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學者葛承雍談多學科研究漢唐文明之路

知名學者葛承雍長期聚焦漢唐時期 “絲綢之路” 與外來文明課題，融合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等多學科知識，破解昭陵六駿名號、曹野那姬身份、景教飛天辨識等諸多學術難題。在近期的訪談中，他回溯了從高考改變命運到成為學界名家的人生軌跡，分享了“文貴品質”的治學理念、跨界實踐的擔當與感悟，展現了一位學者的學術堅守與創新突破。本文由葛承雍先生與《故宮博物院院刊》授權轉載，有刪節。

葛承雍退休前 2015年

馮立君：葛老師您好，作為一位七十歲學者，青年時代的經歷，一般會深刻影響后來從事的研究領域，能否請您談談上大學前后的讀書和生活經歷？

葛承雍：謝謝您！我1955年7月出生在古城西安，七十了，或許已經有資格回顧一下了。2019年，西安“貞觀”公眾平臺曾發表我作為西安籍學者結合共和國成立七十年歷程所做的回眸與期望，我以《一個西安老兒子的口述史》談自己的經歷，回顧了自己從小接受的就是支離破碎不科學的教育，面對政治負壓和失學邊緣化，曾經在陜北修過公路、拉過煤、建過水庫，招工進入西北國棉四廠做了近八年工人，沒有1978年開始的高考春風，我不可能邁入大學校門，國家的改革開放帶給我們這一代人不可想象的命運新轉折。

我以西安歷史單科名列前茅的成績被西北大學歷史系錄取。當時真是千軍萬馬爭過獨木橋，我只想能考上大學，脫離工廠，卻沒料到今后會從事歷史考古研究一輩子。我們同級同班的同學很多后來都改行做了黨政干部，記得大學老師講臘瑪古猿到新石器考古長達一年，造成許多同學失去學考古的興趣。西北大學當時是全國秦漢史研究重鎮，已故的陳直先生以出土瓦當、貨幣等文物釋讀秦漢史開辟了新的思路，我以出土漢簡和漢瓦文字為切入口，寫了《王莽的悲劇》，證明新莽均田制、五均六筦等改制是真實的實施，發表在《西北大學學報》1981年第1期，立即被史學界轉發引起反響，作為大學二年級學生就能發表論文，這在“新三屆”學生中還是很少見的，所以被歷史系老師們關注，作為重點培養的學術苗子。后來我又連續發表了《不應一概貶斥東漢宦官》(1982)、《西漢末年社會大動亂試析》(1983)等，挑戰了傳統學術公案，并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高質量的學術爭鳴，是20世紀80年代整個學術界繁榮的引擎，可以說時代的巨變與社科界求真求實的學術風氣促使我能初露頭角。

1983年，我考上了張豈之先生的中國古代史專業研究生，張先生認為西北大學做秦漢史的人很多，而隋唐史領域人很少，就鼓勵我轉換學術方向，剛好渭南蒲城縣高力士墓神道碑被發現，我就騎自行車一個人從西安奔向蒲城，文化館收藏不讓看，我就直闖縣長辦公室，終于批準讓我抄錄了碑文，回來后我就依據碑刻新資料寫了《重評高力士》，發表在《人文雜志》1984年第1期(這也是我的大學畢業論文)，發表后立即被各類報刊介紹轉載，從此我跨進了隋唐史研究的門檻。應當感謝在我學術起步時就遇到了很多好老師的扶持，還有不少編輯刪改訂正我的論文，盡管我也遇到了挫折，遭受過莫名指責批評，但是始終沒有盲從跟風，也沒有一蹶不振，如果說一個人的成功需要貴人幫助，我在學術路上起步就受到那些正直有智慧老師的引導，他們都是我學術上的貴人。

三年研究生學習條件是艱苦的，同級研究生大伙只有一臺錄音機學英語，而且昏暗的宿舍不許裝臺燈。我的眼睛就是那時開始近視的。更困惑的是，80年代有關歷史學科危機的呼聲不絕于耳，經濟振興成為社會主題，史學有用還是無用爭來爭去，積重難返。在這種背景下，我以《唐代國庫制度》研究做選題，期望達到鑒古啟今的作用。

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后我陸續出版了《中國古代等級制度》《王莽新傳》《唐都建筑風貌》等。我們這一代學人治學道路往往是和時代密切相關的，先天不足是大家都面臨的困境，沒有老先生的舊史文獻功底，又沒有海外留學新銳的知識，處在這樣的夾縫中只能是勤以補拙，不斷學習，在學術史上誰都不敢說自己做到了窮盡學問。

《中國古代等級制度》 葛承雍 著

馮立君：葛老師，自1979年讀大學一直到2000年奉調入京，您在古都西安從事歷史與文物等研究二十多年，請問您在此期間是如何一步一步深入漢唐時代和“絲綢之路”研究的呢？其間有何學術苦樂？

葛承雍：我并不是到2000年進入文物系統工作才開始做文物考古研究的，因為80年代初西北大學歷史考古并重的學術環境和陜西得天獨厚的考古環境，都使得我的學術研究一開始就積極利用新發現的考古文物資料，王國維說過“新學問大多由于新發現”，拜地下文物所賜，開辟新的領域離不開考古文物。我給學生上課也是歷史、考古、文博班輪番帶課，互鑒互融，現在一些高校將歷史與考古分開，又將文物獨立，學科越分越細，不搞專業綜合和跨學科研究能力的培養，這是非常不好甚至錯誤的。我多年前就講過要有考古的眼、史學的手、文學的心，目的就是要有結合才有突破和創新。

《唐昭陵六駿與突厥葬俗研究》是利用突厥語還原解釋六駿名號；《“胡墼”傳入與西域建筑》用中古外來語言遺痕和西亞土坯互證，解決了建筑的關鍵問題；《崔鶯鶯與唐蒲州粟特移民蹤跡》用粟特語補充印證了陳寅恪先生的胡女推測；《唐玄宗曹野那姬考》又用粟特語證實了曹姓女子來源于粟特的外來身份。一系列的考證無不是利用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建筑學等知識的結合來解讀歷史問題，即使學界有不同看法，它們也是研究外來文化的先導之作，開辟了新的視野和道路。這些研究在海內外引起了很大反響，美國報刊曾專門就昭陵六駿名號的破解作專版介紹。

李學勤先生對我說過，我們國家的絲綢之路是“半截子”研究，一出中國國界對中亞西亞外來文化就了解不多了，局限很大。蔡鴻生先生多次勉勵我要多探討中古歷史上外來的“胡風”，從番胡到海胡，視野要開闊。正是在先輩學者的感召下，我對“絲綢之路”的研究從隋唐周邊民族文物解讀到中古族群遷移活動開始，再發展到西域中亞的歷史研究，延伸到波斯、拜占庭和希臘羅馬，一步步向外將東西方文化聯系起來，并不是憑空冒出來的。例如對唐長安的黑人來源、印度人入華尋蹤，以及東突厥、西突厥、突騎施、契丹王、奚族質子等在長安活動等問題，我曾利用出土墓志逐一釋讀，對西域移民生活環境做了深入分析。其中，對于吐蕃、吐谷渾、中亞胡俑等問題，都是既有探索又有反思，這些都離不開考古發掘和對文物的重新闡釋。再如曹野那姬身份來源，就是借用吐魯番胡語文書證實她是唐代宮廷一位粟特女子，補正了羅香林、蔡鴻生等先生的早期探討，報刊借此大肆宣揚唐玄宗有一個洋貴妃，將學術考證搞成了庸俗博聞，曲解了我做中西學術突破的真正意涵。

近幾十年來，中國學術界與國際學術界的對話交流成為一種趨勢，尤其是入華胡人問題，他們從南北朝到隋唐成群而至，胡商蕃客、佛教僧侶、武官胡將等作為在中國生活過的人物，留下了大量宗教文物和藝術珍品，隨著考古新發現不斷公布，帶來學術界前所未聞的新史料。中山大學林悟殊先生是我研究中古外來宗教的領路人，已經故去的蔡鴻生先生關于中西關系研究的許多真知灼見對我治學創獲幫助尤多。借助各地考古發現的西來文物，我對景教、祆教、摩尼教均進行探討，發表了數十篇見解獨到的論文，如粟特家庭景教信仰、景教歌詠音樂和吟誦藝術、景教飛天與佛教飛天辨識、洛陽景教經幢母愛主題等，在國際宗教會議上都得到了很好的評價。祆教是國際宗教界近年的前沿性課題，我利用新發現的安伽墓、史君墓、虞弘墓、安備墓以及國內外博物館新展藏品，對祆教圣火圖像等做了新的探索。至于摩尼教的探討，我均以出土文物為標識，將文物還原到歷史語境中去解讀，有些已經成為博物館展覽采用和國際會議常用的內容，這也是將多年積淀的研究成果轉化為文化實踐的極好機遇。每次展覽與配合展覽的講座都會遇到很多觀眾詢問，通過與他們面對面交流，更加普及了學術研究成果。

從大平臺上說，通過國際交流和扎扎實實的學術研究，我進一步認識到，外來文化是歐亞大陸上民族史、邊疆史、藝術史、語言史的前沿問題，體現了中國歷代王朝與周邊國家以及西亞、地中海沿岸之間的往來互動，這是中華民族博大胸懷的體現，是中華文明四海歸一的獨特魅力。所以，我指出中國的強大并不是單方面的開放，而是經濟法律等國家制度方面的優越，吸引了周邊諸國紛紛前來交往交流。

馮立君：我們注意到，您大致從2001年在《歷史研究》發表《唐代長安一個粟特家庭的景教信仰》，就開始注重文物與歷史的雙重闡釋，可以說這是您學術研究“別開生面”的全新階段。您2000年從高校進入文物系統工作，剛好趕上跨世紀新的起點，是不是當時國家的戰略和您的個人研究恰好有了一個交匯？可否請您談談自己這些年在文物研究上的視野、方法和經驗。

葛承雍：學術界有些學者認為我到北京工作后，上了臺階，脫離了地域局限。確實，我在首都開闊了眼界，切磋交流的朋友多了，從器物書畫到文物保護研討涉及面更加廣泛。可是為了防止發生誤判，仍然時刻關注地方的考古新發現，從北方的陜西、山西、甘肅、新疆、青海等到南方的湖南、廣東、福建等地，我都調查過，至于海外美國、日本、英國、意大利等國家，只要有中國文物我都關心，只要有文物圖書我都收集，并沒有固定在一個區域中心不動。

如果說高校與文博行業的區別，最關鍵的是高校教學科研并重，文博單位是行政業務兼顧，兩者側重不同。很多高校教師寫不了文保規劃、展覽大綱等實踐型稿件，而文博單位人員則寫不出學術性、理論性強的報告，如同文物保護專業做不了藝術研究，而藝術專業不懂文保實踐的目的，所以國外有“藝術考古保護修復”專業。有人曾說文博行業只有專家沒有學者，即是指領域不同，沒有兩者皆能統領的，這大概就是針對上述現狀總結的。

在北京工作后，我交往了很多學界的同行，并與很多學界老先生相交互動，聽取了很多經驗傳授，與跨界的學術大腕也不斷溝通來往，經常拜讀他們的學術成果，這對我擴展視野幫助很大，雖然不能說是重構了研究領域、進入了歷史拐點，但是史實文本結合考古圖像的整體性更加密切了，陳寅恪先生的“以詩證史”“以詩補史”在我的研究中轉變為“以圖證史”“以圖明史”的突出特點。

學界也有些人稱我是“紙上考古”，我認可且不否定。孫機先生、楊泓先生等都被人稱為是“紙上考古”，實際上他們都是多年造就的文物專家，離不開考古基礎和研究素養。“考古”的涵義很多，我雖不從事田野考古，但也深入考察了幾百處考古工地，研究文物不到現場不會有觀察體會，這是一個整體觀。至于平常走訪海內外的文物古跡就更多了，在博物館或文物庫房看文物、拍照片及與現場考古人員交談，是我們生活的常態，因此不能認為在田野挖掘墓葬或發掘古城遺址才是考古。將田野出土的文物搬運回研究所，開始更為細致詳實的甄別、判斷、分析，這實際上是更艱巨、精細的考古工作，必須找出與文獻典籍的記載對應吻合，因此這也是一個曠日持久的工作，就像我們在文物科技實驗室一點一點解剖出土文物一樣，所以說這是“紙上考古”。

葛承雍老師考察徐顯秀墓 2014年

葛承雍老師考察長安韓休壁畫墓 2014年

每當發現文獻和文物能對應結合是最快樂的時候，當然很多時候是無法立馬找到的，需要慢慢琢磨，力求二者合榫合口。例如對隋代酒神駝囊的考證、對隋代環形壺的考證、對小海神特里同的考釋，都是花了好幾年工夫對比中西資料，還需要很好的外文印證和圖像對照。

2010年從美國追索回歸的唐武惠妃石槨，是盛唐開元二十五年皇后級別的文物，舉辦的特展曾引起國內外極大關注，我觀察拍照后逐幅畫出線刻圖，連續寫了三篇考察西方藝術的研究論文，認為石槨“勇士與神獸”浮雕源于希臘化英雄牽神獸抗斗魔鬼神話，依據畫史文獻記載的拂菻畫、拂菻婦人畫、外國雜獸圖等，找出外來畫宮廷女性藝術特點，比對希臘神話藝術手法，指出這正是消逝已久的“拂菻畫”，從而一舉將武惠妃石槨線刻畫定義為希臘化藝術東傳的里程碑，藝術史界稱我的研究是“復活拂菻畫”。這種破天荒式的突破，使我又以武惠妃石槨線刻畫中的反彈琵琶為樣本，解讀了敦煌壁畫中“反彈琵琶”圖像的來源，從胡人到漢人，從男人到女人，從長安到敦煌，三條主線互證粉本的傳播，成為百年來敦煌樂舞研究的新觀點，并被翻譯傳播到海外。

孫機先生說我的中外文化研究“從宏觀的大寫意到嚴謹的工筆畫，以文物與文獻相印證，完成了一系列學術界為之矚目的具有開創性的論文，揭示出一系列隱秘不彰的中外文明交匯的史實”。孫機對西方文化傳入中國一直抱有謹慎的態度，他對國內的絲綢之路研究每每抱有批評的態度，作為學術糾謬經常一針見血，我的絲路研究題目請他審閱，每次都要問我有無根據，根據是什么，來龍去脈是什么？我體會到不拿出真憑實據說服不了老先生，他是不會滿意的。孫機先生從不虛與委蛇，說實話講真話，為此得罪了不少人，他是老一代傳統學者的楷模，他曾經想把批評學界謬誤的論文匯成“糾謬集”，可惜最后沒編輯成冊。我家里掛著他寫的對聯“博覽沉思是大學者，踏查實證做大文章”，作為精神文化遺產一直是鼓勵我的座右銘。

孫機先生題聯 2014年

馮立君：剛剛您回顧了最近四十年的治學經驗，我們注意到您致力于漢唐時期胡漢人群與外來文明問題，2019年在三聯書店結集出版的皇皇五巨冊論著，便題名為《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能否請您分享一下這方面的研究歷程和學術感悟。

國家版本館收藏展出《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

葛承雍：從古代胡漢族群角度看，歷史上不同族群融入華夏的過程就是形成共同文化接受中華文明的過程。秦漢時代是各民族碰撞、交往和融合最顯著的時期，到唐末五代時期，經過千年的多元文化匯聚，終于奠定了中華文明共同認可的民族心理。過去我們以中原漢文化“大一統”為天下觀，遮蓋和忽略了其他民族融合的歷史事實。一個世紀以來，中外學者對中古歷史的解讀，陳寅恪、岑仲勉、陳垣、向達等許多前輩學者都為我們后人研究鋪墊了繼續探討的基礎，特別是考古新資料為我們帶來了新視野新視角，這些是老先生那個時代不可能見到的。我常說如果老先生們活著能見到現在出土的文物，他們一定比我們強，因為他們的學術功底比我們好，肯定會闡釋出具有世界眼光的震撼論著。

近年大量出土文物證明胡漢交融是多種文明匯聚后的結果，有助于理解中華文明的本質是吸收了各種文明后的容納結晶。中古隋唐時期既善于繼承前代遺產，又善于吸收外來文化因素，這一時期最具有典范意義，所以是我尤其關注的歷史時段，希冀助研民族交流，還原歷史，對話文明。國外學術界對中國胡漢歷史的研究從語言學入手早在百年前就開始了，民族與外來語言破解是他們的優勢，我們作為后來者利用考古新發現奮起直追，因為國際學術界不能沒有中國學者的話語權，這是幾十年來的體驗與思考。

葛承雍老師于土庫曼尼薩古城 2021年

可以分享的是，在老先生們指導下，幾十年來我始終以考古新發現文物為先導，針對最新的前沿資料，或是未解讀的文物，推出新的研究。以前我也作過胡語、俗語對音的復原研究，為了防止濫用，我謹慎考證，努力做到知己知彼，主要解讀新出土文物，探討外來文明相關領域的難題，這樣或許可以更加辯證地、客觀地看待諸多分歧，化解課題的迷茫。考古文物是先導，史學研究是基礎，文學增添雙翼，關注國內外學術動態，就是這幾方面構成我的學術思路。

2005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我的《唐韻胡音與外來文明》，在古籍出版業里罕見地推出彩圖版，一出版就售罄，并被評選為2006年度“全國文博考古十佳圖書”。我把以前寫的唐史文章匯集成《大唐之國：1400年的記憶遺產》(2016)，該書獲得第四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成果獎。此后，我又將有關外來文明的論文匯編成五卷本《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2019)，分別為交流卷、藝術卷、民族卷、宗教卷、胡俑卷，比較全面地覆蓋了目前學術界關注的問題，因為這些論文發表時就在國內外引起很大反響，所以五千套很快售罄，隨后又加印了；2020年國家版本庫(西安館文濟閣)將這五卷本收藏入庫并在絲綢之路專柜展示，很多看到的人都說這比獲獎都好，“藏之名山、傳之后世”。這可能就是你說的“呈井噴之勢”。實際上我的每篇研究論文都經過幾年打磨，寫作發表都是很慢的，不敢說是“井噴”，只能說竭盡全力拿出“干貨”“優貨”獻給廣大的讀者，在中華文明圖書印記上留下小點點。

2024年中西書局出版了我四十年來發表的史論《證史啟今三千年》、史評《書卷留聲二萬里》兩本書，前者50多篇是總結了我的歷史觀和學術發軔期至今的思想史，后者40多篇則是治學史評記錄，既有文物“微觀史”，也有歷史“宏觀史”，既有對老先生的“仰觀”，也有對新銳學者的評議，都是具反思性特征的別樣文章，其中不少篇目曾被《新華文摘》和各類報刊轉載過。不過這兩本理論性強的著作并沒有吸引很多讀者，其中對歷史觀、世界觀的闡述一般人可能不理解，因為它們不是講故事，而是以專業眼光認識世界，該套書獲得了2024年度全國文化遺產優秀圖書獎。

馮立君：除了已知的學術研究之外，您長期擔任文物出版社、中國文物研究所(現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等領導職務，請問您是怎么協調管理和科研的關系的？

葛承雍：我在文物出版社當了十年總編輯，每年翻閱無數的稿件和考古文物方面的圖書，從先秦到明清時代涉及面很廣泛，可以說是“萬金油”式的編輯。在甘做人梯、為人作嫁的同時，當然也開闊了自己的知識面，迫使自己閱讀補充大量的知識。但工作中絕不追名求利，我參與編輯的圖書連名字都不掛，更不爭著當個掛名主編。對不惜臉面搶帽子、填虛名的事我也不屑去做，雖然走出了“象牙塔”，可是書生氣仍舊改不了。如果我不做所謂的“官”，不離開高校在那里潛心學問，學術成果可能會更多，這是不爭的事實，目前的結果用句時髦的話說，就是“把學問寫在大地上”“把智慧貢獻給人類”。不管從事何種職業或何種工作，關鍵是看能否做出特色，堅守底線，填補空白，影響社會。

國家每年出版二三十萬種圖書，出版文化遺產方面的出版社有200多家，作者愈多出書，愈要重視圖書文章的優劣，我認為出版不在于字數多寡、篇幅長短，而在于選題精良，創新取勝，反對注水拉長、堆砌史料，討厭虛浮的文風。坦率說，現在學界急功近利的作品很多，獲學位、找工作、晉職級、評職稱等都需要大部頭著作墊底，甚至為了評獎，幾十卷注水圖書也很多。至于社會上收藏界假冒贗品很多，就想借文物出版社“金字招牌”渾水摸魚，我大概拒絕了幾十種不靠譜的“文物”圖錄，從紅山玉器、秦漢金器、唐宋匾榜到汝窯宋瓷、清宮香爐、明清書畫等，林林總總不少，我說自己不是文物鑒定家，可我有文物歷史基本常識，不靠譜的東西拿不準至少要謝絕，因而也不免得罪了一些人。針對文博收藏界被人詬病且泛濫的不良風氣，我還寫了《追求文物出版的價值》這篇文章，引發的討論被《中華讀書報》列為2013年十大出版事件。回顧這幾年，一些造假惡果已經顯現出來了，更體會到學術把關的重要性。當然，還得感謝許多老先生、大學者們的嚴格把關，經常打電話或面談指出我們面臨的問題，教育我們認識到真正的經典圖書是人類最嚴肅的思考，他們的教誨讓我們的心智不至于浮躁或麻木。圖書不只是讓出版社收獲贏利，維持生存，真正的經典圖書是有社會使命的，是人類最嚴肅的思考、最深切的關注，并不因為新媒體的投入而改變主題。

我在中國文物研究所工作時，首先面臨就是大運河保護難題，當時大運河大部分河段連縣級保護都不是，有些段落被水利工程使用，所以南水北調工程利用河道引起了我的焦慮。就此，我首先在《光明日報》發表了《大運河究竟算不算文化遺產》，提出文物保護管理的一些問題，引起了社會輿論的關注，從而首次正式提出了大運河申報世界遺產建議。如今退休十年了，時過境遷再無諸事撩擾，潛心問學，專心尋找中古與世界隱秘關聯的學問。

馮立君：這些年來您策劃、參與了不少國家級重大展覽、重要國際文化交流活動，能否談談其中印象最深的幾次？

葛承雍：近年來，我陸續參與了國家文物局和文物交流中心以及一些博物館的展覽策劃工作，例如中國國家博物館APEC“絲綢之路展”“大美亞細亞——亞洲文明展”，首都博物館“海上絲綢之路”展，香港歷史博物館“綿亙萬里:世界遺產絲綢之路展”，故宮博物院“五洲四海:‘一帶一路’文物考古合作考古展”以及“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展”“華夏瑰寶”“大唐風華”“殊方共享”展覽等。我在擔任學術總顧問或首席顧問時，都不辭辛勞親自到各地基層單位挑選文物展品，配合展覽梳理大綱，親自撰寫專文解讀，這使我看到了許多原先不被重視的文物，在踐行國家對外文化交流中，開闊了我的眼界，提高了自己的境界，對主題策劃、展覽用語、疆界地圖諸方面，均收獲匪淺。我寫的幾篇絲綢之路大宏觀論文實際都是對世界質疑的回應，并在策劃展覽實踐中使得研究成果得到應用。例如絲綢之路申遺第一階段路網問題，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問題，秦漢隋唐與希臘羅馬拜占庭文明對標問題，祆教(瑣羅亞士德教)圣火問題，長安與洛陽景教之間關系問題等，都涉及宗教藝術、絲綢之路、中古歷史、古都沿革、建筑風貌等領域，這些問題也都在展覽中有過呼應或體現。

現在隨著學術界研究水平不斷提高，大家不滿意戲說、穿越作品的泛濫，對研究成果的質量、品位和啟迪的要求也更高了，質疑、懷疑、商榷、批評的文章越來越多，這都提示我們任何一項研究都不能信口開河，拼湊充數，特別是與國際學術界對話接軌直接關系到我們的信譽和話語權。今后如果有條件，我愿和年輕學人共同繼續以學術前沿課題為突破口開展研究。

葛承雍老師于汗血寶馬馴養場 2022年

（作者單位：葛承雍，陜西師范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馮立君，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來源：葛承雍 馮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