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記者之星 · 章軻（8）“三江源”的新希望（2011年4月27日）

編者按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環境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天更藍、水更清、地更綠。在環境保護這場波瀾壯闊的綠色變革中，有這樣一批人，他們是這場綠色變革的親歷者，更是生態文明建設的見證者與記錄者。

他們以鏡頭定格生態蝶變的瞬間，用文字記錄生態文明建設的奇跡，用腳步丈量綠水青山的變遷，為傳播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推動生態環境保護事業發聲發力，為生態環境保護宣傳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為致敬這份堅守與擔當，充分發揮中國環境記協 “生態環境記者之家” 的橋梁紐帶作用，我會特別推出《環境記者之星》專欄，邀請多年從事生態環境新聞工作的老記者撰文，選編曾刊發的優秀報道，分享心得體會，留下珍貴史料。今日推出第一財經日報高級記者章軻的報道《“三江源”的新希望》。

“三江源”的新希望

第一財經日報 2011年4月27日

章軻

這里是長江、黃河、瀾滄江的源頭，是中國和亞洲最重要的水源地、產水區和生態屏障。

長江總水量的25%、黃河總水量的49%、瀾滄江總水量的15%都來自這一地區，“三江源”因此被人們稱為“中華水塔”。藏野驢、野牦牛、藏羚羊、白唇鹿等珍稀野生動物在此棲息，冬蟲夏草、藏雪蓮、川貝母等珍貴藥材出自這里。

但這里也是近年來生態環境變化最為劇烈的地區。冰川退縮、湖泊驟減，許多地方甚至已經斷水，這里逐漸成為中國西部土地荒漠化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玉樹“4·14”地震后，隨著重建步伐的加快，“三江源”地區發展與保護的矛盾更加凸顯。

“‘三江源’地區整體的生態狀況不容樂觀，生態保護和建設工作也暴露出一些新問題和新矛盾，生態移民、災后重建和生態恢復任務還很艱巨，亟待加大對其生態文明建設的支持力度。”4月24日，在“三江源的新希望(8.850,0.01,0.11%)：三江源生態保護與平衡發展暨玉樹災后重建實踐論壇”上，全國政協常委、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賴明說。

生態惡化形勢嚴峻

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地域廣闊，面積達36.29萬平方公里，約占青海省總面積的43%，包括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境以及海南藏族自治州、黃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區。

為加大保護力度，青海省政府于2001年9月批準成立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護區。2003年1月，經國務院批準，三江源自然保護區晉升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保護區總面積15.23萬平方公里，占三江源區面積的42%。

2005年1月，國務院批準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護區生態保護和建設總體規劃》，總投資75.07億元，計劃在6年內實施通過還草還林、水土保持、人工增雨、生態移民等措施，對保護區內的生態環境進行綜合治理。

但事實上，由于受氣候變化、經濟開發等因素的影響，“三江源”土地荒漠化趨勢明顯，保護區“黑土灘”和沙漠化每年以5.2萬公頃的速度在擴大。同時，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積達2100公頃，黃河、長江在青海境內每年平均輸沙量高達8814萬噸和1232萬噸。

“在玉樹地區，退化的草場面積已經達到54%。”中共青海省玉樹州委常務副書記文國棟告訴記者，這種退化的勢頭很嚴重，整個草場水土流失面積達到46%，鼠害的面積接近玉樹草場總面積的20%。

北京大學自然保護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山水自然保護中心主任呂植告訴記者她親眼觀察到的情況，“去年11月份我在玉樹，以往每年9月份是宰殺牛羊的季節，殺完之后就可以凍住了，凍起來的牛羊肉可以吃大半年。但是去年到11月份人們才開始宰殺，但那個時候也沒有完全凍起來，因為冬季變得暖和了，凍不起來。”

“60年前，甘達村的草場上草長得很高，草地上水源非常充沛，漫山遍野都是綠色的，而且各種野生動物的生存沒有受到威脅，也不會發生牲畜餓死的現象。”玉樹甘達村黨支部書記葉青說，那個時候3歲的母牛或母羊就可以產仔，但是現在一個成年的母牛、母羊三四年都可能不產仔。

葉青說，“文化大革命”期間，各種珍貴的野生動物資源，優秀的傳統文化和具有歷史價值的物品都遭受了嚴重的破壞。由于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和牧業學鹽湖，草原上的草皮被一塊塊地掀開，在鄉鎮間像山脈一般壘起來，就如同內地的長城，這樣對草原和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之后，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工程如修路、修電纜、修建飲水管道等等，都對草原造成了破壞。

“我相信發展是必需的，但是為了一些小小的建設，對草原和環境就造成了很大的損害，這很不應該。”葉青告訴記者，事實上，實行退牧還草和生態移民政策后，對草原的保護作用并不明顯。

“例如過去牧民住得很分散，每家每戶各自保護好自己的草場，沒有人去挖，去破壞。后來實施了生態移民工程，人們搬遷后雖然對草場有一定的保護作用，但與此同時，外來人對草地的挖掘、開采和破壞就沒有人來管理了，也給了偷獵野生動物的人以方便。”葉青說，搬走的那些牧民沒有了牲畜，又沒有別的工業和商業來為他們提供生計來源，生活遇到很大的困難，很多人開始挖沙、砍伐森林，甚至參與到偷搶等犯罪活動當中。

“總體來看，目前三江源的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生態環境局部有所改善，草原退化的趨勢初步得到遏制，干部群眾生態保護意識普遍增強。”在“三江源的新希望”論壇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九三學社中央主席韓啟德說，但“對于這樣一個狀況，我和大家一樣是抱有審慎樂觀的態度的”。他說，“能不能進一步使三江源的生態得到很好的保護，還有賴于做非常大的努力，形勢還是非常嚴峻的。”

最需要的是保護權

怎樣保護好“三江源”？政府與當地的農牧民以及專家學者有著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張通過生態補償的辦法，靠資金的輸入維持“三江源”的狀態。

24日，玉樹州曲麻縣措池村委書記尕瑪向記者展示了他的“措池村巡護證”和“青海省三江源生態保護協會會員證”。尕瑪十分自豪地告訴記者，“之前沒有巡護證，曾經有來自西藏打旱獺的人，阻止他們，但沒有人聽；之后有了巡護證，去年有人來村子采礦，我拿出證件給他們看，成功制止了采礦事件。”

“我們最需要的支持并不是錢，而是獲得保護這里的權力。我們不愿意看到外來的人員到這里獵殺野生動物、破壞棲息地。”尕瑪說。

措池村地處長江源頭，平均海拔4600米。山水保護中心野外項目總監李晟之介紹，措池是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的主要分布區和棲息地，每年6月底7月初這里的藏羚羊越過青藏公路到可可西里集中繁殖，8月底再次越過青藏公路回到這里。

但措池地廣人稀，保護難度大，同時又位于“三江源”保護區的核心區，在青海省的最西部，路途遙遠保護管理成本高。加上當地民族傳統文化的影響，有“敬天惜地，保護神山圣湖”的宗教理念，2006年9月，在保護國際基金會（CI）與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共同實施的協議保護項目支持下，三江源保護區管理局與措池村簽訂了保護協議，授權措池村民在全村共24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進行監測巡護。

山水保護中心野外項目總監李晟之告訴記者，項目開展以來，由措池村村民組成的監測巡護隊共制止5次外來人員的盜獵事件。通過監測了解到野生動物的遷徙及活動規律，他們自發地劃定了5個野生動物保護小區、13個水源保護地、讓出3條野生動物遷徙通道、在野生動物繁殖及遷徙期劃定3塊季節禁牧區、劃定3塊永久禁牧區、開展了6項關于當地氣候變化的監測工作。

“三江源保護區有15.23萬平方公里，管理局正式的編制人員只有13個。”青海省三江源國家級保護區管理局副局長張德海告訴記者，人手不夠，而外來人員對高海拔不適應，對環境不了解，“保護區給措池村牧民們授權，讓他們來管理當地的資源，等于是保護區的管理權限延伸到巡護隊員的手里。”

青海省委黨校教育長馬洪波對此表示，在海拔這么高的地方進行這種協議保護，是逼出來的一個制度創新，是不得已的一種創新。

“做生態保護，權利是核心，這個權利該給誰呢？政府也可以擁有，其他組織都可以擁有，但是誰運用這個權利最有效呢？是居住在這個地方的村民。”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張孝德說。

而這樣做的成本也非常低。李晟之告訴記者，粗略統計了14個協議保護點，共保護了70多萬公頃的土地，每年每公頃的價格不到4元（國家天然林保護工程的標準為8至37元/年/公頃）。李晟之認為，協議保護這種模式是可以復制的，成本并不高。

張德海告訴記者，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能大面積地推廣協議保護、社區共管的模式，“我們在進行了幾年的試點實行后，準備在其他地區和鄉鎮進行推廣。”

不過，馬洪波認為，協議保護模式要變成常態化、長效化，需要注意兩個方面的結合：一是要把政府的引導和社區的主體作用有機結合起來；二是把政府的調控與市場機制結合起來。他認為，協議保護要往前推進還可能面臨著資金、法律（移民政策）和社區（村民流失缺乏保護人員）的三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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