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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親歷大唐盛世輝煌的歷史“活見證”,至今仍被幽禁于日本皇宮深處,歷經117年暗室囚禁,未曾重見天日。
面對中國方面擲地有聲的嚴正呼吁——“請立即歸還”,這塊被迫流落異邦的石質國寶,還需在敵國禁苑中靜默蟄伏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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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唐鴻臚井刻石部分拓片
一塊被深藏于皇家庭院的巨碑,究竟觸動了日本何種歷史神經
首先必須厘清,這塊石頭究竟是何物。
唐鴻臚井碑,立于唐玄宗開元二年(公元714年),原址位于今日旅順黃金山南麓,系唐代中央政府設立的正式紀功碑,重量接近九噸,形制雄偉,絕非尋常庭院裝飾性石刻可比。
碑文記載的是唐朝鴻臚寺少卿崔忻奉旨北上,在東北地區主持對靺鞨首領大祚榮的冊封儀式全過程:出使官員姓名、所持詔令內容、冊封地點與程序,均一一鐫刻于石上,字字確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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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石碑的本質,實為中原王朝向邊疆行使主權的政治宣言,相當于當時國家權力在現場加蓋的一枚“實物印章”。
其價值遠超文物本身的時間跨度或稀有程度,關鍵在于它是中華帝國治理東北邊疆無可辯駁的物證。
它比任何地圖爭議、學術推測更具說服力,因為這是由中央政權直接執行并留下的原始記錄。
日后日本軍國主義鼓吹“滿蒙非中國領土”“東北自古獨立”等謬論時,只要將此碑展示于世,其整套話語體系便瞬間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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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身矗立之處,即是無聲卻最響亮的宣告:早在一千三百年前,東北已是大唐版圖的一部分,中央派遣高官親臨施政。
按常理推斷,如此重要的歷史遺存,理應保留在旅順原位,輔以中日雙語解說標識,供公眾參觀、學者研究,成為唐代民族融合與邊疆管理的第一手資料。
現實卻是,該碑自1908年起便被秘密安置在日本皇宮內苑,長達一個世紀以上,不僅中國專家無法接觸,連日本普通民眾亦無緣得見。
它并未陳列于東京國立博物館等公共文化空間,而是隱匿于皇居警戒森嚴的禁區之中,仿佛一件不可示人的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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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上海學術機構正式出版《唐鴻臚井碑檔案文獻總匯》,系統梳理了從唐代立碑、清末保護狀況,到20世紀初遭日軍劫掠、運輸路徑,直至現今藏匿區域的完整軌跡,幾乎還原了全部細節。
大量塵封史料被重新激活,使這位長期沉默的“歷史證人”終于得以發聲。
與此同時,中方再度通過外交渠道向日本政府發出正式照會,要求無條件返還這件國家級文物。理由明確而堅定:這是關乎中國領土完整與民族集體記憶的核心實物,日本既無合法占有依據,更無權將其秘藏宮中作為私藏戰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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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于日本皇宮的唐鴻臚井刻石及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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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官方遲遲拒絕公開此碑,深層原因有二:一是懼于承認當年系戰爭期間公然實施的文化掠奪行為;二是擔憂碑文內容徹底揭穿其在東北歸屬問題上構建多年的話語迷霧。
東北地區的主權歸屬,并非由現代政治宣傳或教科書定義所能決定,而是銘刻于這類千年石碑之上,嵌入地名沿革、族群認同與行政建置之中。
正因如此,這塊重達九噸的巖石,對于日本舊有的殖民史觀而言,無異于一枚潛伏百年的“歷史引爆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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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大連旅順黃金山下中華唐鴻臚井碑及碑亭
一場早有預謀的文物綁架行動
接下來追溯它是如何被強行運走的。
時間回撥至1908年,日俄戰爭剛剛落幕,日本取代沙俄掌控旅大地區,隨即以勝利者姿態接管遼東半島一切資源。
時任日本海軍旅順鎮守府司令的富岡定恭,盯上了矗立于旅順黃金山腳下的這座唐代巨碑。
中國人早已意識到其重要性,為防風雨侵蝕,特地修建碑亭、加設圍欄,形成一套完整的保護機制,以防不法之徒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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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岡采取的第一步,便是下令拆除所有由中國民間修建的防護結構:碑亭被整體拆解,磚木構件盡數裝箱,連同屋頂瓦片一并打包運往日本。
隨后,日軍動用撬棍、鋼纜和人力絞盤,將已在原地穩固矗立逾千年的巨碑強行從基座拔起。
當地百姓目睹祖輩守護的圣物被當作戰利品吊裝上艦,只能跪地痛哭,束手無策。
歷史檔案清晰記載了執行此次搬運任務的軍艦編號、啟航日期及運輸路線,證據鏈條完整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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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艦返航后,這塊石碑并未進入公共收藏序列,而是直接送入東京皇居內部區域,納入宮廷專屬管理體系。
既不對公眾開放,也不允許外國學者申請查看。
換言之,日本當局從一開始就將其視為非法所得的“贓物”,而非正常文化交流中的文物藏品。
這種處理方式,與其在整個近代對中國文化遺產的整體掠奪策略完全一致。
據中外學界保守估算,甲午戰爭以來,日本通過軍事行動與非法交易獲取的中國文物數量高達數百萬件,涵蓋青銅重器、瓷器書畫、佛教造像與碑刻石雕,廣泛分布于皇宮、神社、財閥宅邸及各大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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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適合展出的部分,多選擇藝術性強但政治敏感度低的品類進行公開展示;而像唐鴻臚井碑這類直接挑戰日本東北領土敘事的實物,則被刻意雪藏于最隱蔽角落。
更為嚴峻的是,日本方面不僅封鎖實物接觸渠道,還長期阻斷對其開展系統性學術研究的可能性。
中國研究人員多年來欲探究本國國寶現狀,僅能依賴上世紀流傳出的模糊照片、零星拓片與殘缺文本,許多關鍵信息只能靠邏輯推演補全。
即便在日本國內,相關學者若試圖深入探討,也常面臨資料調閱受限、研究成果難以發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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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統一口徑始終是:“年代久遠、情況復雜、已難核實”。
但他們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無論怎樣掩蓋,總會留下痕跡。
軍艦有航行日志,駐軍有工作報告,皇宮有物品入庫登記,旅順地方還有親歷者的口述回憶與縣志記載。
只要有人愿意逐條比對、交叉驗證,就能重建整個事件的真實圖景。
恰恰是這種過度遮掩的操作,反而讓今天的證據網絡比一百年前更加嚴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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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體系已然閉環,日本再拖延就是赤裸違約
此次發布的《唐鴻臚井碑檔案文獻總匯》,并非簡單的資料匯編,而是由中國學者耗時多年,整合中、日、歐多地檔案形成的嚴密證據體系。
上海大學中國海外文物研究中心聯合多家機構,從唐代典籍、清代方志,追蹤至日本海軍機密文件、皇宮建筑平面圖,完整復原了該碑從誕生、遷移至當前處境的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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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不僅精準還原了公元714年崔忻立碑時的具體位置、周邊地形與配套設施,還詳細揭示了1908年日軍策劃劫奪的過程:決策會議時間、現場指揮人員、使用工具與搬運方案,均有原始文檔支撐。
尤為關鍵的是,通過對日本方面有限公布的圖像資料、內部刊物片段以及御苑修繕記錄的分析,研究團隊鎖定了該碑目前極可能存放于皇居某處附屬園林或封閉庫房之內。
這一系列成果一經發布,日本所謂“無法考證”“價值不高”的借口徹底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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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象征意義的一幕出現在新書發布會上:中方代表當眾將這套厚重文獻贈予出席的日本文化機構人士。
此舉等于將整套鐵證親手遞交對方手中:你不能再聲稱不知情,也不能再推說無資料可用。
此后若繼續回避或否認,就不再是認知問題,而是態度問題。
而在全球文物歸還趨勢日益明朗的背景下,日本的做法顯得愈發孤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國際博協多次強調:戰爭期間非法取得的文物應歸還原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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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德等國已陸續啟動非洲、亞洲文物返還程序,盡管進展緩慢,但方向明確。
若日本一面高談“文明互鑒”“文化共享”,一面牢牢把持侵略所得的關鍵物證,其國際信譽必將遭受嚴重質疑。
對中國而言,追索唐鴻臚井碑的意義,不止于收回一件館藏珍品,更是修復一段被暴力割裂的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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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順黃金山下的古井依舊存在,當年安放石碑的基座仍靜靜佇立原地,空蕩百年,風吹日曬。
那是它真正的歸宿,也是大唐宣示主權的歷史坐標。
那個基座等待了一百一十七年,只為迎接那塊失散的碑體歸來,填補時空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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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證據鏈已全面閉合,中方立場清晰無比:日本所持有的不是普通藝術品,而是戰爭掠奪所得的非法物品,更是涉及中國東北主權歸屬的核心歷史憑證。
持續拒不歸還,即是公然拖欠中華民族的歷史債務與道義責任。
石頭或許能在黑暗中沉默百年,但上面鐫刻的文字一旦被重新解讀,便會向全世界宣告不容篡改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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