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飛”：上海平民時髦人的時代變遷

新中國成立后，在號召勤儉、抑制消費的大背景下，上海工人階級的消費轉向呈現出一定的性別差異。服裝上的精致、時尚與主流意識形態批判的消費、浪費之間并非涇渭分明，如果說青年女性尚且能在模糊邊界內找到討價還價的空間，那么男性在追逐時尚和潮流的過程中則承擔著更多的輿論壓力。在這方面，工廠“阿飛”即為最典型的一例。“阿飛”作為近代上海的特產，一度被視為平民時髦人。新中國成立后，“阿飛”被定性為美帝文化的產物、舊上海的遺毒。原本聚集在里弄、學校的“阿飛”逐漸流動至工廠，青工成為“阿飛”的重要來源，時髦男工面臨著政治與文化的雙重考驗。

大上海、小“阿飛”

“阿飛”這一稱謂來自洋涇浜英語。在有限的學術成果中，“阿飛”均被納入流氓的范疇，呈現刻板、片面和靜止的形象。“阿飛”是近代上海的特產，其典型打扮是“三包一尖”（奶油包頭、褲子緊包腿臀、小褲腳、尖頭皮鞋）。他們既非上流青年的打扮，又多少有點摩登的意思；有幾分“紈绔子弟”的味道，又夾雜些“輕浮的舉止”。

在《“阿飛”正傳》中，程乃珊詳細描述了這些平民時髦人的前世：

唯有當時一批洋行外資做office boy的低等文員，一些缺少管教的高中生，還有工廠里一些較新派的又有點文化的年輕工人，他們穿三件套西裝太昂貴也不合適，穿愛國布學生裝又太老土，就花花小錢讓裁縫做身小褲腳管花襯衫，在休息日約會下如《林家鋪子》里林小姐這樣的小家碧玉，去大光明看場《出水芙蓉》，或者是在“白玫瑰”“南京理發店”做美甲小姐的女朋友，去百樂門“蓬嚓嚓”一下，是平衡他們小男人內心最有效的一著。

舊時洋學生與上海灘的白領常稱那些標新立異、打扮得引人注目的人為“這位阿figure朋友”，或是評論某些前衛的裝扮時來一句“迭（上海話，意為‘這’）個人蠻飛的”。40年代從國外傳來一種新式舞蹈，“兩人對舞，搖頭晃腦，抽肩膀，扭屁股”，上海人改曲譜名為“滿場飛”，亦可以從中窺見“飛”字的獨特內涵。在時人眼中，褲腳管細得像筆管、花得耀眼的襯衫、尖頭皮鞋乃至乘勢凌空的“飛機頭”，不過是愛漂亮的都市兒女的生活剪影。上海著名消閑小報《小日報》還有一撰稿者常以“阿飛”自稱，“阿飛”在舊上海之流行可見一斑。

飛機頭

無論是“阿飛”這一稱謂還是他們的典型裝扮，均是美國文化與上海都市文化相結合的產物，而對其影響最大的又是好萊塢電影。除了俠義愛情詼諧片、牛仔頻繁出沒的美國西部片外，在好萊塢明星中間風靡一時的飛行熱，也直接推動了“阿飛”的產生。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大包頭”“奶油包頭”在當時被稱為“飛機頭”，“阿飛”也被戲稱為“小飛機”。

新中國成立之初，“阿飛”多被冠以“小”，與滬上另一群體“老克勒”（洋涇浜英語，克勒即“color”）相對，展示了另一個年齡層次與時髦檔次。“阿飛”之“小”首先體現在年齡上，他們中以一二十歲的青少年為多；其次，他們徘徊街頭，以奇特的衣著為炫耀，偶爾做一些起哄、欺騙、調戲之類的“小惡”，或者是跟著“大壞蛋”后面做點“小壞事”。

當時上海男青年中不乏以中山裝配花呢法蘭絨、鏤花鞋者，而燙著波浪式的人造卷發、大穿標新立異人民裝的也不在少數。“三包一尖”之所以迅速成為眾矢之的，是因為它們堂而皇之地再現了美帝文化，顯示一些青年仍以模仿美國生活方式為榮。從1950年6月開始，配合抗美援朝運動的宣傳，文藝界開展了一場清理好萊塢電影、肅清崇美思想的運動。剛剛創刊的《大眾電影》隨即刊登了一系列文章，聲討好萊塢電影將好青年變成了“小阿飛”。上海電影制片廠演員、劇作家黃宗英將“阿飛”視為穿著紅紅綠綠的襯衫、小褲腳管，嚼著橡皮糖，整日在電影院門前徘徊，既沒有家又沒有國籍的海派青年們；而時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的于伶則直接將“小阿飛”視為青年人受美國影片毒害的明證。從1950年9月開始，《文匯報》又以“你對美帝影片看法如何?”為主題在工、農、商、學中間展開了對美帝影片的討論。不少青年現身說法，講述自己受好萊塢電影毒害而變成“阿飛”的經歷，從而將運動推向高潮。

不過，就在文教領域批判好萊塢電影的同時，一系列以“阿飛”為主題的滑稽戲卻紛紛出爐，搶占上海娛樂市場。多家滑稽戲劇場競相以“阿飛”故事編成劇本進行演出，一時間“阿飛”戲滿天飛。剛剛解放、生意不好的戲館子，因上演“阿飛”戲而“出乎意料的（地）生意好起來了”。各劇場上映的“阿飛”戲均十分賣座。上海的“阿飛”戲轟動一時，還吸引了香港片商來滬接洽，計劃將其拍成電影。

滑稽戲多反映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主要受眾是普通勞動者。文藝界對“阿飛”戲的批判愈燃愈烈，工廠對“阿飛”戲卻興趣不減。“新都”“新新”滑稽劇團應一些工友俱樂部之邀，專赴工廠表演。“阿飛”戲的問世與賣座，從側面證實了“阿飛”文化在上海普通市民中仍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而在好萊塢電影遭到清理的同時，“阿飛”戲也呈現取而代之、再續“阿飛”形象的態勢。

“飛”進工廠

1954年9月1日，上海團市委對解放后上海青年的情況進行了調查。結果表明，上海仍然存在著不少流氓團伙，誘使青年逐漸走向墮落。根據上述情況，團市委向市委和團中央請示，提出在全體青年中開展一場共產主義道德教育運動的建議。1954年11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呼吁各地堅決肅清流氓、盜匪，稱有些流氓、盜匪誘騙青少年犯罪，少數不法資本家則用金錢、女人、淫亂書畫和下流娛樂場所的吃喝玩樂生活來勾引意志薄弱的職工走上流氓、盜匪的道路。11月14日，《人民日報》再發表社論，認為一部分資本家正利用金錢、色情引誘青年工人，企圖使他們腐化墮落，新中國第一場共產主義道德教育運動正式揭開帷幕。

在宣傳動員階段，團市委選擇以負面典型、正面典型、青年自己受腐蝕而后又轉變的典型，針對不同的青年進行教育。除了此前已經在全國進行推廣的負面典型中學生馬小彥，上海方面還樹立了兩個青工的典型——國棉十九廠女工傅寶娣和國營第二紡織機械廠青年工人馬承倫。傅寶娣原是國棉十九廠的修布女工，后來逐漸厭惡生產勞動，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她開始濃妝艷抹，流連于舞廳，并在結識了“小開”王開生之后，在王的引誘下墮落了。馬承倫1951年進廠，同樣因結識了流氓朋友而頻繁出入溜冰場、舞廳，后因打架被上海市公安局靜安分局教育后回廠。回廠后的馬承倫并沒有被工友和廠里的領導放棄，而是在他們的耐心幫助和教育下發生了轉變。

她上了圈套

這場共產主義道德教育運動，引起了青年及其父母對“阿飛”的關注。不少父母以前對“小阿飛”并不在意，但看了傅寶娣、馬小彥的故事之后，開始意識到事態的重要性。不少男青工過去認為出去“白相”是自己的自由，現在也意識到需謹言慎行。

由團市委主導的共產主義道德教育運動盡管呈現很強的溫和性，但意義不容小覷。與此前主要將學校作為思想教育的主戰場有所不同，這場道德教育無論是主戰場還是運動對象都發生了轉移。教育的主要對象從學生轉向青年工人，這一方面固然與知識青年進入工廠，為工廠的青年們送去了另一種文化形式有關；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一個不容樂觀的事實，即原本應該更為純潔的工廠反而為亟待清理的基層文化提供了生存土壤。

在傅寶娣等人的故事中，“跳舞廳”均作為他們墮落的關鍵場所而存在。實質上，截至1954年9月底，舊上海所有的舞廳與音樂廳均已停業、轉業，取而代之的是各單位舉辦的集體舞會。舞會起初作為健康的文娛活動而受到各方面的鼓勵，但隨著問題不斷出現，各方批評也紛至沓來。有不少讀者向黨報去信，稱有單位以組織的名義開辦個人舞會。由于舞會中女性通常比較稀缺，不少單位向社會上分發舞票邀請舞伴，參加的人成分復雜。部分青年工人不能正確處理娛樂和工作的關系，因癡迷于跳舞而影響工作的情況比較普遍。

站在工廠的角度上看，工廠舞會之所以似禁未禁且風靡一時，除了工人業余生活的需要，青工的婚戀問題才是要因。“工資上百元，政治上黨員，專業上技術員”以及“一粒星太小，三粒星太老，二粒星正好”等滬諺說明了當時青年女性的擇偶意向。盡管工人在城市中逐漸樹立起領導階級的形象，但青工（尤其是年輕的產業工人）和學徒級別低、工資少，在上海的婚戀市場上并不占優勢。加上不少男青工并未形成正確的戀愛觀，形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不少男青工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對象，滋生了不正常的情緒。而魚龍混雜的工廠舞會，給男青工與其他青年女性接觸提供了一個空間。

除了“工錢要大”，青年女性對戀愛對象“不要土里土氣”“面孔要漂亮”的要求，也促使男青工向一種“阿飛”式的平民時髦靠攏。社會上的“阿飛”普遍會玩，出手大方，很多小姑娘很羨慕。“阿飛”奇特的裝扮又很容易引起女人們的注意。不少男青工為找對象而結識“阿飛”并效仿。

“阿飛”的異化

在第一次共產主義道德教育運動中，“阿飛”雖“飛”進工廠，但仍未改受害者的形象，工廠“阿飛”與流氓、盜匪涇渭分明。從1957年開始，伴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阿飛”開始與流氓被相提并論、等而視之，侮辱婦女的流氓行為開始取代“三包一尖”成為“阿飛”的主要特征。相較于此前作為平民時髦人的“阿飛”，以及被視為跟著大壞蛋后面做點“小壞事”的“小阿飛”，此時工會干部眼中的工廠“阿飛”，其內涵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

1957年6月，時任上海市副市長許建國就流氓“阿飛”問題發表講話，呼吁各工廠企業、學校和家長、社會各方面，都應該密切關注這一問題，同時表態“對罪惡嚴重和屢教不改的，須依法制裁”。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公安部門再次開展了對“阿飛”的打擊行動。1957年8月，榆林區法院公開宣判了四名犯有偷竊罪行的流氓“阿飛”分子。這4名流氓“阿飛”分子都是青少年，其中就有青工和學徒。他們“平素不務正業，吃喝玩樂，追求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還利用工人身份，鉆進交誼舞會偷竊，騙吃騙喝，引誘青年賭博。而伴隨著新一輪的打擊“流氓阿飛”行動，一度消沉的“阿飛”戲再度以配合教育的姿態卷土重來，“阿飛”戲也重新呈現出越打擊越流行的態勢。

從1957年5月17日開始，滑稽劇舞臺上出現了滿眼“小褲腳”“花襯衫”的情況。短短一個月間，上海舞臺上出現了包括《阿飛總司令》《阿飛制造廠》《阿飛展覽會》《男女小阿飛》《阿飛轟炸機》《阿飛集中營》等在內的一大批“阿飛”戲。這些“阿飛”戲雖然名字不同，但情節卻十分相似。故事開頭基本上是“阿飛”去引誘青工或學生，使他們墮落，故事的最后往往是公安部門逮捕了“阿飛”。這些劇目原意是配合公安部門取締“阿飛”流氓的工作，但由于“很少揭露阿飛流氓的罪行”，反而在“漂亮的幌子下面，渲染、描寫和展覽了阿飛的糜爛生活方式”，因而被認為正迎合了“小市民的低級趣味”，體現了“城市資產階級庸俗下流的意識”，很快成為文藝界進行批判的對象。

滑稽劇《阿飛總司令》海報

除了被認為是有聲有色地再現了“阿飛”形象，“阿飛”戲的另一個特點在于，音樂伴奏絕大多數采用了舊上海跳舞廳、美國電影里的爵士音樂與歌曲。盡管故事情節異常簡單，但“阿飛”戲把“阿飛”的特點刻畫得繪聲繪色。不少“阿飛”戲專門加入了“阿飛”以“鈔票少、干活累”等理由動員青工脫離生產、一起“白相”的細節。有工人反映，“阿飛”戲“在演出上也很通俗”，能滿足一般工人的口味。“阿飛”戲也深受青工歡迎，還有工廠集體購買“阿飛”戲的團體票。而青年工人中出現的流氓“阿飛”也被認為多是受到了“阿飛”戲的不良影響所致。這一時期對于問題青年的態度從此前的教育為主走向嚴懲，加速了性質本較輕的“阿飛”與性質相對惡劣的流氓的合流。以“三包一尖”和“奇裝異服”為典型特征的小“阿飛”內涵暫時隱退。

1961年底，團市委在全體青年中開展了新一輪的共產主義道德教育運動。作為這場運動的典型廠，彭浦機器廠的情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該廠發現的問題青工主要活動包括深夜出去“盯梢”“吃豆腐”或以偷竊的方式獲得資金，用于請人溜冰、看戲、“上館子”以及“勾引侮辱婦女”。團市委的干部在進行調查和分析時，又將這些人劃分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流氓“阿飛”分子，即以吃喝玩樂為生活目的，經常成群結隊出入公共場所，“勾引調戲婦女，亂搞不正當的男女關系”，其中一些人進行投機販賣、偷竊、扒竊、賭博活動以獲取經費，有時為了爭風吃醋還聚眾斗毆；第二類是有嚴重流氓“阿飛”習氣的青工，表現為學流氓“阿飛”的樣，盯女人的梢，跟著流氓“阿飛”分子搞投機販賣、偷竊、賭博等；第三類是有流氓“阿飛”習氣的青工，他們有一段時間跟“阿飛”出去，模仿阿飛的打扮，但自己的單獨活動少。

這場共產主義道德教育運動重返1954年共產主義道德運動的軌跡，再次遵行“以正面教育為主”的原則。工廠通過邀請老工人作報告、推薦好書、舉辦講座等方式，對這些流氓“阿飛”分子以及有流氓“阿飛”習氣的青工進行思想教育。在運動推動的過程中，團市委反復強調基層團組織應執行耐心教育的方針，即使對那些情節嚴重必須法辦或勞動教養的流氓“阿飛”也要作具體分析。

這一時期的“阿飛”以溜冰場、文化館、公園為主要活動空間。從1958年起，交誼舞活動被全面禁止，溜冰場開始受到青年的青睞。溜冰既被視為體育運動，實際上又有與舞會相似的性質。在快節奏的樂曲伴奏下，青年男女同樣可以與異性肢體接觸，“拉手攬腰”翩翩起舞。溜冰場也因之吸引了眾多流氓“阿飛”流連其中，全市各大溜冰場也重新出現了“大包頭”“小包頭”“火箭鞋”“小褲腳管”等穿著“奇形怪狀”的青年，這種情況在1962年春節前后達到高峰。文化館的情況也十分類似。黃浦文化館因流氓“阿飛”聚集而被群眾稱為“皇宮”，公園則多作為“阿飛”活動的中間場所。

在1961年至1962年打擊流氓“阿飛”的行動中，“包頭”“小褲腳管”被視為“人民內部矛盾”，認為他們中多數人屬于年幼無知，是非不分，只是追求“時髦”“漂亮”。“三包一尖”的“小阿飛”內涵再次回歸。與此前相比，作為各方打擊對象的流氓“阿飛”的內涵實際上已經泛化。根據各個時期青年犯罪活動的特點，流氓“阿飛”呈現不同特征，也逐漸成為青年罪犯的代稱。

1964年6月7日，《解放日報》刊登了一篇來信，“三包一尖”再次進入大眾視野。報紙披露了女顧客到上海高美服裝店定制小褲腳管呢褲子遭到營業員拒絕，雙方發生爭執這一事件。借此次討論，不少人視“小褲腳管”為“新事物”，頗為好奇，青年中又出現了追求時髦進而效仿的趨勢。《解放日報》希望借此事引導讀者開展廣泛討論，以引導廣大讀者認清“資產階級思想及其生活方式”的危害性，在生活領域內進行一次“移風易俗”“興無滅資”的自我教育。在討論中，《解放日報》還專門安排讀者講述“奇裝異服”的來歷，上海耐火材料廠的一個職工撰文講述了小腳管褲子的來歷。該職工稱小褲腳管在舊上海早就出現過，“當時有些青年人受了美國黃色電影的腐蝕”，模仿電影中的流氓、“阿飛”，于是穿起了這種怪式樣的服裝。在具體討論的過程中，該報要求讀者既防止“只認衣衫不認人”的簡單化看法，更要強調“資產階級思想往往從生活細節打開缺口”。

在廣泛組織讀者進行討論的過程中，還有一度追求奇裝異服、走向墮落邊緣的青工，也以親身經歷控訴了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危害。一個工廠學徒自稱在中學念書時，愛看資本主義國家的電影，羨慕電影中演員的服裝和生活方式，于是瞞著家里做了兩條小腳管褲子。后來進廠有了工資后，又陸續添了花襯衫、尖頭皮鞋，頭發也梳成了怪式樣。以后便經常同一個時髦的女朋友吃吃玩玩，工資不夠花，工作不認真，還曾釀成嚴重的生產事故。談起這段經歷，這位學徒反思道，“無產階級思想松一松，資產階級思想就攻一攻，缺口一打開就會蔓延擴大”。經過近半個月的討論，《解放日報》認為，在上海廣大市民的心目中，穿奇裝異服“已經成為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除了在報紙上發動工人群眾對“奇裝異服”進行討論，工廠的團組織也同步對青工開展了階級教育。除了讓喜歡梳大包頭，穿花襯衫、小褲腳管的落后青年作為典型現身說法，老工人也再次發揮了樣板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各級部門對工廠“阿飛”的教育，本質上是對工人跳舞、溜冰等一系列消遣方式的一次改造。工廠“阿飛”是上海工人消費文化一個另類的側影，其消費方式的多樣性展示了工人群體內部的差異，這種差異也表現在他們的娛樂方式上。

（本文摘自劉亞娟著《現當代浦江兩岸工人生活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25年12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

來源：劉亞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