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學者：我們今天目睹的景象，是“美帝國主義”最殘酷的終章

編者按：當地時間1月3日凌晨，美軍對委內瑞拉首都發動軍事行動，強行帶走委總統馬杜羅及其夫人。對此，阿根廷國立拉普拉塔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中拉人權研究合作網絡成員司芙蘭（Maria Francesca Staiano）教授在阿根廷國立拉普拉塔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官網撰文指出，美國此舉是帝國主義邏輯的當代顯現，其通過制造“永久例外狀態”，將特定國家置于法律保護之外，從而為其無限擴張鋪路。

近日，拉丁美洲及整個國際社會因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軍事侵略而震驚不已。面對這一肆無忌憚且暴力的行徑，人們的難以置信源于以下幾個因素：

美國總統單方面采取的決策方式，不僅完全無視與本國國會的協商，更與聯合國的立場嚴重背道而馳。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七章規定，只有安理會才有權授權使用武力。

美國的擴張已突破經濟制裁或媒體恐嚇等間接手段的限制，全面轉向軍事入侵。

這公然破壞了國際法治秩序。對委內瑞拉的入侵行為，使我們面臨一場無情的覺醒——這種覺醒其實早已顯而易見。正如法比安·薩爾維奧利教授所言，當今“政治領導人對正確、合法與正當的立場，完全取決于誰在做這些事，而非事情本身”。換言之，“國際犯罪行為并非不可譴責：其好壞、正當與否，完全取決于犯罪者是誰以及受害者是誰”（薩爾維奧利，2026）。

這促使我們指出，美國的這一行動實為帝國主義行徑。

漢娜·阿倫特在其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1951年）中，專門用一章篇幅探討帝國主義。作者指出，帝國主義并非殖民主義的簡單延伸，而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歐洲特有的現代現象。這一現象誕生于民族國家陷入危機之際，資本主義產生過剩資本尋求新投資空間，而政治則屈從于無限擴張的邏輯。因此，帝國主義實為政治現代性的病態表現，而非其偶然偏差。

美國對委內瑞拉的擴張不應被簡單視為激進的外交政策，而應理解為“現代帝國邏輯”的體現：這種無法律約束的權力擴張，在經歷了數十年選擇性適用法律和例外政治管理（如越南、伊拉克、阿富汗、巴勒斯坦）的實踐后，最終演變為直接軍事入侵，其背后是通過政治非人化手段實現的。

帝國主義的深層邏輯是以擴張為終極目標，無視領土、法律和道德界限。這種邏輯不僅違背法治原則，更消解了內外邊界，最終將政治權力異化為毫無約束的支配權。

阿倫特將種族主義視為帝國主義的核心工具，這并非簡單的偏見，而是為無限制統治提供正當性的政治意識形態。帝國主義從內部侵蝕民族國家，通過割裂權利與領土、制造缺乏法律保護的群體，并將某些人不享有權利的觀念合法化。這種長期運作不僅動搖了國際法的公信力，更使部分國家被視作權利弱者的觀念成為常態，最終為建立基于任意權力的全球秩序埋下伏筆。

美國遵循施密特的“例外國家”理論，因此扮演著非正式決策者的角色，既界定國家的“合法性”與“非合法性”邊界，又確立對主權、不干涉原則及自決權的例外情形。這種例外并非偶然現象，而是權力本質的真實寫照——唯有能暫停法律秩序的國家，方能彰顯“真正主權者”的權威。然而在全球體系中并不存在普世性的正式主權者，某些大國實際上主導著國際法的適用標準，決定著國際法何時生效、何時失效。

委內瑞拉之所以成為永久性的例外案例，是因為它被定位為一個“處于法律常規之外”的國家，以及一個國際秩序可以被暫停而不必正式宣告的空間。軍事入侵正是這一例外決定的直接后果，體現了主權行使的實踐。

阿甘本在批判施密特思想的基礎上提出，緊急狀態并非暫時性存在，而是當代社會普遍采用的治理手段。這種狀態意味著暫停法律效力但不廢除法律，形成法律與非法律之間的灰色地帶，同時催生出享有充分法律保護的特殊主體。因此，緊急狀態實現了常態化——法律依然有效，但不再對所有人提供保護。

在全球背景下，我們正目睹這一現象：一些國家處于法律不確定地帶；也就是說，它們并非完全游離于國際秩序之外，但也未能充分享有國際秩序的保障。制裁、選擇性的政府承認以及法律戰，在不訴諸戰爭和脅迫的情況下，造成了法律暴力。

委內瑞拉深陷這種敘事框架，被視作“國際永久例外空間”，多年來遭受的非常規措施逐漸常態化；它并非置身法外，而是通過排斥機制被納入其中的國家。

這不僅是一場地緣政治危機，更是國際法律秩序的結構性變革。在此過程中，法律并未消亡，反而成為權力的篩選工具。

面對美國及其盟友（如歐洲等傳統“盟友”國家）的這種退縮，“全球南方”國家紛紛站出來反對。這些國家反而致力于強化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其中，中國是國際法復興的堅定支持者，主張將國際法與國內法有機銜接。通過“全面國際法治國家”理念（譯者注：原文為Estado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integral）（柳華文，2020；李林，2025），中國實際上推動了國內法與國際公法及人權規范的協調統一，完全符合聯合國條約和計劃所規定的國際準則。

中國主張逐步使國際關系符合國際規范，并推動建立以聯合國國際法為基礎的全球治理體系。事實上，中國提出的各項倡議都應從這一方向解讀——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這一理念彰顯了我們致力于開創新型國際關系的努力，旨在突破陳舊的“強者法則”邏輯，構建現代化的國際秩序。

中國在《世界人權宣言》頒布77周年之際發布第三份《中國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這絕非偶然。該文件明確指出：“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全球南方聲勢卓然壯大，在人類進步事業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與當前帝國主義階段特有的單邊恐嚇、強制手段和法律例外主義形成鮮明對比。面對國際體系中頻發的沖突、安全威脅和法律適用的不公現象，中國提出了一套基于多邊主義、主權平等、包容性合作和尊重國際法的全球治理新架構。這一構想通過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以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舉措得以具體落實。在此背景下，中國-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區關系并非帝國主義勢力的投射，而是以南方國家間戰略伙伴關系為特征，致力于打破“例外主義”的思維定式，增強全球南方國家的自主權，推動建立真正多極化、規范性且具有進化的國際秩序。

因此，我們今天目睹的景象，堪稱“美帝國主義”最殘酷的終章——這個不承認“全球南方”崛起的帝國主義。全球多極化格局的演進，意味著必須接受制度變革、發展方式的革新，以及真正以國際法為準則的合作模式。美國試圖通過永久戰爭狀態將世界分割成勢力范圍來重振的舊有格局，實則是歷史進程中的倒退，是必然演進道路上的收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