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得很深的“親美疏中”的鄭麗文，佩服國臺辦遲遲未發出的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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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國民黨主席的鄭麗文，近來頻頻對外釋放信號，表示有意赴大陸訪問，并反復強調“兩岸議題應列為優先事項”。她言辭懇切，態度鮮明，仿佛已準備好開啟新一輪對話。然而令人費解的是，盡管喊話不斷，大陸國臺辦始終未見回應，那份象征善意與溝通契機的正式邀請函，遲遲未能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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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她在兩岸輿論場中被視為可能打破僵局的關鍵人物，甚至被冠以“和平橋梁”的期待。可上任不過數月，其實際動向卻逐漸顯露出另一番圖景——私下安排親信前往美國進行非官方接觸，同時積極籌劃與日本右翼代表高市早苗建立所謂“政黨間交流”渠道。這些動作與其公開宣稱的“先陸后美”路線形成強烈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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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背后究竟隱藏著怎樣的戰略考量？是真心推動和解，還是在多方勢力之間尋求最大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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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上說“先訪陸”，腳下卻先往美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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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競選黨主席期間，鄭麗文曾多次鄭重承諾：一旦掌權，外事布局將以大陸為首要目標，主張優先訪問北京，推動兩岸對話機制重建，其他國際行程皆可延后。這一立場贏得了不少中間選民與統派人士的好感，被認為展現出不同于以往的務實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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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實發展卻背離了當初的宣言。看似堅定的“大陸優先”，實則悄然讓位于更為緊迫的對美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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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媒體披露，早在2026年初，她便委托臺北論壇基金會董事長蘇宏達秘密赴美，執行前期聯絡任務。此舉并非臨時起意，而是有計劃地鋪設人脈網絡，提前打通與美方智庫及政界人士的溝通路徑。與此同時，她本人對于上半年是否成行大陸之約始終保持緘默，既不否認也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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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大陸方面仍在等待一個明確的信號與程序性安排，而美國方向的動作早已悄然啟動——關系要先拉近，資源要先對接，舞臺要先搭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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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在2025年11月12日，美國在臺協會（AIT）處長谷立言親自登門拜訪國民黨中央黨部，與鄭麗文舉行閉門會談。知情人士透露，雙方交流時間長達兩個小時以上，內容涵蓋臺海局勢、區域安全合作以及未來高層互訪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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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美方提出的訪美建議，她的回應是“將持續保持溝通，并審慎評估時機”。語氣柔和，留有余地，但卻巧妙回避了“是否堅持先訪大陸”的原則問題。沒有重申原有承諾，也沒有設定任何先后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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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呈現出一幅清晰的畫面：對于大陸，她強調流程規范、需待正式邀請、講究禮節程序；而對于美國，只要對方遞出橄欖枝，便可迅速響應、展開實質互動。這種雙重標準，難免引發外界對其真實意圖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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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常說“要和平”，但最關鍵的“統一”一直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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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系統梳理鄭麗文近年來的公開言論，不難發現其論述具有一貫性：她持續批評民進黨執政失當，反對激進“臺獨”政策，也反復呼吁兩岸加強交流、避免軍事沖突。這類表態確實有助于塑造理性溫和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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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深入觀察即可發現，她在涉及國家根本歸屬的問題上始終語焉不詳。無論是“支持統一的具體條件”“兩岸融合的發展路徑”，還是“如何實現民族復興”，她幾乎從未提出過清晰構想或階段性目標，更多是以“維持現狀下的和平共處”作為最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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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陸視角來看，反對“臺獨”固然是基本底線，但僅有此點遠遠不夠。若只停留在“反獨不促統”的層面，則極易被視為一種策略性回避——既能爭取島內厭戰群體的支持，又不必承擔推動統一所帶來的政治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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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的立場恰恰契合美國在臺海問題上的深層利益。華盛頓長期奉行“戰略模糊”，既不愿直接卷入戰爭，又希望臺灣成為牽制中國大陸的戰略支點。因此，他們更傾向扶持那些主張“穩定現狀”“降低緊張”“避免激化矛盾”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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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鄭麗文高調宣揚“和平”愿景，卻刻意淡化“統一”內涵時，人們自然會追問：她所追求的和平，究竟是為了化解分歧、走向融合，還是僅僅為了讓現狀得以延續，從而為外部干預爭取更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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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話語體系構成了一種典型的政治平衡術：對內激烈批判綠營執政亂象，樹立對抗形象；對外維持與美日的良好互動，確保國際空間；對兩岸則強調交流而不設定終點，營造開放假象。表面圓融，實則游走于各方之間，力求最大化自身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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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歷轉彎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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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爭議來自她的個人政治軌跡與立場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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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開資料，她最初出身于民進黨組織系統，曾在該黨多個重要崗位任職。后因內部權力斗爭和個人理念調整退出，赴海外深造，返臺后迅速轉入國民黨陣營，并憑借出色的口才與媒體駕馭能力，躍升為核心發言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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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早期傾向“柔性臺獨”的論述風格，到如今高舉“九二共識”旗幟、堅決反對“法理臺獨”，這種劇烈轉變若缺乏堅實的思想基礎與價值闡釋，很容易被解讀為順應時勢的政治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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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她主動表達愿與日本政客高市早苗建立聯系后，質疑聲進一步升溫。高市早苗長期鼓吹“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積極參與涉臺軍事安全討論，其立場嚴重挑戰一個中國原則。在此背景下仍將其列為“政黨外交”對象，很難不讓外界懷疑其外交判斷的底線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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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國民黨前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所言：當前國民黨在結構上本就難以公開主張“和平統一”，最多只能做到反對“臺獨”、提倡交流。某些領導人則善于利用“我能談兩岸”的身份標簽，在中美之間輾轉騰挪，借此換取美方信任與黨內資源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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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上述線索串聯起來，便能理解為何許多人認為她“言行錯位”：口號上高呼兩岸優先，行動上卻是對美先行；言語中強調和平穩定，實踐中卻回避統一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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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過往立場多次大幅轉向，缺乏一貫的價值主線，公眾更傾向于將她視為精于計算的政治操作者，而非真正致力于民族和解的推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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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大陸方面為何對此類人物保持沉默乃至警惕，原因亦十分現實：兩岸關系的重大進展，從來不會建立在個別政客的口頭表態之上，也不會因一時的姿態表演而動搖決策。最終決定互動層級的，仍是實際行動、戰略取向與不可逾越的政治紅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