眼神里少有的冷峻。他平日里溫文爾雅，甚至有些優柔寡斷，但在某些大是大非面前，他骨子里那股舊式文人的傲氣會突然冒出來。
“楊杏佛是為公義死的，若是連個名字都不敢簽，我還辦什么報？印什么書？不如回家抱孩子。”邵洵美提起筆，飽蘸墨汁，在宣言上重重地寫下了“邵洵美”三個字。筆鋒銳利，力透紙背。
那一刻，他覺得自己和魯迅先生是站在一起的。他們雖然文學主張不同，雖然生活方式迥異，但在面對強權和暴行時，文人的脊梁骨應該是一樣的硬。
宣言發表了，輿論嘩然。邵洵美不僅簽了字，還利用自己的印刷廠和發行渠道，為受迫害的作家發聲，甚至不僅一次地掏腰包資助那些逃難的左翼文人。他以為，這是“義”，是跨越階級的良知。
但他錯了。在這個撕裂的時代，階級是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
沒過多久，他就在《人言》雜志上讀到了那篇諷刺文章。字里行間那種辛辣的嘲諷，像鞭子一樣抽在他臉上。
魯迅先生的文章，向來是不留情面的。
在左翼文壇看來，邵洵美是誰？他是高官的孫子，是盛宣懷的孫女婿，是出入坐汽車、家里養洋狗的闊少爺。他的“義舉”，在旁人眼里，不過是富家子弟沽名釣譽的消遣，或者是為了掩飾其“腐朽生活”的遮羞布。
“富家贅婿”四個字，像烙鐵一樣燙在邵洵美的心頭。
那天晚上，邵洵美在家里宴請幾位朋友。席間，有人不知趣地提起了魯迅的文章：“洵美兄，那周樹人也太不識好歹了。你幫了他們那么多人，他卻還要在報紙上罵你，說什么‘文章是老婆的嫁妝里帶出來的’，這也太刻薄了。”
餐廳里的空氣凝固了一瞬。
邵洵美握著酒杯的手指微微發白。他出身名門，講究的是體面，是“君子絕交不出惡聲”。被當世文豪如此指名道姓地羞辱，換做旁人，早就拍案而起了，或者立刻撰文回罵。
但他沒有。
他沉默了許久，緩緩放下酒杯，苦笑了一下：“魯迅先生嫌棄我，是因為我身上的銅臭味太重，洗不掉。他罵我，說明他還看得起我，覺得我這人還有救，還值得罵一罵。”
朋友們面面相覷，不知該說什么好。
邵洵美轉過頭，看向窗外漆黑的夜色。他的心里其實是委屈的。他不明白，為什么想做點好事這么難？為什么他明明已經竭盡全力去支持正義，卻依然被排斥在那個“進步”的圈子之外？
他花錢印書，追求極致的工藝，被罵是“唯美主義的毒草”；他聲援抗議，被說是“投機分子”。他就像一個努力想要擠進大人談話圈的孩子，手里捧著糖果，卻被狠狠地推了一把，告訴他：“你走開，你的糖是臟的。”
“其實，魯迅先生的文章寫得是真好。”邵洵美突然低聲說了一句，像是在自言自語，“罵得痛快。若我是旁觀者，看了也要拍手稱快。”
他端起酒杯，一飲而盡。辛辣的液體順著喉嚨流下去，燒得胃里一陣翻騰。
這一年，邵洵美體會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他在國民黨那邊，被視為“不聽話的異類”；在左翼文人那邊，他是“必須要打倒的對象”。
他夾在中間，左手舉著抗議的旗幟，右手接著飛來的唾沫。
他試圖用金錢和真誠去填平那道鴻溝，卻發現那是個無底洞。但他依然沒有停下印刷機的轉動。他想，或許只要書印得夠好，文章夠真，總有一天，人們會看懂他的心。
03
一九三八年，上海徹底成了一座“孤島”。
租界外是日本人的膏藥旗，租界內是各路神仙鬼怪的避難所。黃浦江上停著外國軍艦，街面上跑著各國的特務。空氣里不再是墨香，而是火藥味和腐爛的氣息。
這是一個把人逼成鬼，或者逼成神的年代。
對于邵洵美來說，那個“花花公子”的皮囊，在這一年徹底被撕開了，露出了里面錚錚的骨頭。
深夜，霞飛路的街燈昏黃。一輛黑色的福特汽車悄無聲息地滑出邵家大門。開車的是邵洵美本人，副駕駛坐著他的得力干將王永祿。后備箱里，沉甸甸地壓著五百本書。
這不是普通的風花雪月的小說，而是毛主席的《論持久戰》。
這是邵洵美做過的最瘋狂的決定。當他在項美麗那里看到這本書時，這位平日里只談風月的出版商，敏銳地嗅到了文字背后的雷霆萬鈞。他不懂軍事，但他懂邏輯，懂人心。他知道，這本書能救中國人的心。
“翻譯成英文，立刻。”當時他對項美麗說這句話時，眼神里沒有了往日的慵懶，只有一種近乎軍人的果決，“我要讓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不會亡。”
現在，書印出來了。沒有書號，沒有出版社署名，甚至連印刷廠的名字都不敢留。但這批書必須送出去，送到租界里的洋人手里，送到外國記者的案頭。
“少爺，前面有巡捕房的崗哨。”王永祿的聲音有些緊。
“坐穩了。”邵洵美握著方向盤的手很穩，手背上的青筋微微凸起。他穿著一件深色的風衣，領子豎起，遮住了半張臉。
汽車沒有減速，反而加速滑過街角。車燈劃破漆黑的街道，像兩把利劍。邵洵美利用自己那張熟面孔和一口流利的英語，應付著盤查。
“去俱樂部，幾個美國朋友在等我打牌。”他隨手遞過去一根煙，笑容無可挑剔。
巡捕揮了揮手放行。
汽車駛入使館區。邵洵美沒有停車，而是放慢車速。王永祿手腳麻利地將一本本沒有封面的書塞進一個個洋房的信箱里。
一本，兩本……一百本……
這不僅是書，更是炸彈，是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埋下的火種。
邵洵美看著后視鏡里遠去的信箱，心里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快感。這種快感，比他當年買下那臺德國印刷機時還要強烈。那時候是為了面子，現在，是為了命，是中國人的命。
這種暗夜潛行并非沒有代價。他的“不合作”，早已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不久后，憲兵隊長岡村適三找上門了，同行的還有漢奸熊劍東。
熊劍東和邵洵美算是舊識，此刻穿著一身不倫不類的西裝，臉上掛著討好的笑，眼神里卻透著狠毒：“洵美兄，皇軍很欣賞你的才華，現在‘中日親善’是大局，南京那邊正在籌備新政府，正缺你這樣的文化干才。只要你點頭，出版部部長的位置，或者是上海市的宣傳口，隨你挑。”
岡村適三坐在一旁，腰板挺得筆直，戴著白手套的手輕輕撫摸著茶杯，像是在撫摸一把刀。
邵洵美的書房里，掛著祖父留下的字畫，擺著他心愛的古董。這里本該是談論詩詞歌賦的地方，此刻卻充斥著逼仄的壓迫感。
邵洵美端起茶杯，輕輕吹了吹浮沫。他的手沒有抖。
“劍東兄，你我相識多年，你知道我這個人的。”邵洵美慢條斯理地開口，語氣平淡得像是在聊今天的天氣，“我這個人懶散慣了，受不得約束。做官這種事，太累，我做不來，我只會印印書，喝喝酒。”
“洵美兄，識時務者為俊杰。”熊劍東臉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這可是岡村太君的一番美意。你那印刷廠，若是有皇軍照應，生意能做到全亞洲去。若是敬酒不吃……”
他沒說下去，但威脅之意圖窮匕見。
邵洵美放下了茶杯，杯底碰到桌面，發出“噠”的一聲輕響。他抬起頭，目光掃過岡村適三，最后落在熊劍東臉上。他的眼神里沒有恐懼，只有一種世家子弟特有的、從骨子里透出來的輕蔑。
“我邵洵美雖然是個沒用的文人，但這膝蓋有點毛病，彎不下去。”他指了指自己的腿，淡淡一笑，“而且我這人胃口刁，吃不慣別人施舍的飯，特別是……帶血的飯。”
岡村適三猛地站了起來，手按在了軍刀柄上。
邵洵美依然坐著，甚至又點了一根煙。他在賭，賭日本人還想留著他這塊“招牌”裝點門面，賭他們不敢在租界公然殺害一個有影響力的名流。但他更是在守。守住最后一點作為中國人的底線。
那天的談話不歡而散。熊劍東臨走時的眼神像毒蛇一樣，岡村適三則留下了一句冰冷的日語。
門關上的那一刻，邵洵美的背心已經被冷汗濕透了。他癱坐在沙發上，大口地喘著氣。他知道，從這一刻起，他不再只是那個風流倜儻的出版家，他把自己推到了懸崖邊上。
但他不后悔。在這個黑白顛倒的孤島歲月里，他用一種近乎天真的勇敢，在日本人和漢奸的夾縫中生存。
04
一九四九年的上海，黃浦江上的汽笛聲顯得格外凄厲，像是某種舊時代的挽歌。
碼頭上，人潮如受驚的蟻群。金條被縫進棉襖的夾層，美元卷在牙膏管里，昔日那些在霞飛路指點江山的大亨們，此刻正為了最后一張通往香港或臺灣的船票，擠掉了鞋，喊破了喉嚨。
邵洵美沒有去碼頭。他站在福州路的時代書局里，指揮著工人們搬運那臺重達數噸的德國影寫版印刷機。這臺機器是他當年輕狂歲月的見證，如今雖然漆面稍顯斑駁，但滾筒依然泛著冷冽的金屬光澤。
“東家，真不走？”老賬房手里捏著一張去香港的船票，手微微發抖，“聽說吳稚暉先生、張道藩先生都走了，杜月笙先生也去了香港。您跟他們交情那么深，留下來……”
邵洵美正用一塊絲絨布小心地擦拭著機器上的銘牌，聞言停下了手。他轉過身，整理了一下那件雖然有些磨損但依然熨帖的雙排扣西裝，臉上掛著那副標志性的、混雜著天真與驕傲的笑容。
“走？為什么要走？”邵洵美反問道，“我是做出版的，是手藝人。新政府來了，難道就不印書了？不看報了？我有全上海最好的機器，有最熟練的排版工人，我沒殺過人，沒放過火，我怕什么？”
他太迷信“技術”的力量了，也太高估了“文人”的身份。在他那套從劍橋帶回來的貴族邏輯里，政治是政治，文化是文化，井水不犯河水。他甚至覺得，這或許是一個新的開始——一個肅清了烏煙瘴氣，可以讓他專心搞出版的清朗時代。
為了表決心，他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把書局遷往北京。火車皮載著那臺巨大的印刷機，哐當哐當一路向北。
邵洵美坐在硬座車廂里，看著窗外飛快倒退的荒野，腦子里構思的全是宏大的出版計劃。他甚至天真地給總理寫了一封長信，洋洋灑灑，陳述自己對新中國出版業的構想，字里行間依然透著那股“指點江山”的公子哥做派。
到了北京，機器裝好了，工人到位了，但預想中的訂單并沒有像雪片一樣飛來。相反，一種看不見、摸不著卻令人窒息的“氣壓”開始籠罩下來。
一九五零年，打擊來得猝不及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