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對黎巴嫩發動襲擊

文︱陸棄

1月21日，以色列戰機再次出現在黎巴嫩南部上空。空襲并不突兀，也不陌生。不同的是，這一次的受傷者名單中，出現了多名記者的名字。距離2024年11月以色列與黎巴嫩達成停火協議，尚不足三個月，協議文本尚未褪色，現實卻已顯得陳舊。所謂“停火”，在炮火的回聲中逐漸被重新定義：不再意味著沖突的終止，而更像是一種被反復拉伸、隨時可以重新解釋的技術性安排。

從以軍聲明的措辭來看，這種重新定義并非偶然。“將對任何違反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間諒解的行為采取行動”，這一表述近乎成為近段時間以軍跨境打擊的固定句式。問題在于，何謂“違反”，由誰認定，依據何種證據，是否接受第三方核查，始終語焉不詳。停火協議在形式上存在，卻在執行層面逐漸失去約束力，取而代之的是單方面的安全判斷和即時軍事反應。

黎巴嫩南部的現實處境，恰恰暴露了這一機制的脆弱。真主黨與以色列之間長期存在的低烈度對抗，并未因一紙停火而消失，而是被壓縮進更灰色的空間。以色列將幾乎所有安全威脅都外包為“真主黨問題”，并以此為依據，將打擊范圍從邊境地帶延伸至更縱深的地區，甚至波及與敘利亞接壤的過境點。這種打擊邏輯并不新鮮，卻在停火框架下獲得了一層“合法性外衣”。

對黎巴嫩而言，這種外衣幾乎無法抵御現實的沖擊。一個財政瀕臨崩潰、政治長期癱瘓、公共服務體系勉強維系的國家，本就缺乏對南部地區的有效治理能力。當軍事行動反復發生，基礎設施被視為潛在目標，平民與武裝之間的界線不斷被模糊，黎巴嫩國家權威被進一步削弱。總統約瑟夫·奧恩的譴責措辭嚴厲，卻難以改變力量失衡的結構性事實。

更值得關注的是，記者在此次空襲中受傷這一細節，并非偶發事件，而是沖突生態變化的一個信號。當戰爭與停火交替出現、界線不清，信息本身就成為一種風險。戰地記者原本承擔著記錄與見證的角色，但在“目標合理性”被不斷擴大解釋的環境中，現場存在的任何元素，都可能被納入模糊的安全計算。這不僅侵蝕了國際人道主義法的底線，也削弱了外界理解沖突真實走向的可能性。

以色列方面反復強調，其行動是為了防止真主黨“重建軍事能力”和“走私武器”。這一說法在戰略上并非毫無邏輯。以色列長期奉行前沿防御和先發制人原則，對潛在威脅高度敏感。然而，當這種原則在停火狀態下被頻繁動用，其效果反而可能適得其反。持續的空襲并未消除真主黨的存在，反而強化了其“抵抗敘事”，同時將黎巴嫩社會進一步推向對立與撕裂。

從更宏觀的層面看，這種停火后的空襲常態化，折射出中東地區秩序的一種深層困境：沖突管理逐漸取代沖突解決。國際社會習慣于通過停火、降級、緩沖機制來“控溫”，卻缺乏推動政治進程的耐心與能力。當停火本身被視為目的，而非手段，它就不可避免地淪為一種脆弱的技術安排，隨時可能被更強勢的一方重新解釋。

聯合國維和力量在黎巴嫩南部的存在，本應是穩定器，但在現實中，其活動空間不斷被壓縮，角色日益邊緣化。沒有明確授權、缺乏強制執行能力的國際機制，很難在高度軍事化的對峙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久而久之，各方逐漸習慣于在規則邊緣試探，停火協議被消耗成一份“可參考文件”，而非必須遵守的約束。

對地區安全而言，這種狀態并不比全面沖突更安全。它制造的是一種長期低烈度的不穩定，消耗社會韌性，侵蝕國際規范，卻不觸發足夠強烈的外交干預。對普通民眾來說，戰爭不再是爆發性的災難，而是持續性的生活背景；對記者和人道工作者而言，風險不再集中于前線，而是無處不在。

停火之后的空襲，并非簡單的軍事行動延續，而是一種秩序信號。它表明，規則正在讓位于力量，解釋權正在集中于少數行為體之手。當這種趨勢被默許、被習慣，中東地區的安全框架將愈發依賴即時威懾，而非制度安排。真正值得追問的，或許不是下一次空襲何時發生，而是停火究竟還剩下多少實質意義，以及國際社會是否仍愿意為它賦予真正的約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