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例！他用超聲波“重啟”阿爾茨海默大腦，記憶回來了

上海瑞金醫院神經外科醫生孫伯民，

曾與所有人一樣，

認為母親的阿爾茨海默病無法可醫。

直到2024年，

一次為母親治療其他病癥的“聚焦超聲”手術，

意外地點亮了她的認知——

她開始能認出家人，會計算，也有了情感需求。

阿爾茨海默患者接受聚焦超聲治療

這個奇跡般的信號，

促使孫伯民從去年開啟了臨床試驗，

用無創的超聲波，

直接刺激阿爾茨海默癥的大腦神經環路，

打破了過往依賴藥物的治療方式。

入組的患者里，

有人開始做家務，重拾過往的愛好，

有人記起了久未聯系的親人。

根據《中國阿爾茨海默病報告2025》，

中國這類患者已近1700萬，絕大多數未獲診斷。

面對這個全球難題，

孫伯民團隊的發現，如同在黑暗中鑿開一道新的縫隙。

它雖然仍在探索初期，

卻為無數家庭帶來了不同的希望。

或許醫學的突破，

往往始于對一次“意外”的珍視與追問。

撰文：張雅蘭

責編：陳子文

孫伯民接受采訪

孫伯民是上海市瑞金醫院功能神經外科的主任，從醫30多年，他的雙手在無數患者的大腦中穿行。強迫癥、抑郁癥、厭食癥……這些與人類神秘腦區相聯的疾病，都能通過具體的方式診斷、修復、治愈。

然而，當阿爾茨海默病降臨至自己母親身上，這位手握柳葉刀的專家，也無能為力。孫伯民的母親此前一直在美國生活，確診阿爾茨海默后，又加上父親離世，孫伯民就將母親接回了上海，因為工作很忙，他為母親請了保姆。

他從來沒想過，也不敢想，這個病還有什么法子可以治療，“我的認知是，它會持續發展，不斷進展，而且目前的情況下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阻礙這種發展。另外沒有任何藥可以治療……得了這個病，那就是只能接受。”

阿爾茨海默癥，這個被稱為“最漫長的告別”的疾病，正一點點擦去母親的人生印記。她不記得孫伯民的兩個孩子，叫不出很多親戚的名字，沒有時間概念，患病的時候，每天就是靜靜坐著，除了吃就是睡覺。孫伯民的舅舅去世，她也沒有反應，情感世界仿佛被罩上了一層厚厚的毛玻璃。

2023年，孫伯民的母親逐漸出現了別的問題，“肌張力障礙”，也就是舌頭會不自主地伸出來，沒辦法收回去，明顯影響到了生活質量。一般來說，臨床上會用聚焦超聲（俗稱磁波刀）的方式治療肌張力障礙，這類醫療手段已相對成熟，孫伯民便給母親做了手術，改善了50%。舌頭不再往外伸。

孫伯民看望母親

一個月后，一直在照顧孫母的阿姨跟孫伯民說，發現奶奶的認知似乎好了起來。這在孫伯民看來幾乎是不可能的，她已經確診阿爾茨海默癥7、8年，這個病幾乎是不可能好轉的，這顛覆了他過往的醫學認知，所以也沒太往心里去。孫伯民覺得，有可能只是一時的改變，畢竟阿爾茨海默癥病人經常時好時壞。作為醫生，他覺得還是先冷靜觀察一下。

然而，變化如涓涓細流，似乎真的在慢慢發生。兩三個月間，不只護工，所有去看望母親的親戚都感受到了顯著的不同，“她腦子要清楚很多，說話條理邏輯性都很好，在我看來，和常人無異。”

更讓孫伯民觸動的是，母親開始“有需求”了。以前他去不去看她，母親從不過問。現在，她會和孫伯民說：“你好長時間沒來了，有空多來看看我。”

“我母親腦子清楚以后，每次我去看她，她都會跟說，我這個現象你要好好研究，怎么我腦子一下就能夠清楚了，一直督促說你要好好研究。”孫伯民說。

一個為治療運動障礙而進行的手術，竟意外撬動了“阿爾茨海默癥無法治愈”的堅固認知壁壘，這是醫學史上概率極低的“偶然”。

孫伯民沒有讓這個發現溜走，他開始了長達一年的逆向探索：不是從動物實驗推及人體，而是從母親這個“活生生”的臨床案例出發，反推其作用機制。

“臨床醫生最重要的是觀察和思考”，孫伯民說，“以前人家一直說我們中國醫生很厲害水平高，比如做闌尾炎手術，外國人做1000例，我們能做1萬例。但我經常和我的學生說，未必做1萬的人，就真的能夠有什么新發現或者新突破，有些東西，如果你不留意，可能也就錯過了。”

孫伯民在給病人問診

在孫伯民啟動他的研究之前，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將要面對的，是一個怎樣的“絕望之谷”。

阿爾茨海默癥，俗稱老年癡呆，隨著全球人口老齡化，已成為發病率最高的神經退行性疾病。然而，與它的高發性形成殘酷對比的，是治療手段近乎于零的窘境。

“世界范圍內的研究看起來很多很熱鬧，每天都有‘震撼’的東西出來，但作為我們臨床的話，我們最關心的就是，到底能不能治療，到底有沒有效果？事實上，目前沒有什么有效的治療手段，藥物也基本沒什么用。”孫伯民總是直白而尖銳。

這種無力感，不僅彌漫在學術界，更深深烙印在每一個患者的家庭里。孫伯民見過太多這樣的家庭。他的一位好朋友父親患病后對他說：“家里有一個阿爾茨海默癥的患者，對人的精神上的摧殘太大了。你可以想象一個生活了一輩子的人，一輩子他對你好，等到你想對他好的時候，他沒有任何感知，甚至不如一個陌生人，因為幫了陌生人，他還會有反應。”

錢阿姨和患有阿爾茨海默的老伴

錢阿姨也是在這樣的絕望中，找到了孫伯民。她的丈夫老鄭在十年前開始出現阿爾茨海默病的癥狀，“說話馬頭對不上馬尾”。確診后，病情無可逆轉地滑向深淵。

這兩年，最讓錢阿姨崩潰的是丈夫行為上的失控，她剛買了20斤大米，只吃了一頓，丈夫就把尿尿進去，他還會在冰箱旁邊尿尿，門口尿……甚至，他會在家里有客人打牌時，突然脫光衣服站在門口，甚至偶爾暴躁地打人。

十年間，錢阿姨和女兒帶著丈夫跑遍了上海各大醫院，嘗試了所有聽說過的藥物，包括昂貴的進口藥，在聽說上海一家醫院有比較新的治療方式后，她也曾帶著一絲希望找到這家醫院，醫生檢查后卻告訴她：“你這個（腦萎縮）50%也沒有了，沒救了，把錢扔到水里面去了。”

“一點效果也沒有的，只有越來越壞”，錢阿姨慢慢接受了這個事實，生活上的重心也徹底坍縮成一件絕望的事——沒日沒夜，照顧一個不可能好轉的病人。

她每天的24小時，是徹底與丈夫捆綁的、無奈且疲憊的24小時：他早上不起床，錢阿姨就和護工兩人把他拉起來，給他穿衣服。還要幫他吃飯、洗澡，帶他去上廁所，控制他不亂跑……她的睡眠常常支離破碎，精神搖搖欲墜。

她的情緒也在心疼與怨恨之間反復撕扯。女兒心疼母親，建議把父親送去養老院，但是錢阿姨心疼老伴兒，舍不得。在她眼里，老伴現在就像一個3、4歲的孩子，什么也不懂了，“送去養老院，萬一別人不給他吃，打他罵他，他都不知道。但關鍵是他不聽你的，真的很委屈，有時候真的恨他。”

他們面臨的不僅是情感上的巨大折磨，還有沉重的經濟與護理壓力，錢阿姨和丈夫的退休金，幾乎都用在了治病和請護工上。“好的護工很難找，很多人不愿意干，好不容易找到人，對方要工資高一點……我們兩個人都是低工資的，幾乎所有的退休金都用掉。”像錢阿姨這樣的家庭不計其數。

這個世界性的難題，病因不明，預防無門，治療無效。患者像被困在時間的孤島上，記憶不斷被潮水帶走，最終連至親的面容和情感的紐帶都一并湮滅。家屬則在與絕望的持久戰中，耗盡心力，也無能為力。

孫伯民和團隊開會討論

發現聚焦超聲確實改善了母親的認知問題后，孫伯民非常興奮和激動，“我白天想這個事，到了晚上，還是一直在想，夢里也全是這件事，第二天有了一些想法， 都分不清是思考出來的，還是被托夢了。”

有了進展就拉著團隊一起討論，他準備了一年多，通過了醫院的倫理審核，正式開始了臨床研究。

他們需要從母親的治療參數中，剝離出那些可能對認知改善起關鍵作用的因素：靶點位置在哪里？能量劑量如何？治療模式怎樣？他們反復討論，建立模型，在未知中小心摸索了一年，才覺得初步成熟，可以開始小范圍的臨床探索。

此前，孫伯民對阿爾茨海默沒有任何研究，開啟臨床試驗后，開啟相關學習

此前，全球用超聲波治療阿爾茨海默癥的研究，焦點幾乎全部集中在“低能超聲”上。其邏輯是：用低能量超聲波暫時、可控地打開大腦的防護墻——“血腦屏障”，從而讓那些被認為可能有效但難以入腦的藥物（如當時熱門的Aβ單抗類藥物）能夠更好地進入大腦發揮作用。這相當于為藥物“修路”。不過依然沒什么效果。

但孫伯民母親的案例提示了另一種可能性：或許不需要依賴這些效力有限的藥物，“高能超聲”本身就能直接作用于大腦深處的神經環路，產生治療效果。這是一個全新的思路。

為什么全世界都沒人發現？孫伯民分析，“因為高能超聲在國外主要批準用于治療特發性震顫和帕金森病。而在治療這些病人時，如果病人同時伴有阿爾茨海默癥，會被認為是‘共患病’，屬于不適合做的禁忌癥。

所以，全世界治療了好幾萬例，卻從沒有人給一個同時有帕金森（或運動障礙）和AD的病人做過，這個現象自然就發現不了。”

而他母親，恰恰因為患有需要高能超聲治療的“遲發性運動障礙”，同時又是一名AD患者，像一把獨特的鑰匙，意外打開了一扇從未被開啟的門。

聚焦超聲治療阿爾茨海默的具體過程

關于治療原理，孫伯民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患者戴上一個裝有1024個微型“換能器”的頭盔，治療時，這些換能器同時發射高能超聲波。每束超聲波單獨穿過頭皮、顱骨、最終抵達腦深部神經。當1024束波在磁共振的實時引導下，精準聚焦于大腦深部某一個預設點時，就會產生強大的生物學效應。

“就像鄉下拿簸箕抖玉米稻子，震蕩以后，它原來的亂七八糟的東西就改變了，重新分層分級了”。這種“震蕩”，可能清除了異常的蛋白沉積，可能激活了休眠的神經環路，也可能同時作用于多個層面。具體是改變了什么，目前還未知。

病人的治療過程，大約兩小時

2025年，他們正式啟動了針對阿爾茨海默癥患者的聚焦超聲臨床研究。首批入組了7位中重度的阿爾茨海默患者，結果也令人振奮，“有兩個重度的患者，做完手術第二天就有變化，但是后來效果逐漸減弱，但是其余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好轉，平均改善率約50%”，孫伯民說。

患者王桂芳（化名）的變化非常明顯。她曾是中重度患者，記憶丟失，整日呆坐，眼神空洞。治療后的變化是漸進而全面的。

她的女兒詳細記錄了母親點滴的進步，幾乎每天都會把母親的變化發給孫伯民：她母親開始關注家人聊天，主動做家務、洗衣服、收被子，這些都是她生病后從未有過的。她甚至重拾了生病前唱歌的愛好，周末一定要家人帶她去唱卡拉OK。

最動人的一個細節是，一天，她突然用手機給女兒打了個電話。女兒翻看記錄，上一次通話還是一年多以前。電話里，母親邏輯清晰：“我想你了，給你打個電話。”女兒問：“你怎么知道我的號碼？”她回答：“手機里都存了，我翻翻就知道了。”

這似乎只是一些偶發事件？能否證明患者真的在好轉？孫伯民覺得，“這些變化涉及的東西非常多：思維、記憶、情感……這些行為模式改變，或許無法證明患者被治愈，但足以說明病人認知層面的改善。”

至于未來，孫伯民也非常樂觀，“能夠發現一個新的治療方式，并且實際地改善病人癥狀，已經非常令人振奮。況且，這只是初步的臨床試驗，未來，有了一定研究基礎，還可以進一步做治療，還可能有新的發現，病人狀況也可能越來越好。”

孫伯民正在查房

這條全新的探索之路，絕非坦途。孫伯民和他的團隊，始終行走在醫學、倫理與輿論的刀尖之上。

首先是療效評估的難題。阿爾茨海默癥極度復雜，傳統的心理量表，往往難以靈敏捕捉患者那些細微卻至關重要的早期變化。“病人家里面明顯覺得第二天表情、眼神都不一樣，你說表情眼神他量表里面怎么可能體現？”孫伯民在一次內部討論會上直言。

患者突然主動打來的一個電話、重拾的一項愛好、多出來的一句關心，這些充滿生命質感的改善，在冰冷的量表數字前無從體現。他們不得不建立更精細的數據庫，記錄每一點滴的變化。

其次是未知的長期效果與機制。孫伯民和團隊是“倒過來做研究”——先看到了明確的臨床效果，再回頭去探尋背后的醫學原理，“其作用機制究竟是什么？是清除了大腦中的Aβ淀粉樣蛋白斑塊，還是減少了Tau蛋白神經纖維纏結？或者是影響了目前科學尚未認知的第三、第四種關鍵病理因素？”

關于這些，孫伯民也未知，至于治療的效果能持續多久，是否需要重復治療，最佳治療間隔是多久，也是下一個階段再探索的問題。一切都是未知數，他們仍然在摸著石頭過河。

手術中的孫伯民

最大的挑戰，或許來自倫理與觀念。用物理方式干預大腦，總會引發“是否會改變人格”的倫理擔憂。對此，孫伯民有著辯證的思考：“我們治病的目的就是為了治療他的疾病，什么都沒有改變，怎么治療疾病？”

他以強迫癥手術為例，術后患者可能從極度較真、追求完美變得有些“隨便”，“但這種改變的是他病理的東西……讓他的生活質量大大改善。”他認為，關鍵在于權衡利弊，在安全的前提下，解除疾病帶來的痛苦，重塑有質量的生活。

但是好在，聚焦超聲的技術，已經在全世界范圍內廣泛應用，是無創的，已經相對成熟。

在進行這項臨床試驗之前，孫伯民也開展過腦機接口治療抑郁癥，磁波刀治療厭食癥的臨床研究和治療，他常常不循規蹈矩，跑在醫學研究的最前沿，因此難免面對同行或外界的非議與不解。

他用一個比喻來形容自己的態度：“大家通常所說的給你潑臟水，你怎么樣做最合適？我想起來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你跑得更快。很簡單，因為你已經走得很遠了，臟水潑不到你，非議你聽不見。”

治療后的老鄭：能夠基本自理，和家人有了交流

在意外看到臨床試驗的招募消息后，錢阿姨也帶著老伴參與了臨床試驗。

治療后第二天，老鄭就已經有了一些微小改變：雖然話依然不多，但錢阿姨覺得他“眼神有光了”，早上能自己穿衣服了，也能夠找到廁所，能夠自己刷牙了。

半個月后，老鄭已經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家務，比如洗碗，也能夠在辨認一會兒后認出鐘表上的時間，和女兒交流時，準確說出自己和妻子的名字......

如今他臉上也出現了久違的笑容，“他生病以后，10年沒笑過了，他哭我就跟著哭”，以前，他會突然坐在一邊默默流淚，錢阿姨問他，他也沒有反應，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傷心的事。

錢阿姨不再避諱外人和鏡頭，她仰著頭對老伴說：“我們倆親一個吧，我們以后都不哭了，我們要笑，笑一笑，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