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城區的困局與破局路徑——以東部地區為例

作 者

東部城區研究中心分析師 侯瀟

一、研究背景

城區作為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主要空間載體，長期以來一直是人口、資本、技術、信息等關鍵生產要素的高度集聚地，以及公共服務、文化交流與制度創新的核心平臺。2024年，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經初步核算，全國國內生產總值達134.9萬億元，其中，各城市市轄區國內生產總值總額超七十萬億元。中心城區作為城市經濟發展的主引擎、城市文化身份與創新活力的核心源泉，以高度集聚的經濟密度、高端的功能集合和強大的輻射能級，在長時間內成為帶動城市乃至區域、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核中之核”。然而，隨著城市發展模式由單中心向多中心演變、縣域經濟持續飛躍，中心城區經濟發展日益受困。

以我國東部地區三直轄市、七省為例，2016年，東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為40.4萬億元，東部中心城區國內生產總值為16.1萬億元，占東部地區GDP比重達39.9%；2024年，東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為70.2萬億元，東部中心城區國內生產總值為23.6萬億元，占東部地區GDP比重為33.6%，中心城區在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格局中的地位顯著下降。

本研究以各地最新版國土空間規劃、城市規劃為依據，以城區全部街道均進入中心城區規劃范圍為篩選原則，在東部地區的北京、天津、上海三個直轄市，以及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海南七個省的市轄區中共梳理出196個中心城區（不含海南省三沙市）。研究以東部地區中心城區為研究樣本，從功能定位、經濟能級、產業動能等維度出發，系統剖析東部地區中心城區在高質量發展階段面臨的空間資源緊約束、傳統功能過載、創新動能受阻，以及區域競合復雜化等八大困局，并提出八大破局路徑，以期助力中心城區突破增長瓶頸，在“十五五”發展關鍵期提升區域向心力。

二、中心城區發展畫像

（一）中心城區類型劃分

依據經濟能級、主導功能與發展階段等核心維度，東部地區中心城區可歸類為以下四個類型：作為城市頂級功能復合體的核心引領型；單一功能突出、承載專業功能的專業功能型；處于劇烈轉型期、通過存量更新進行發展動力轉換的動能重塑型；城市功能完善、發展進入成熟平穩期的穩態發展型。

圖1 中心城區類型劃分

數據來源：賽迪顧問2025年12月

1.核心引領型

核心引領型中心城區發展悠久，承載了城市最頂級的行政、金融、商務、文化與創新功能，經濟密度與資源集聚度最高，對資本、人才等要素具有絕對的“虹吸效應”，發展態勢直接決定了所在城市的國際國內競爭力與輻射能級。在產業上，以總部經濟、高端商務、國際金融和專業服務業為核心支柱；在空間上，擁有最完善的基礎設施、最密集的交通網絡和標志性的城市景觀。

發展瓶頸：發展成本極高，面臨功能老化與創新活力流失等問題。

代表城區：北京海淀區、上海黃浦區、深圳南山區等。

2.專業功能型

專業功能型城區是城市在特定功能領域塑造的、具有全國乃至全球影響力的專業化高地。通常在制造、文旅、消費或某一高端服務業等特定領域形成了全國性或區域性的頂級專業化優勢與資源配置能力，在科技創新、高等教育、交通物流、高端制造或文旅休閑等單一賽道上塑造的“單打冠軍”，核心競爭力高度依賴于特定領域的產業集群與生態。

發展瓶頸：對單一產業依賴度較高，易受產業周期波動沖擊，向綜合功能轉型存在難度。

代表城區：深圳福田區、廈門思明區、佛山禪城區等。

3.動能重塑型

動能重塑型中心城區正處于發展動力系統性轉換關鍵期。以通常是傳統工業時代遺留下來的制造業基地、隨著城市擴張而邊緣化的老城區、或功能衰退的傳統商業區為主，普遍面臨產業衰退、空間老化、活力不足等典型問題。動能重塑型中心城區通過大規模的城市更新、土地重整和空間再造，為新興產業和現代功能騰挪物理載體；同時，通過有力的產業政策引導，主動淘汰落后產能，培育引入數字經濟、創意文化、研發設計、高端服務等新增長點。

發展瓶頸：城市更新成本高昂、新舊動能接續存在“青黃不接”的風險，對系統性改革與長期投資依賴較深。

代表城區：深圳羅湖區、天津紅橋區、廣州荔灣區等。

4.穩態發展型

穩態發展型中心城區是城市功能完善、發展進入成熟平穩期的“基本盤”。城區已基本完成大規模建設，進入內涵提升和完善維護階段。居住、商業、教育、醫療、社區服務等基礎性生活配套齊全且品質良好，能夠滿足居民日常所需；人口結構相對穩定，社區網絡成熟，生活氣息濃厚；經濟增長與城市整體增速保持同步，波動較小，爆發式增長和創新突破也較為罕見。空間形態以建成區為主，以漸進式的“微更新”為主導模式。

發展瓶頸：易陷入發展“舒適區”，面臨人口老齡化、設施老舊和消費外流等挑戰。

代表城區：北京豐臺區、南京秦淮區、杭州拱墅區等。

（二）數“說”中心城區發展

1.傳統中心城區與新興中心城區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深與空間結構的持續演化，傳統以單城區為城市核心的模式逐漸改變，大量城區在城市規劃與國土空間規劃中逐漸被納入中心城區體系，為避免因研究對象內部發展階段差異過大而導致結論失真，本部分研究依據城區發展階段、經濟貢獻能級、人口承載強度與功能成熟度四項核心判據，將196個研究對象科學劃分為100個傳統中心城區與96個新興中心城區。以北京市為例，東城區與西城區在本部分研究中被劃分為傳統中心城區，朝陽區、海淀區、豐臺區及石景山區被劃分為新興中心城區。從城區首位度、城區貢獻度與人口集聚度三大指標的變化呈現，系統揭示中心城區在城市經濟格局的演進趨勢。

（1）城區首位度

城區首位度是城區地區生產總值與所在地級市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評價城區在地級市經濟發展中的重要程度。2016至2024年間，傳統中心城區首位度均值始終高于新興城區首位度，但波動性較大，總體呈下行趨勢：2016年100個傳統中心城區首位度均值達23.0%，2024波動下滑至16.2%。新興中心城區首位度穩定性較強，2016-2024年間96個城區首位度均值在10.4%至10.8%窄區間內小幅波動，未呈現出明顯的趨勢性變化。兩者之間的差距從2016年的12.6個百分點，逐步收斂至2024年的5.6個百分點。傳統中心城區首位度均值的持續下行，清晰地揭示了傳統中心城區在區域經濟中傳統主導地位的式微與結構性困境的加劇。新興中心城區首位度均值的穩定，表明新興中心城區增長速度與城市整體增速基本同步，尚未展現出能顯著提升其相對經濟地位的增長動能。傳統中心城區與新興中心城區首位度差距的持續收窄，呈現“核心趨穩、邊緣緩進”的動態，標志著城市經濟正從單極絕對主導，邁向更為多元和均衡的多中心結構演化階段。

圖2 2016-2024年傳統中心城區與新興城區首位度均值

數據來源：賽迪顧問2025年12月

（2）城區貢獻度

城區貢獻度是城區地區生產總值較上年增量，占所在地級市地區生產總值較上年增量的比重，主要衡量城區在地級市經濟發展中的推動力和貢獻力。2016-2024年，從整體趨勢看，傳統中心城區的貢獻度波動顯著，100個傳統中心城區貢獻度平均值在13.0%至25.2%之間寬幅震蕩，分別在2016年（22.6%）和2024年（25.2%）形成兩個高點，在2020年（13.0%）和2022年（13.7%）處于低谷。相比之下，96個新興中心城區貢獻度平均值相對平穩，主要區間集中于7.3%至13.3%之間，同樣在2024年躍升至16.9%的周期高點。2020年，新興中心城區的貢獻度（13.3%）首次短暫超越傳統中心城區（13.0%）。至2024年，兩類城區的貢獻度均達到觀測期內的峰值，呈現出同步強勁發力的態勢。傳統中心城區貢獻度的劇烈波動，表明其增長動能的釋放受宏觀經濟周期、投資波動及傳統產業轉型壓力的影響更為直接和敏感；新興中心城區貢獻度的相對穩定性，份額雖長期低于傳統中心城區，但發展韌性較強。

圖3 2016-2024年傳統中心城區與新興城區貢獻度均值

數據來源：賽迪顧問2025年12月

（3）人口集聚度

人口集聚度是城區人口占所在地級市人口的比重，主要衡量城區發展要素在城市中的集中程度。從人口集聚度的長期趨勢來看，傳統與新興中心城區呈現出“同步集聚但差距固化”的鮮明特征。兩類城區的人口占所在城市總人口的比重在2016至2024年間均實現了穩步提升。100個傳統中心城區的人口集聚度平均值從2016年的13.1%起步，在2019年前于12.8%至13.3%的窄幅區間內波動；2020年起顯著躍升至14.0%，此后持續保持在14.0%以上的平臺，并于2024年達到峰值14.9%。96個新興中心城區的人口集聚度平均值從9.0%穩步增長至10.6%，增長軌跡相對平緩，在2020年同樣出現一個明顯提升（至10.0%），隨后保持穩定微增。在整個周期內，兩類城區之間的集聚度差距基本維持在約4個百分點，未出現顯著收窄，且數據呈穩步上升趨勢，凸顯了中心城區基礎吸引力。人口持續集聚為中心城區重塑高能級向心力提供了現實基礎。將人口規模優勢，通過產業升級、服務優化與空間重構，系統轉化為強勁的價值創造優勢與創新策源功能，將推動中心城區在更高層次上完成對優質要素的吸引與整合。

圖4 2016-2024年傳統中心城區與新興城區人口集聚度均值

數據來源：賽迪顧問2025年12月

2.中心城區與城市新中心

2025年，賽迪顧問研究發現，隨著城市化進程不斷加深，一批區別于中心城區的、具有新型功能定位的城區逐漸崛起，成為城市發展“新中心”，承擔著城市經濟規模擴容與能級躍升的新增長極功能，如深圳市寶安區、南京市江寧區、無錫市新吳區等。本部分在東部地區選取52個近年來隨戰略導向、經濟發展、科技創新等驅動因素形成的城市新中心作為對標研究對象，旨在通過對196個中心城區與城市新中心的多維度數據比較，揭示兩者在發展動態、結構特征與功能承載上的差異與變化。

（1）GDP及GDP增速

從2016至2024年的數據看，城市新中心在經濟發展上展現出顯著的規模優勢。在總量上，城市新中心的GDP平均值始終遠高于中心城區GDP平均值，GDP數值長期保持在中心城區的約1.8至2.1倍。從增長動態來看，城市新中心在多數年份的增速略高于中心城區，2016-2019年間及2021年，增速均領先于中心城區，顯示出更強的增長勢頭。然而，兩者增速的變動趨勢高度同步，均經歷了由高到低、再反彈后又放緩的波動過程。在2020年、2022年與2023年，中心城區增速出現了短暫反超，但優勢微弱；2024年，中心城區與城市新中心增速拉開相對距離，新中心保有較大領先優勢。總體而言，城市新中心憑借更大的經濟基數和在多數時期更高的增速，作為增長引擎的地位十分突出，但近年來增速優勢已明顯收窄，兩者增長態勢呈現趨同跡象。

圖5 2016-2024年中心城區與城市新中心GDP及GDP增速均值

數據來源：賽迪顧問2025年12月

（2）二產增加值

2016-2024年，第二產業增加值呈現出“新中心體量絕對占優、中心城區增速相對領先”的鮮明特征。在總量上，城市新中心始終是二產增長的主要承載地，規模約為中心城區的3至4倍，2016年，52個城市新中心二產增加值平均值為643.2億元，中心城區為188.9億元；2024年，城市新中心二產增加值均值達995.6億元，中心城區為277.8億元。從增長軌跡看，中心城區九年間累計增長約47.0%，城市新中心累計增長約54.7%。中心城區二產基數低，且2020年出現絕對值數值下降，同期城市新中心保持了正增長，中心城區二產增長呈現相對不穩定性。2023年以來，兩者增速均顯著放緩，中心城區增速下滑相對明顯，2023至2024年僅增長約7.5億元，增長動力接近停滯。

圖6 2016-2024年中心城區與城市新中心二產增加值均值

數據來源：賽迪顧問2025年12月

（3）三產增加值

2016-2024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呈現出“新中心規模領先、中心城區增速追趕”的格局。在總量上，城市新中心始終保持優勢，城市新中心三產增加值平均值從712.5億元增至1441.2億元，約為中心城區平均值（從465.5億元增至966.8億元）的1.5倍，差距較二產而言明顯縮小且相對穩定。從增長動態觀察，中心城區展現出更強的增長勢頭：規模從約為新中心的65.3%逐步提升至67.1%，累計增幅達107.7%，略高于新中心的102.2%。2023至2024年間，中心城區增速顯著加快，單年增量占其九年總增量的近三成，追趕態勢明顯。兩者增長軌跡基本同步，較二產而言，中心城區三產顯現出更強的穩定性與更快的增速。

圖7 2016-2024年中心城區與城市新中心三產增加值均值

數據來源：賽迪顧問2025年12月

三、中心城區發展困局

（一）從中心城區自身看

困局一：空間飽和與更新停滯

中心城區作為城市空間擴張的歷史起點與規劃核心，土地利用在長期發展后已趨于完全成熟，城市規劃布局基本定型，基礎設施網絡密集，可供開發的新增建設用地資源走向枯竭。發展空間的飽和導致功能優化與產業導入多依賴于對既有建成區的存量更新。然而，更新普遍面臨產權結構復雜、利益主體多元、歷史遺留問題交織等深層約束，推進過程涉及高額的動遷補償成本、漫長的協商周期與復雜的規劃調整程序。同時，嚴格的生態紅線、歷史文化保護要求以及維持城市正常運轉的剛性需求，進一步壓縮了可實施更新的物理與政策空間。因此，大規模、快速的城市更新在中心城區難以開展，在客觀上制約了中心城區經濟密度的進一步提升與城市功能的迭代升級。

困局二：制造業空心化帶來結構性困境

中心城區在發展制造業方面面臨深刻的資源約束與成本劣勢。中心城區土地資源稀缺，與制造業需要較大規模、低成本生產空間的特性存在根本矛盾。同時，嚴格的城市功能規劃、環保要求及居民對生活環境品質的提升訴求，使得高能耗、有一定排放的制造環節在中心區域難以立足。有限的物理空間制約了生產規模的擴張與技術改造升級，同時導致產業鏈條在區域內難以完整布局，配套企業聚集不足，從而削弱了集群效應與協同效率。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中心城區的制造業競爭力持續弱化，普遍呈現出產業鏈中高端研發、管理等環節“留守”，大規模生產制造功能持續外遷至周邊縣域或新興產業新城的趨勢，使中心城區在實體經濟尤其是工業增加值貢獻上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

困局三：人口結構面臨失衡挑戰

中心城區普遍面臨因高生活成本與居住壓力所導致的人口結構系統性失衡，突出表現為老齡化加速與少子化趨勢深化。高昂的房價與生活支出對處于婚育年齡的年輕群體及新生代勞動力形成了顯著的擠出效應，導致常住人口中青年比例持續下降，老年人口比重相應攀升。結構變遷將帶來適齡勞動力供給的緊縮，從而推高人力成本并影響經濟活力，也預示著消費市場結構將向銀發經濟被動轉型，同時社會撫養比上升，對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的需求與財政支出壓力將急劇增加。長此以往，城區將面臨社會內生動力衰減、文化傳承斷層與社區可持續維系等深層挑戰。

困局四：傳統中心城區發展更顯固化

在中心城區內部看，以北京市東城區、上海市黃浦區等城區為代表的傳統中心城區較北京市海淀區、深圳市福田區等新興城區而言，發展面臨更大限制。從增長數據看，傳統中心城區經濟增長貢獻呈現出較強的波動性，增長動能的穩定性和持續性相對不足；與此同時，在區域經濟總量持續擴張的背景下，傳統中心城區所占的相對份額卻陷入停滯，未能同步提升，相比新興中心城區，傳統中心城區經濟輻射能級與相對重要性面臨更大瓶頸。從增長模式看，傳統中心城區的發展高度依賴地理區位、歷史積淀的政策紅利與資源慣性配置；新興中心城區更早轉向并深度嵌入全球創新網絡與數字經濟浪潮，經濟與產業發展呈現出更強的迭代能力和爆發性。從產業結構看，傳統中心城區往往受困于“大而全”但“轉型慢”的體系，傳統商貿、金融服務等支柱產業基礎雄厚，但與前沿科技的融合深度不足，且因空間和成本限制難以孕育或容納爆發式增長的新興產業集群。

困局五：決策自主權與資源統籌能力相對有限

一方面，中心城區層級的綜合權限與承擔的核心功能存在不匹配。作為城市經濟、人口與功能的核心承載區，中心城區需要面對產業升級、空間更新、社會治理等一系列復雜且急迫的任務。在規劃與土地領域，中心城區重大空間調整或更新計劃的審批權、指標分配權和決策權集中于上級政府。相對較長的部門協調與審批流程帶來項目周期的拉長。另一方面，財政支配權與資源配置權限存在不足。中心城區的財稅收入自身可靈活支配的財力有限，且缺乏獨立的融資平臺和債務管理權限。在扶持新興產業時，城區政府難以自主制定土地、人才和產業基金等“政策工具包”，缺乏具有足夠力度的差異化扶持政策，容易陷入與同級別城區的同質化競爭。

（二）從區域發展看

困局六：產業向海外及我國中西部地區轉移之大趨勢

隨著經濟發展周期的演進、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推進與生產成本優勢的消減，大量制造業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與用地密集型環節，正成規模地向東南亞等海外地區以及我國中西部地區成本更低、政策更具吸引力的城市轉移。同時，受地緣政治影響，電子信息等高技術產業出現向海外遷移趨勢。產業遷移導致整條供應鏈上相關配套企業的同步外流，導致中心城區內原有的工業園區、生產車間出現不同程度的空置，工業增加值在整體經濟中的占比呈現趨勢性下降，地方財政收入承受直接壓力，削弱了政府用于公共服務、城市更新和產業再投資的財力基礎。同時，金融、貿易、研發等功能依附于制造業基礎的高端服務業失去了最直接、最龐大的服務對象和市場根基，發展受到同步影響。

困局七：全國統一大市場尚未完全形成

當前，全國統一大市場處于初步建設階段，區域間仍面臨競爭困境，中心城區的發展環境正經歷深刻的結構性變遷。一方面，城市新中心以更完善的要素配置、更低的成本與更靈活的產業政策，快速集聚對成本敏感且追求擴張空間的新經濟企業；同時，外圍制造業強縣以完整的產業鏈和專業化優勢，分流了大量生產性投資與專業人才，導致中心城區在吸引增量資源時，傳統的地理與政策優勢被顯著稀釋。另一方面，中心城區在空間更新、制度創新與產業結構調整上的敏捷性落后于新興區域，區域功能的重新配置對中心城區構成了“功能替代”的現實風險，過去高度集中于核心區的生產性服務業、專業物流、研發中試等功能，持續向成本更低、交通更便捷的周邊區域流動，導致中心城區面臨在區域網絡中被邊緣化的深刻挑戰。

困局八：區域發展不均

從區域發展的宏觀格局來看，中心城市與非中心城市的中心城區之間，已形成深刻且多維的發展鴻溝，區域發展動能與資源分配呈現不均衡特征。核心城市與外圍城市差距懸殊，在經濟動能上，中心城市中心城區GDP總量與人均GDP的壓倒性優勢并非靜態規模差距，反映了單位空間和人口所創造的價值能級更高，已進入創新驅動階段；非中心城市中心城區則更多地依賴傳統要素支撐，產業升級緩慢，新興動能培育不足，增長更易受外部波動影響。在財政能力與社會福祉上，差距進一步轉化為公共服務與發展潛力的代差。中心城市中心城區盡管自身留存財力可能受限，但強大經濟基礎支撐了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務供給和戰略性投資能力；非中心城市中心城區財政收支的“緊平衡”狀態，制約了通過高質量公共投資來改善民生和吸引人才的能力。最終，在區域協同網絡中加劇了城市群內部“單中心極化”而非“網絡化協同”的結構。

四、中心城區破局路徑

圖8 中心城區發展優勢

數據來源：賽迪顧問2025年12月

路徑一：以科技創新打造核心驅動力

以中心城區要素集聚優勢，打造區域性的原始創新策源地與高端要素聚合節點。設立“前沿技術概念驗證與種子基金”，投資于高校、科研院所的早期實驗室成果，以財政資金承擔從“0到1”的最高風險，打通成果轉化的最初一公里。由政府補貼保費，為首購產品提供質量與責任保險，降低公共部門使用風險。推動技術成為標準、形成生態，支持區內領軍企業或機構主導或深度參與國際標準制定，鼓勵其將核心底層技術開源。加強國際科研合作，主動對接全球頂尖研究機構與科學家團隊，以“揭榜掛帥”、合同研發等方式，吸引頂尖科研團隊在中心城區設立小型化、輕資產的前沿實驗室，開展短期、高強度的聯合攻關，推動中心城區成為區域創新網絡中的關鍵工作站。

路徑二：以城市更新向存量要空間

系統性地轉向以城市更新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全面盤活與優化存量空間資源，強化產業升級與高質量發展導向，推動存量空間與新興產業布局精準匹配，實現空間重構與產業迭代同步演進。在實施機制上，全面推行以街區或社區為基本單元的“精細化微更新”，注重植入創新功能與高附加值產業環節，引導形成特色產業社區與微型產業集群。設立“更新專項基金”，通過容積率獎勵等政策工具，激勵市場主體參與更新。在空間供給上，建立全域“存量資源數據庫”與信息平臺。對區域內低效利用的工業用地、老舊樓宇、閑置公共設施等進行全面摸底、統一評估與動態管理。明確商業、辦公、工業廠房等建筑在符合安全、環保標準的前提下，允許轉換為保障性租賃住房、創新型產業空間、公共文化體育設施等的具體技術路徑與簡化審批程序。在政策保障上，探索在保障公共利益和整體效益平衡的前提下，進行用地性質混合、開發強度適度轉移等彈性管理。重點保障新型基礎設施、產業支撐設施與更新區域的協同建設，增強城市空間對高質量產業的承載力和吸引力。

路徑三：以“智造”向制造業要高價值

摒棄對傳統規模制造的路徑依賴，通過系統性政策引導與資源重組，推動中心城區制造業向知識密集、技術密集、產出高效的高價值環節徹底轉型。系統梳理并盤活區內閑置或低效的存量工業用地與老舊廠房，通過政府主導或引入市場化主體，改造、升級為符合現代制造業需求的“工業上樓”項目或高標準產業園區，重點培育研發、中試、小批量試制等環節。設定精準的產業準入目錄，將扶持資源集中于集成電路設計、生物醫藥研發、高端醫療器械、精密儀器制造、工業軟件、綠色低碳技術等細分領域，建立動態的重點企業名錄庫。聯合高校、科研院所及重點企業，在區內共建1-2個開放共享的“中試熟化”平臺與檢測認證中心，為企業提供從實驗樣機到產品定型的全流程服務，實質性降低創新成本。建立與周邊制造基地常態化對接的“產能協作信息平臺”，定期組織需求對接會，以市場化方式推動區內研發企業與區外生產企業形成穩定的業務外包與供應鏈協作關系。

路徑四：以“投資于人”理念強化人才導入

構建貫穿人才“引進、成長、成就”全周期的系統性投資與服務體系，實現從成本競爭向價值賦能的轉變。設立與人才潛力直接掛鉤的梯度化安居基金，大力建設高品質人才社區與長租公寓，確保人才子女教育保障權，以制度性安排降低其人才定居顯性與隱性成本。大力引進領軍人才，聯合企業、高校共建產業研究院、工程師學院等產學研用一體化平臺，設立面向關鍵技術領域的“揭榜掛帥”基金，鼓勵人才承接重大課題、實現技術突破。營造國際化、高濃度的人才社交網絡與創新文化，通過打造人才會客廳、舉辦高水平學術與產業交流活動、提供高品質的醫療文化與生活服務。通過這種系統性、長期性的投資，在最根本的要素競爭層面構筑起持久的核心優勢。

路徑五：以生產性服務業構筑產業賦能中樞

強化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以生產性服務業為核心紐帶，主動、系統地嵌入并重塑區域制造業網絡，通過提供不可或缺的高階服務賦能實體經濟、提升產業鏈效率，強化在制造業區域經濟網絡中功能地位。重點發展工業互聯網與智能制造集成服務、供應鏈管理與智慧物流、研發設計外包與工程咨詢服務、檢驗檢測認證、法律與知識產權服務、綠色低碳咨詢、品牌與數字營銷等知識密集型領域，鼓勵制造業企業采購本地高端生產性服務。規劃建設“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示范區”，吸引大型服務機構、企業功能性總部入駐。由政府或行業協會牽頭搭建區域性的需求對接與信用平臺，系統性地收集、發布制造業在技術改造、管理升級等方面的真實痛點，創新服務采購模式，降低制造企業使用高端服務的門檻與風險，促成服務供需的精準匹配與深度綁定。推動生產性服務業服務輻射至周邊制造集群，通過設立“遠程服務站點”將中心城區的專業服務能力網絡化輸出，嵌入更廣闊的制造腹地。

路徑六：以“人”為本建設全齡友好型城區

履行中心城區作為人口核心承載區“以人為本”發展職責，構建“幼有善育、老有頤養、青壯有支撐”的融合性服務體系。在“一老”方面，系統性構建多層次養老服務體系，推動公立醫院強化老年醫學、康復護理服務，鼓勵社會力量建設融合健康管理、專業護理的社區嵌入式養老機構；同時大力發展銀發經濟，開發康復輔具、老年文旅、智慧健康管理等產品與服務。在“一小”方面，著力破解托育難題，大力支持企事業單位、產業園區開辦普惠托育點，引導社會力量建設一批質量有保障的嬰幼兒照護服務機構。在服務青壯年人口方面，持續優化其創業就業環境與生活便利度，提供更多元的職業培訓、創業支持與文化活動。通過全齡友好型城區的塑造，將人口結構變遷的挑戰，轉化為推動消費升級、服務創新與城市治理現代化的持久機遇。

路徑七：以“一盤棋”思維構建區域協同網絡

以“一盤棋”系統思維規劃產業布局與功能分工，引導中心城區、城市新中心與外圍產業強縣基于各自資源稟賦形成錯位發展、功能互補的協同網絡。明確區域差異化的區域功能定位。中心城區聚焦發展集成電路設計、生物醫藥研發等與其高密度知識、資本和信息相匹配的產業形態，成為產業鏈的“頭腦”與“心臟”。城市新中心與外圍產業強區側重發展規模化、標準化生產制造、核心部件制造及專業化供應鏈集群，承擔“軀干”與“四肢”功能。推動建立跨區域“產值與稅收分享核算機制”，對于由中心城區導入研發成果、在外圍區域實現產業化并形成稅收的重大項目，產生的經濟收益由市級財政統籌，按事先約定的比例在市、中心區和承接地之間進行分配，形成“研發在中心、生產在周邊、稅收共分享”的共贏模式。探索建立全市互認的人才評價體系與公共服務積分制度，確保高端人才及其家庭在不同區域間流動時，在住房、子女教育、醫療等關鍵公共服務上能享有連續性的保障，促進人才要素按產業發展需求在全市優化配置。通過制度化的協同網絡，降低區域同質化競爭，推動“一盤棋”式發展。

路徑八：以場景創新擴大內需新空間

從供給側進行結構性改革，通過全面提升消費品質、創造獨特消費場景、優化全域消費環境。深挖并融合本地的歷史文脈、產業特色與生活方式，提煉出獨一無二的品牌核心價值，圍繞城區消費品牌，通過持續的全球營銷、大型旗艦活動和權威媒體合作進行推廣，打造地標性“城市級消費品牌”。對傳統商圈進行整體更新，通過城市設計引入公共藝術、綠色空間與開放街區，將購物中心轉型為社交生活中心。全力發展首店、旗艦店、概念店經濟，利用文化場館、工業遺產、城市軸線等獨特資源，打造具有強話題性與目的地屬性的新型消費地標。深化積極培育“消費+”新模式，推動商業與文化、旅游、體育、科技的深度融合。系統性地策劃和舉辦具有全國影響力的文化節慶、藝術展覽、體育賽事與時尚發布會，將大型活動轉化為持續的消費流量。大力發展夜間經濟，構建涵蓋夜購、夜食、夜游、夜娛的完整生態，拉長消費時段。支持品牌利用增強現實（AR）、虛擬現實（VR）等技術開設虛擬體驗店，拓展沉浸式消費。顯著優化重點商圈的交通可達性與停車便利性，完善多語種服務與便捷支付設施，提升國際化消費體驗。同時，注重社區商業的便利化與品質化升級，發展鄰里中心，滿足日常高頻消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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