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語文教育之路｜陳望道：分水塘的燈光

編者按：高等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套《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理論資料》叢書，收錄夏丏尊、葉圣陶、朱光潛、陳望道等關于語文教育的一系列文章。他們是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的拓荒者，懷抱著“使醇醇諸稚展發神輝”的理想探索著“人的教育”。

他們“周身溫暖的光澤”首先浸潤的就是作為他們教育理想第一實踐場域的家庭。我們采訪了這些教育家的孫輩，聽他們講述這些教育家在公共教育領域倡導的理念貫穿于家庭生活中，回溯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的拓荒年代，對他們在中國現代語文教育領域所做的探索進行一次回望，回到白馬湖和分水塘，回到教育的現場，重走現代語文教育之路。

浙江義烏分水塘村，一個藏在浙中山區里的普通村落。村子四面環山，村北有一口山塘，山間溪水匯集于此，水分兩系，西北流向浦江，東南流入義烏，這便是“分水塘”村名的由來。1920年早春，村中一所老宅的柴房里，總亮著一盞油燈至深夜，一位青年伏案疾書，手邊堆滿外文書稿。母親心疼兒子，送來粽子和紅糖，幾次催問“吃了嗎”，他只答“吃了吃了，甜極了”。待母親進來收拾碗碟，卻見他滿嘴墨黑，原來他專注譯書，竟將硯臺里的墨汁當作紅糖蘸著粽子吃了。

這位青年是時年29歲的陳望道，他正在翻譯《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這盞從分水塘柴房亮起的燈光，不僅照亮了中國革命的理論起點，也映照出一條現代語文教育從荒蕪到開拓的漫漫長路。

分水塘 陳望道故居

近一個世紀后，他的小孫子陳曉帆站在修繕一新的分水塘陳望道故居前。盡管爺爺去世時他年僅4歲，一些記憶碎片卻很清晰：1977年那個陰雨的深秋，上海龍華烈士陵園里人潮涌動、黑紗如云，人們自發前來送別一位老人?！爱敃r我還問我媽，他們來干嘛？后來才慢慢理解，是因為爺爺做出了真正讓人記住的貢獻。”陳曉帆對澎湃新聞回憶道。

從柴房譯者到復旦大學校長，從白話文運動的旗手到修辭學體系的奠基人，陳望道的一生始終與“語文”二字緊密相連。他尋找的不僅是一種新的大眾語言，也是一條屬于科學的現代語文教育之路。

陳望道晚年的全家福，圖左為子陳振新，抱著小孫陳曉帆，圖右為媳朱良玉，抱著大孫陳曉明

為時代尋找新語言

陳望道的語文之路，始于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與語言革命。1915年，24歲的陳望道遠渡日本求學，先后在早稻田大學、中央大學等校學習法律、經濟、物理、數學、哲學和文學等課程。彼時日本正大量吸收西方思想，社會主義學說也開始傳播。陳望道接觸到馬克思主義著作，同時深切感受到文言文在表達現代思想時的無力與隔閡。

五四運動爆發后，陳望道回國受聘于浙江第一師范學校，與同校國文教員夏丏尊、劉大白、李次九等引為同道，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在浙江一師，陳望道的語文課堂本身就是一場“革命”，他摒棄八股式的文言教學，大膽選用《新青年》上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的白話文章作為教材，引導學生關注社會現實。他倡導學生寫白話文，認為語言的第一要義是“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

這種教學改革迅速引發轟動，也招致守舊勢力的猛烈攻擊，最終釀成“一師風潮”，致使陳望道去職。但陳望道的語文革新理想，并未因此熄滅。正在此時，他應《星期評論》雜志之邀翻譯《共產黨宣言》，為了專心完成任務，1920年2月，他特地回到家鄉義烏分水塘村。他以日文版為依據，與英文版相互對照，字斟句酌，不到三萬字的《共產黨宣言》，花了1個多月才翻譯完成。

陳望道意識到，翻譯這部著作，不僅是政治理論的引介，更是一場語言上的創造。如何將原著的深刻思想，用中文準確、生動地傳達給普通大眾？他必須鍛造一種全新的語言：既要嚴謹科學，又要通俗有力；既要保留理論深度，又要讓工人農民能看懂。他將“資產階級”譯為“有產者”，“無產階級”譯為“無產者”，創造了此后影響深遠的核心概念。在晦澀的理論闡述處，他力求用簡潔的短句和生動的比喻化解，他也運用排比、對仗等修辭，增強語言的感染力與鼓動性。

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系統傳播的起點，也堪稱白話文應用在哲學、政治理論領域的典范。

1920年8月第1版（左）、9月第2版（右）《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藏于上海市檔案館）

幾年前，作為建筑師的陳曉帆接到一個特別任務，參與分水塘祖父故居修繕。回到分水塘，陳曉帆才更切身理解了這項翻譯工作的意義。“原先只知道望道先生是《共產黨宣言》的譯者，但通過走訪村里老人、查閱資料，才知道當時條件多么艱苦，他的決心又多么堅定。”陳曉帆說。

分水塘村的這盞燈，從此成為現代中國語文革新史上一個象征。新的思想，需要新的語言來承載，而新的語言，又在翻譯與創造的熔爐中成型。

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的場景被定格在紀念郵票上

抗擊復古思潮：捍衛屬于大眾的“大眾語”

《共產黨宣言》的翻譯，讓陳望道聲名鵲起，但他并未止步于理論的引介。他更深切地意識到，語文的革新關鍵在于教育，在于讓新的語言扎根于最廣大的民眾之中。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文言復古思潮幾度回潮，主張“尊孔讀經”的呼聲不絕于耳。陳望道站在了抗爭的最前沿。

1934年，汪懋祖、許夢因等人發動“文言復興”運動，主張中小學應該普遍學習文言和讀經。陳望道第一個提出，不能被動地保衛白話文，他與魯迅、茅盾、胡愈之、葉圣陶等人聯合發起“大眾語運動”，旗幟鮮明地反對文言復興。他在《文學》《中學生》《自由談》等報刊上不斷發表文章，倡導大眾語。

如今讀起當年的筆戰文章，依然能鮮活地感受到白話文如何一步步登堂入室，站穩腳跟?！吨袊F代語文教育理論資料·陳望道專集》收錄了一篇文章，針對汪懋祖提出文言具有白話文不具備的“一字傳神”之便利，陳望道舉例反擊——吃不得、吃不了、吃不來、吃不起、吃不下、吃不著……變動一字，意義迥異，因此白話文也并非不能一字傳神，“文言能夠這樣以簡單的一字傳出這樣復雜的意思嗎？”

《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理論資料·陳望道專集》中所收的陳望道對于白話文與文言文的討論文章

時過境遷，當我們回望這一切紛爭，便能看出當年那些針鋒相對，背后是爭奪話語權的迫切。文言與白話各有短長，也不必非此即彼，陳望道等“白話派”為白話文爭地位的真正目的，清晰地陳述于他為《太白》半月刊所寫的發刊詞中：“我們提倡大眾語，是為了讓語文重新回到大眾手里，成為大眾表達思想、爭取解放的工具?！?/p>

這場語文戰線上的斗爭，關乎教育的公平與文化的方向。陳望道深知，如果語文教育繼續被艱深晦澀的文言壟斷，那么知識就將永遠被少數精英壟斷，普通民眾難以真正獲得啟蒙與解放。他的大眾語理想，始終與“教育普及”“文化平權”的社會理想緊密相連。

陳望道對“大眾語”的構想全面而深刻，他反對將大眾語簡單等同于方言土語，但主張吸取各地方言中鮮活、有力的成分，同時加以提煉和規范化，形成一種“普遍性的大眾語”。他特別強調要向大眾學習語言，“從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詞匯”。在《太白》上，他開辟專欄，刊登工人、農民、車夫、店員寫的文章，哪怕文字粗糙，但情感真摯、語言生動，成為最鮮活的教材。

與此同時，在語文教育陣地上，他與夏丏尊、葉圣陶等志同道合者緊密合作。1934年，他們合力編寫了《開明國文講義》，這套教材大膽采用白話文為主，以“文話”系統講解讀寫知識，開創了語文教材科學編排的先河。編寫中，陳望道尤為注重從現代白話文中提取鮮活案例，摒棄了傳統教材引經據典、脫離實際的弊病。

然而，復古勢力的反撲異常猛烈。一些保守派譏諷白話文“鄙俚淺陋”，不能登大雅之堂，更無法傳承深厚文化。對此，陳望道在《關于大眾語文學的建設》等一系列文章中予以有力回擊。他指出，文言文之所以脫離大眾，正是因為它已成為少數人壟斷知識的工具；白話文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源于生活、用于生活。

陳曉帆聽父輩談起，陳望道在生活中就是一個極其樸素、貼近大眾的人。在上海當校長時，他常與門衛、工友聊天，聽他們講市井見聞，覺得那是“最生動活潑的語言材料”。這種對大眾語言的尊重，源于他內心的平民情懷，也讓他在后來的校長生涯中，始終將師生的普通生活放在心上，這已是后話。

陳望道及語言研究室的青年教師在一起

修辭與作文：為語文教育奠定基石

倡導白話文、推動大眾語，是語文革新的方向，而如何讓語文教育本身成為一門科學、系統的學問，則是陳望道畢生致力的另一項基石性工程。他最大的學術貢獻之一，便是構建了中國現代修辭學體系。

在傳統的語文教育中，“修辭”往往被視為文人雅士雕琢字句的技藝，散見于詩話、詞話的零星點評，缺乏系統理論。陳望道深感這種狀況不利于語文教學的深化與提高。自1920年起，他就在復旦大學等校開設修辭學課程，歷經十余年教學實踐與反復修改，于1932年出版了《修辭學發凡》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修辭學發凡》首次將漢語修辭現象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科學歸納。它打破了“修辭即修飾文辭”的狹義理解，提出“修辭以適應題旨情境為第一義”的核心觀點。也就是說，修辭不是為了炫耀文采，而是為了更有效地表達思想、情感，必須考慮文章的主題、讀者的對象、具體的情境。這一觀點，將修辭從“術”的層面提升到了“道”的高度，奠定了其在中國現代語言學和教育學中的地位。

1932年初版《修辭學發凡》

陳望道在書中建立了“消極修辭”與“積極修辭”兩大分野。消極修辭要求語言明確、通順、平勻、穩密，這是表達的基本功，是任何文章都必須遵守的規范。積極修辭則追求語言的形象、生動、深刻，通過各種辭格（如比喻、夸張、排比等）來增強感染力。他詳盡分析了38種辭格，每種都佐以從古至今、從文言到白話的豐富例證，其中大量來自《紅樓夢》《水滸傳》等白話文學以及當時的報刊文章，使得理論有了堅實的語言實踐基礎。

這部著作對語文教育產生了深刻影響，修辭教學變得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教師可以系統地講解各種修辭手段的作用與用法，學生可以按圖索驥地理解和學習如何美化自己的語言。葉圣陶曾盛贊此書“給了國文教師一把犀利的解剖刀”。在參與編寫《開明國文講義》和《國文百八課》時，陳望道將自己的修辭學研究成果充分融入，設計了循序漸進的修辭知識單元和練習，使修辭學習成為語文能力培養的有機組成部分。

1970年，陳望道為再版修改《修辭學發凡》

除了修辭學，陳望道在語法研究、文章學等方面也頗有建樹。他反對當時盲目模仿英語語法來套解漢語的做法，主張從漢語實際出發，研究其自身規律。在文章寫作教學上，他于1922年出版的《作文法講義》，是中國最早系統論述白話文寫作方法的專著之一。他將文章分為記載、紀敘、解釋、論辯、誘導五種體裁，明確提出文章研究不外乎“構造、體制、美質”三個方面，論述了學習寫作的基本過程和各種文體的寫作特點及相關問題。

這些思想，為當時茫然無措的作文教學提供了清晰的路徑。在陳望道等語文教育家的努力下，中國語言逐漸接近一門科學學科，語文不再是模糊的“感悟”或“玄談”，而是可以分析、可以教授、可以循序漸進掌握的知識體系。

陳望道先生《修辭學科補充講義》手稿（一九三五年）

永遠的老校長：教育理想的最終歸宿

新中國成立后，陳望道的人生軌跡與復旦大學緊緊綁定在一起。1952年毛澤東主席親自任命陳望道擔任復旦大學校長，直到他1977年病逝，長達25年的時光，陳望道將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傾注于復旦大學。他的教育理想，也從最初的語文啟蒙、大眾話推廣，延伸至高等人才的培養與大學精神的塑造。

陳望道在復旦

在陳曉帆的童年記憶里，爺爺總是忙碌的，但他對學校的摯愛，卻通過許多具體而微的故事傳遞下來。其中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關于復旦校門。陳曉帆對澎湃新聞說，上世紀60年代初，復旦大學計劃翻建校門，方便住在路南的教職工家屬進出。核算下來需要兩萬多元，而學校自備資金只有一半。時任校長的陳望道得知后，捐出了自己積攢多年的約一萬元稿費，補足了缺口。他對家人說：“學校的事，就是最重要的事?！?/p>

在生命最后時刻，陳望道牽掛的依然是學校與師生。病重住院期間，上海市領導前去探望，問他個人有何要求。他搖搖頭，只提了一個請求：希望盡快將復旦大學從“郊縣”劃入“市區”。當時復旦校區所在的寶山屬于郊縣，糧油副食等生活物資供應，市區與郊區有差別，復旦上萬名師生的生活因此多有不便。他唯一的遺愿，是改善師生的生活條件。

“他一生最關注的就是教育，而不是自己的位置。”陳曉帆說。

在復旦校長任上，陳望道雖行政事務繁忙，卻從未放棄對語文教育的關注。他鼓勵中文系開展語言學、修辭學的深入研究，支持青年教師探索教學改革。在他看來，語文素養是所有專業學生的基礎，是現代人才必備的素質。

陳望道在復旦大學60周年校慶的日子里

1977年10月29日，陳望道與世長辭。追悼會上，前來悼念的人絡繹不絕。多年以后，陳曉帆參與祖父故居的修繕與規劃，帶著團隊在分水塘村住了七天，走訪老人，探尋古跡，恢復了“九星連塘”的水系和一條古商道?！巴ㄟ^這個過程，我像是重新‘找到’了爺爺，”陳曉帆說，“不僅知道了他做了什么，更理解了他為什么做這些。他期望故鄉有便捷的交通，如今隧道通了；他期望文化得到傳承，如今故居成了國家級文保單位。他的愿望，后人一步步實現了?！?/p>

分水塘的燈光早已熄滅，但它點燃的火種，卻在中國語文教育的現代化道路上生生不息。柴房里翻譯《共產黨宣言》時對“信達雅”的追求，大眾語運動中為普通人爭取話語權的慷慨激昂，《修辭學發凡》里構建科學體系的縝密深邃……陳望道用自己的一生，詮釋了“語文”二字所能承載的最大重量。

今天，當我們審視語文教育中的種種爭論，文白之爭雖已遠去，但如何平衡傳統與現代、工具性與人文性、規范與創新等命題依然在尋找答案。語文教育，終究是為了讓人成為更完整、更自由、更有力量的人，而這條道路，需要科學地探索。這或許就是那盞從浙中山村亮起的燈光，穿越百年時空，給予我們這個時代最珍貴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