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達成“罕見協議”

文︱陸棄

香港《南華早報》的一篇評論，罕見地用了“好兆頭”來形容中歐關系的最新進展。在過去幾年里，這樣的表述并不多見。圍繞中國電動汽車的補貼、價格與競爭力問題，中歐曾反復交鋒，調查、威脅、反制輪番登場，輿論場長期被“對抗”“脫鉤”“結構性風險”等詞匯占據。然而就在這種高度緊繃的背景下，雙方卻在一個最敏感、也最具象征意義的產業領域，達成了一項被視為折中但務實的協議。

觸發這一變化的，并不是某個戲劇性的政治事件，而是看似技術性的價格機制設計。按照新的框架，只要進入歐盟市場的中國電動汽車滿足最低定價要求，能夠抵消補貼帶來的成本優勢，就可能免于額外關稅。與此同時，歐盟成員國針對中國投資與出口限制的政策，也將被納入更具透明度的逐案評估。這不是徹底放棄摩擦，而是為摩擦設定邊界，為沖突安裝緩沖器。

這一步的意義，遠超電動汽車本身。電動車產業，是中國當前最具競爭力、也是最容易被政治化的出口領域之一。它集中了技術進步、產業政策、氣候議題與就業壓力，幾乎所有貿易爭端的敏感要素都在其中。正因如此，在這一領域達成妥協，本身就意味著一種態度的轉變：對抗不再是唯一選項，規則仍然可以被用來管理分歧。

回顧過去，中歐在電動汽車問題上的分歧，并非簡單的“傾銷”與“保護”之爭。歐洲汽車工業正經歷結構性轉型，傳統內燃機優勢被削弱，新技術路線尚未完全穩固；中國企業則在規模、成本和供應鏈整合上形成先發優勢。當競爭壓力疊加地緣政治緊張，產業問題自然被放大為戰略問題。調查與反調查，往往服務于國內政治，而非市場效率。

此次協議的出現，與其說是立場的逆轉，不如說是現實的逼迫。對歐盟而言，在美國對盟友態度日趨強硬、跨大西洋關系不再穩固的背景下，持續在多個方向同時承壓，并非明智選擇。能源、氣候、產業鏈安全，都需要中國這個體量巨大的合作對象。對中國而言，歐洲依然是高附加值產品的重要市場，也是技術、標準與資本的重要來源。長期僵持，意味著雙輸。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套機制并未繞開世界貿易組織框架，而是刻意強調規則約束。這一點在當前全球貿易秩序碎片化的環境中尤為重要。它表明，至少在中歐之間，仍然存在對多邊規則的共同依賴。哪怕無法消除所有摩擦，也希望將沖突控制在可預期范圍內，而不是任由政治情緒主導。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風險消失。最低定價機制本身存在執行與認定的復雜性，未來仍可能引發新的爭議。中國企業放棄部分價格優勢，換取市場準入與利潤空間，是理性選擇，但也意味著競爭格局的重新洗牌。歐洲內部，不同國家、不同行業的利益分歧，也不會因此自動消解。協議更像是一座臨時橋梁，而非終點。

真正引人深思的，是這一妥協所處的國際環境。當美國對外政策日益強調單邊工具、將關稅與制裁頻繁作為施壓手段時，中歐選擇通過談判修復關系，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對比。這并非價值立場的簡單靠攏，而是對自身利益邊界的重新評估。在全球不確定性上升的時代，穩定本身正在成為稀缺資源。

這也是為什么這項協議可能對其他國家產生示范效應。巴西、加拿大等同樣面臨中國工業品競爭的經濟體，或許會從中看到一種不同于全面對抗的處理方式。即便是美國跨國公司，也可能從這種相對可預測的貿易環境中獲益。規則的存在，往往比規則的傾向更重要。

中歐電動汽車協議，未必會立刻帶來全面的關系回暖，也不可能抹去所有結構性分歧。但它至少證明了一點：在高度政治化的議題上，理性仍然有空間，妥協并不等于失敗，規則依然可以發揮作用。當對抗成為慣性，這樣的選擇反而顯得珍貴。

也許真正的“好兆頭”，并不在于這份協議能解決多少具體問題，而在于它提醒各方，貿易關系并非只能沿著升級的方向演化。在全球秩序劇烈搖晃的時刻，能夠被重新激活的信任，本身就是一種難得的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