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 阮佳琪】
去年因華盛頓施壓而被迫停止采購俄羅斯石油后,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今年又有了新的煩惱:中國出臺的技術轉讓限制措施。
安巴尼持有的信實工業有限公司,是印度規模最大、影響力最廣的綜合性私營企業之一,業務范疇涵蓋石油化工、快消等領域,近年來正持續加碼新能源電池生產。
彭博社21日報道援引消息人士說法稱,在未能獲得中國的先進技術后,信實工業暫停了在印度生產鋰電池的計劃。原本要與其洽談電池技術授權合作的中國企業也已退出該合作項目。
2025年7月,中國商務部會同科技部調整發布《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后簡稱《目錄》)。其中新增1項限制類技術條目,即電池正極材料制備技術,包括:新增電池用磷酸鐵鋰制備技術、電池用磷酸錳鐵鋰制備技術、磷酸鹽正極原材料制備技術等3條控制要點。
針對新增電池正極材料制備技術等限制類條目,我外交部、商務部等已明確說明,相關調整是遵循慣例對《目錄》進行的例行調整,并不針對特定行業(或特定國別)。此為順應我國技術發展變化形勢、完善技術貿易管理的具體舉措,旨在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發展利益,促進國際經濟技術合作。
美媒解讀認為,中國電池生產技術的海外轉讓現需獲得官方許可,盡管這一強硬立場并非專門針對印度,但仍讓高度依賴外部技術的印度深感“卡脖子”風險。
這種擔憂背后,是印度新能源產業的現實短板。根據莫迪政府規劃,2030年前印度新能源汽車銷量需占汽車總銷量的30%,提升本土電池制造能力被視為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但目前印度新能源汽車電池大多依賴進口,核心技術欠缺嚴重制約產業發展。
為破解這一困境,約五年前,印度政府曾劃撥1810億盧比(約合20億美元)財政補貼,計劃支持國內建設總計50吉瓦時的電池產能,可時至今日,實際建成的產能僅為1吉瓦時。
與本土產能的慘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印度電動汽車制造商及其他相關企業的鋰離子電池進口額已增至原來的2.5倍,達到30億美元,其中75%的進口量都來自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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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鋰電池進口量 彭博社制圖
正因如此,從安巴尼,到基礎設施大亨高塔姆·阿達尼、鋼鐵巨頭薩詹·金達爾,印度眾多企業大佬都將中國視為解決技術短板的重要出路。
除信實工業外,自1947年起便生產傳統鉛酸電池的印度最大蓄電池廠商 Exide,同樣計劃借助中國技術進軍鋰離子電池領域;其競爭對手Amara Raja Energy and Mobility也已與安徽合肥國軒高科的旗下子公司達成技術授權協議。
但這又暴露了印度技術發展的另一重隱患:印度企業普遍缺乏研發投入意愿。當前,印度的高校、實驗室及企業在技術層面已大幅落后于中國競爭對手。
美媒指出,這一短板不僅嚴重阻礙本土技術突破,還在持續削弱印度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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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高校、實驗室及企業在技術層面已大幅落后于中國競爭對手。
以尼泊爾為例,該國市場在售汽車中,四分之三為電動汽車,中國電車領導者比亞迪已穩居市場龍頭地位。曾經在尼泊爾市場占據主導的印度燃油汽車早已風光不再,印度本土生產的電動汽車,也因在品質和價格上缺乏競爭力而舉步維艱。
“對中國技術的過度依賴,凸顯出莫迪政府‘印度制造’產業政策的局限性。” 報道指出,目前印度政府還在為稀土問題憂心,而如果無法攻克利用本土礦產制造高性能磁體的核心技術,印度對中國的技術依賴或將長期存在,其新能源產業的自主化之路仍面臨重重阻礙。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有消息稱,印度財政部擬取消一項實施已五年、限制中國企業參與印度政府合同競標的措施。這是繼恢復直航、簡化簽證申請后,中印關系回暖再添新跡象。
這項限制于2020年中印邊境沖突后出臺,不僅要求中國競標企業必須在印度政府指定委員會完成注冊,還需通過嚴苛的政治與安全審批。正是這層層壁壘,將中國企業徹底排除在總額高達7000億至7500億美元的印度政府合同競標市場之外。
香港《南華早報》早前援引分析人士觀點稱,印度政府取消措施的計劃,或將標志著經歷長期緊張的中印關系,正逐步邁向“正常化”與 “校準后的務實主義”(calibrated pragmatism)。
法國埃塞克高等商學院亞太校區的管理學副教授斯里維迪亞·詹德亞拉(Srividya Jandhyala)指出,與中國重建經濟聯系,有望吸引新的外國投資,并為印度帶來中國技術,“在印度外國直接投資(FDI)流量急劇下降的當下,這一點尤為重要。”
不過,詹德亞拉提醒,對于中國企業大規模重返印度市場的情緒不宜過于樂觀,因為中國對印度市場的信心仍有需時間重建。
“過去數年間,中國企業在印度及西方市場遭遇諸多挑戰,早已將業務多元化布局至亞洲及全球其他市場。因此,中國企業未必會將印度列為投資優先選項。”
她強調,僅僅取消政策限制是不夠的,中國企業還在尋求更深層次的保障,比如市場信任度、市場機遇及投資安全等。
孟買“全球南方融合論壇”的聯合創始人娜塔莎·阿加瓦爾(Natasha Agarwal)則直言,印度在消除中國企業顧慮方面做得太少,且至今仍收效甚微,“企業無法在這種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中開展經營活動。”
她表示,中國在國際政治中已經建立了明確地位。在處理對印關系時,中方會基于對印美關系及其對中國潛在影響的理解來采取行動。
“中國會根據自身意愿,在綜合權衡經濟與非經濟成本后,決定是否開展合作。”她補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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