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開赴抗日戰線。仗,如何打?毛澤東力排眾議,為八路軍確定的作戰方針是:游擊戰。
這個方針起初為不少人不理解,甚至包括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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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八路軍上戰場后,與日軍一交鋒,馬上就打出了一連串勝仗,于是“游擊戰”成了最流行的名詞,迅速傳遍了全中國。特別是大中城市里,真可以說是家家談論游擊戰,戶戶傳說八路軍。抗日打游擊更是學生們的熱門話題。不少學生滿懷愛國激情,唱著《游擊隊員之歌》奔赴延安。
本來,無論中國和外國,游擊戰古已有之。但是,在抗日戰爭中,游擊戰卻得到了超越古今的發展。雖然在開頭那幾個月, 它還剛剛初露鋒芒,但是“它那獨特的風貌,立即使人們感到耳目一新”。連美國人也都覺得新鮮。特別是他們中的一些有識之士,很快就覺察到八路軍這種游擊戰可能具有某種不同尋常之處。一位當時在上海的美國海軍情報官員寫道:
“北方傳來的消息說,八路軍發展了一種被稱為游擊戰的東西。”
日軍吃到了八路軍游擊戰苦頭,更是大吃一驚。一名日軍少佐后來在他的回憶錄里說:1938年4月,他在他們新組編的旅團受了為期五天有關游擊戰法的教育,感慨地說:“這是我們完全不懂的一種戰法。”
毛澤東為八路軍制定的游擊戰,成為了戰勝日軍的最優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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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作為一位大軍事家,劉伯承對游擊戰專門發表了《論游擊戰與運動戰》一文,文中分析了敵人作戰中表現的特點,寫道: “它們擁有優越的技術兵器,而動作嚴格遵守著典范令的規定。其對于我國軍隊的被動的、單純的防御,當然要占些上風。但如果我們作戰審計了敵我的長短,玩一點出乎他們典范令之外的新的花樣:主動襲擊的運動戰與游擊戰,它們就要感覺難以應付。如平型關、陽明堡、七亙村、廣陽諸戰斗。它們在感覺不易應付時,竟至避開我們。”文中還說:“當然,日軍并不會忘記它在1918到1922年出兵西伯利亞在游擊戰中所受的消耗。”然而,日本軍國主義者們“記吃不記打”,這個教訓他們恰恰忘記了。而毛澤東恰恰早就看破了日本人的這些毛病,提出了勝敵的游擊戰術。
劉帥以親歷者身份精準地道出了日軍對毛主席游擊戰的強烈挫敗感,而日本人自己的感受更為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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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記者日軍少佐回憶的那個《華北治安戰》,是一本日本官方著作,是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書中再三再四地驚呼:“共軍的游擊戰術巧妙”和“極為巧妙”,再三再四地說:華北“治安的主要癥結”是“中共勢力”,再三再四地慨嘆對這一點覺醒太遲,始終認識不足。它的“結束語”可謂要言不繁,是這樣:
華北治安戰的特點是,其作戰對象為彼此互有矛盾的中 共和重慶兩方面,它們既屬于同一民族,而性格、素質、戰術卻各不相同。”而中共這個敵人是一個奇怪的敵人。“它和日本在長期訓練中作為目標所描繪的敵人,或者是迄今為止我們所接觸過的敵人,無論在形式和本質上都完全不同。”“中共游擊戰術的本質是秘密地將多數民眾團結在自己周圍,形成一 個整體.....因此形成難以分清敵軍和民眾、敵方和我方這些錯綜復雜的現象,這種情況同正規作戰完全不同。
接著,書中用另一種字體觸目地寫了這樣一段話:
“有關人員慨嘆:對付共軍猶如割除根深蒂固的雜草,費盡力氣毫無成效,真是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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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毛澤東抗日中游擊戰的神奇和精妙!
陳冠任新作、中共黨史出版社的建國錄《毛澤東與1921—1949年的中國》(全四冊)精彩記述了毛澤東提出游擊戰的來龍去脈及其神奇的作用。該書講述了毛澤東和中共28年艱辛建國的傳奇歷史,真實記述了毛澤東在中共28年奮斗建國光輝歷史中的巨大歷史作用。該書與《治國錄:毛澤東與1949年后的中國》(全四冊)為姊妹篇,一側重于“建國”,一側重于“治國”,兩部書完整地記述了毛澤東的光芒四射的人生傳奇和輝煌的個人歷史,均為重磅國史暢銷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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