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中央文史研究館檔案》、《湖南第一師范校史》、《湖南近代史料匯編》、《新邵文史資料》等史料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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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8月，中南海菊香書屋內，一封來自長沙的掛號信靜靜地躺在案頭。
信封上"失地老農"四個字格外醒目，署名卻是"劉策成"。
當工作人員提醒這是軍閥趙恒惕親屬的來信時，所有人都認為這封信會被直接處理掉。
偉人緩緩打開信封，目光掃過那熟悉的字跡，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他放下手中的文件，提起毛筆，親自給這個"地主分子"回信。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接下來的幾個月里，這樣的回信寫了三封。
偉人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道，這個人他等了28年。
28年前的那個夜晚，一個人的選擇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
這段跨越近三十年的師生情誼，承載著湖南第一師范課堂上的知識傳授，文化書社創辦時的慷慨資助，以及1923年那個生死關頭的救命之恩。
【一】師生初遇：湖南第一師范的歷史課堂
1916年春，袁世凱死后，劉策成從監獄中被釋放。
這位1883年3月出生于湖南新邵縣花橋鄉田心村的知識分子，早年治學《莊子》，深受其"疾惡如仇"思想影響。
14歲時進入廣西優級師范學校，18歲時留校任教。
后來他東渡日本留學，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與黃興、蔡鍔等革命黨人交往甚密。
1913年春，劉策成回國后任湖南駐省邵陽中學校長。
1914年春，他與教師李洞天、學生匡互生等人反對袁世凱稱帝，鼓吹革命，私藏槍支彈藥，被湘督湯薌銘逮捕。
李洞天不幸遇害，劉策成得蔡鍔力保免死，改判15年徒刑。
蔡鍔曾評價劉策成身陷囹圄而心系風云，時刻思念反帝斗爭，有臨死不屈之志，愛國熱情溢于言表。
袁世凱死后，劉策成出獄，返校復職，并兼任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歷史教員。
1916年春天，湖南第一師范的歷史課堂上來了這位特殊的老師。
劉策成走進教室時，發現一個23歲的學生正在和同窗們討論《史記》中陳涉起義的歷史意義。
這個來自韶山沖的農家子弟名叫潤之，191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1914年第四師范并入第一師范后被編入本科第八班。
劉策成給學生上第一堂課時，身穿粗布長衫，腰系布帶，頭剃平頭，腳著布鞋，如同農民。
他走上講臺自報姓名，稱自己姓劉名武，字策成。
因為他是當時反對袁世凱稱帝的知名人物，學生們報以熱烈掌聲。
劉策成學識淵博，特別是對莊子的研究很深，受莊子"疾惡如仇"、"淡泊名利"、"均貧富"等思想影響。
劉策成在課堂上發現，這個學生不僅知識面廣，更重要的是具有獨立思考能力。
他能從歷史事件中看出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也往往獨具見解。
課后，劉策成專門了解了這個學生的情況，得知他就是偉人。
劉策成并非普通的老師，他博聞強記，對歷史典籍爛熟于心，被學生們稱為"活歷史"，是不用帶教本上課的老師。
劉策成講課愛憎分明，引經據典，左右逢源。
他上課非常認真，教學內容默記心中，從不看教材。
偉人除了課堂上認真聽課外，還感到不滿足，經常在課余找他個別請教、探討。
劉策成非常欣賞偉人，尤其欣賞偉人"身無半文、心憂天下"的精神，在日記中寫道偉人"齒發壯"、"志氣銳"、"思非凡"，是天下奇才。
在1916年至1918年的師生相處中，劉策成不僅傳授歷史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了偉人獨立思考和分析問題的能力。
他經常在課余時間與這個學生探討歷史問題，從古代農民起義到近代變法維新，從傳統文化到西方思潮，兩人的談話往往持續到深夜。
劉策成發現，偉人不僅有著敏銳的嗅覺，更有著深厚的人文素養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在湖南第一師范求學期間，偉人還擔任過學友會總務兼教育研究部部長，組織同學辦工人夜學。
1917年上半年，偉人提出中國現狀，社會之中堅實為大多數失學之國民，此時應以學校教育為急，造成新國民及有開拓能力之人才。
他闡明了師范生辦夜學的特殊意義，提出以學友會教育研究部名義，由同學來主辦工人夜學。
1917年10月，一份由偉人起草的白話文《工人夜學招學廣告》出現在長沙街頭。
廣告言辭懇切，富于鼓動性，工人們紛紛報名。
偉人召集夜學教員開教務會議，商議老師配備、課程設置、授課時間等事宜，最后決定按學員文化程度的高低，分為甲乙兩班，開設國文、算術、常識三種課。
在夜學里，偉人擔任甲班的歷史課，經常結合國內外的情勢來講課，既通俗又生動。
劉策成贈送給偉人一部《莊子集解》，以資鼓勵和共勉，結下師生深厚情誼。
1918年6月，偉人從湖南第一師范畢業。
偉人畢業后，以一師附小主事為掩護，從事革命運動。有時從外地回來，即住在劉策成家，兩人同桌進餐，同床共寢，聚談往往至深夜。
【二】文化書社的300銀元援助
1918年6月，偉人從湖南第一師范畢業后，先后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擔任助理員，在北京接觸到了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新思想。
1919年4月，他從北京回到長沙，接受周世釗的邀請，擔任修業小學高小部歷史教員。
同年7月14日，他創辦《湘江評論》，擔任主編，宣傳新思想新文化。
1920年，劉策成離開第一師范，當上了瀏陽縣的縣長。
偉人于1920年下半年決定在長沙創辦文化書社，這是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新思想的重要陣地。
文化書社的創辦需要大量資金，包括購買圖書、租賃房屋、印刷宣傳品等各種費用。
當時偉人手頭拮據，面臨資金短缺的困難。
在這個關鍵時刻，偉人寫信向劉策成求援，要劉在經濟上支援。
劉策成接信后，四處張羅，解囊相助，最終拿出300銀元支持學生的事業。
300銀元在當時是一筆巨款，相當于普通工人兩三年的工資收入。
據史料記載，1919年魯迅在北京購買的一處三進四合院（500多平方米，32間房）也才花費了3500銀元。
文化書社在這筆資金的支持下順利開業，成為長沙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場所。
書社經營各種進步書籍和刊物，包括《共產黨宣言》《新青年》《向導》等重要文獻。
通過文化書社，偉人和他的同志們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革命思想，為后來的革命活動奠定了思想基礎。
劉策成的這次資助，在客觀上支持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活動。
文化書社的成功運營，也為偉人后來從事更大規模的革命活動提供了實踐經驗。
在管理書社的過程中，偉人鍛煉了組織能力，積累了群眾工作經驗，培養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
這些經驗和人脈關系，對他后來創建中國共產黨湖南區委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1920年代的政治風云變幻
1920年，劉策成離開湖南第一師范的教職，開始了他的地方行政生涯。
這一年，他擔任瀏陽縣縣長，開始在地方行政崗位上施展自己的才能。
作為一個從教育界轉入行政界的知識分子，劉策成帶著強烈的改革意識和民本思想走上了縣長崗位。
在瀏陽縣縣長任上，劉策成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他整頓縣機構，精簡冗員，提高行政效率；整治地方治安，打擊土匪惡霸，保護商旅安全；
興辦教育事業，修建學校，推廣新式教育；發展地方經濟，修筑道路，改善交通條件。
這些措施得到了當地民眾的廣泛支持。
1921年，劉策成調任衡山縣縣長。在衡山任職期間，他繼續推行改革政策，特別注重農業發展和水利建設。
衡山縣地處湘江流域，水患頻發，劉策成組織民眾修筑堤壩，興修水利，有效地減少了洪澇災害。
同時，他還推廣新的農業技術，提高糧食產量，改善民眾生活。
劉策成在縣長任上的清廉聲譽很快傳播開來。
他堅持廉潔奉公，從不貪污受賄，生活簡樸，與民眾保持密切聯系。
當地民眾稱他為"劉青天"，在他離任時，群眾自發送來兩把"萬民傘"表示感謝。
當地還流傳著一首民謠："登上祝融峰，水秀山也青；來個老清官，就是劉策成。"
正是因為劉策成在地方任職時的良好聲譽，以及他與蔡鍔等人的歷史關系，加上他兒子娶了趙恒惕的侄女這層姻親關系，趙恒惕開始重視這個人才。
1922年，趙恒惕調劉策成任湖南省水警廳廳長，1923年10月又任命他為湖南省警察廳廳長。
然而，劉策成對這個職務并不感興趣。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出身的官員，他更愿意從事教育和文化工作，而不是處理復雜的斗爭。
在警察廳廳長任上，趙恒惕并不完全信任他，只讓他管理長沙的名勝古跡保護和一些輕微的治安案件，重要的案件都由趙恒惕直接掌控。
這一時期，湖南的局勢十分復雜。
1922年2月，偉人為工會領袖黃愛和龐人銓兩人被軍閥趙恒惕殺害一事，赴上海組織反對趙恒惕的運動。
3月，偉人到達上海，參與籌備并出席3月26日召開的追悼黃愛、龐人銓大會。
由他親自起草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為黃、龐被害事對中國無產階級宣言》在會上廣為散發，產生重要影響。
1922年5月底，中共湖南支部改為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偉人仍任書記。
他積極領導湖南的工人運動，先后發動了長沙泥木工人大罷工、長沙印刷工人罷工等，并于11月5日正式成立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偉人任總干事。
12月13日，偉人率領數十位工會代表，會見省長趙恒惕，就十個問題進行交涉。
劉策成在擔任警察廳廳長期間，最重要的貢獻是修復和保護了長沙天心閣。
他召集當時的能工巧匠，遍閱古籍，力求還原天心閣的真實樣貌。
在他的主持下，天心閣得到了全面修繕，并仿照北京文淵閣的樣式，在左右兩邊增建二軒，與主閣之間建長廊相連。
天心閣修復后，劉策成曾以"天心閣，閣落鴿，鴿飛閣不飛"征對，眾人對不出下聯，他自己貼出下聯："水陸洲，洲泊舟，舟流洲不流。"
這副對聯被稱為妙對，在長沙廣為流傳。
【四】1923年的救命恩情
1923年，湖南的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
這一年，偉人接連發表了《省憲下的湖南》（7月1日）和《省憲經與趙恒惕》（8月15日）兩篇檄文，尖銳地批評了趙恒惕堅持所謂的"湖南省憲法"實際上是想維持其軍閥統治，揭露了他對農民運動的壓迫和對工人運動的鎮壓。
這兩篇文章的發表徹底激怒了趙恒惕。
他在省會議上下達命令，立即在全省范圍內通緝偉人，見者格殺勿論。
隨即，全省軍警系統接到通緝令，開始在各地展開大規模搜捕行動。按照當時的情況，偉人幾乎無法逃脫這次抓捕。
在這個生死關頭，關鍵人物劉策成站了出來。
此時的劉策成已經擔任湖南省警察廳廳長，而且他與趙恒惕還有特殊的關系——趙恒惕的侄女嫁給了劉策成的兒子，兩人是姻親關系。
按照常理，劉策成應該積極配合上級的抓捕行動。
然而，劉策成做出了一個改變歷史的決定。
會議結束后，他立即回到辦公室，召來了自己的心腹部下王建屏。
具體的承辦人，是與劉策成私交甚密、時任長沙城東區警察署署長的王建屏（又名王欽安）。
劉策成在趙恒惕召開的警務工作會議上，接受抓捕偉人的任務后，立即單獨召見王建屏。
劉策成對王建屏說，趙恒惕要緝捕偉人，而偉人是我的學生，你設法把這信息傳給他，既能使偉人脫險，又能使我向趙省長圓滿交差。
為人正直的王建屏，就把此事交給兩個隨身警衛。
兩個警衛當夜前往清水塘通報偉人。
偉人不在家，倆人又趕到倉后街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會址，面告偉人。
偉人接到消息后，立即意識到形勢的嚴重性，當機立斷收拾行李，連夜帶著家人離開長沙。
第二天清晨，劉策成按照趙恒惕的命令，親自率領大批警察在長沙市區進行大規模搜查。
他們搜查了偉人的住處、工作場所以及可能藏身的地點，但自然是一無所獲。
王建屏才開始在城內四處搜捕，并把聲勢造得很大，這是做給趙恒惕看。搜捕連續進行了好幾天，最后不了了之。
具體的脫險時間約在1923年12月28日至31日之間。
偉人離開長沙后，先后轉移到上海、廣州等地，繼續從事革命工作。
1924年1月，他參加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
如果沒有劉策成的及時通報，這一切都將成為不可能。
1924年年底，偉人因工作勞累，生了一場大病，12月從上海回到湖南養病，先是住在楊開慧家長沙板倉。
這時，趙恒惕的密探再次打聽到了偉人的行蹤，便秘密派親信前去抓捕，而此事再一次被劉策成所得知，他當即托地下黨組織，給偉人送去100銀元，并勸偉人和其家屬盡快離開長沙。
就這樣，偉人在恩師劉策成的幫助下，又一次化險為夷。
1925年2月6日，偉人安全回到韶山，開展農民運動和農村黨支部建設，趙恒惕得知后又一次派人前去抓捕，但再一次撲空了。
這次，趙恒惕意識到是自己身邊人有問題，他懷疑是劉策成在暗地里通風報信，但是又苦無證據，便把劉策成發配去衡山當縣長。
直到去世，趙恒惕都不知道真相——是他的姻親劉策成在關鍵時刻選擇了保護偉人。
新中國成立，土地改革在全國范圍內展開。
作為地主的劉策成，按照政策要求主動交出了所有土地，積極配合土地改革工作。
然而，失去土地也意味著失去了主要的經濟來源，67歲的劉策成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生活困境。
這位曾經的湖南省警察廳廳長，曾經救過學生性命的老師，如今卻要為基本生計發愁。
他的藏書滿屋，但書籍無法當飯吃。
多年來潛心研究的《莊子集解內篇補正》手稿已經完成，但出版遙遙無期。
抱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劉策成提起毛筆，向中南海寫了一封信。
這封信不僅關系到他個人的生死存亡，更牽動著一段跨越28年的師生情誼。
這封署名"失地老農"的信件送達中南海后，將引發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連鎖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