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與再平衡：愿黃金時代永不落幕

文/吳晨

中世紀的巴格達和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有什么類似之處？一個不大為人知的答案是書店。

在文化最繁榮時，巴格達擁有600多家書店，顯然那時閱讀已經不再只是富人專享。1258年，蒙古人入侵巴格達，底格里斯河里一度泛黑，被扔到河道里的書籍上的油墨染黑的。1777年，倫敦擁有72家書店，比歐洲任何一個城市都多。從文藝復興時代，歐洲的出版商就有一個很有趣的名字：光之商人（MerchantsofLight），他們到異國他鄉搜集書籍，以推動進步（帶來光明）為己任。

文化的流變有兩個非常有意思的維度：一個是藝術的變化，另一個則是匠人地位的變遷。

米開朗基羅與達·芬奇是整個文藝復興時期的典范，一個是觀察世界的好手，另一個腦子里總是有無窮無盡的問題。他們出現依賴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供養制度。梅迪奇家族之所以能夠從銀行家躍升成為貴族，甚至最后被教皇冊封為佛羅倫薩公爵，部分原因是他在致富之后對供養藝術特別慷慨，這不僅為他們賺來好名聲，也意味著新興的商業勢力替代傳統的王權成為文化的主導。

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與商業的緊密相連不僅限于商人對藝術的供養，畫家和雕塑家也學著商人的模樣成立行會，他們還開設學校、培訓學徒、推廣工匠式作業，許多作品都是大師與學生合作作坊的產物。這種合作方式不僅讓藝術創作更加工業化，也推動了技藝的碰撞，進一步激發創作的繁榮。那時的意大利藝術已經變成了商業的產物，文化也成為炫耀消費的代表。

一百年后，荷蘭商業繁榮使中產消費激增，推動了文化藝術的進一步轉型。中產消費者的需求與大領主、大商人不同，更加個人化，也更加生活化，肖像畫、風景畫等等流派逐漸形成。商品經濟成為推動藝術大眾化繁榮的主要推手。

匠人則是另一個觀察文化流變的維度。在人類歷史上一直有通過技術變革帶來經濟發展的先例，古希臘和羅馬、阿拉伯帝國，都是如此。我們能看到當時人的技術發展，比如羅馬人發明的混凝土，又比如阿拉伯人從印度人那里學來的阿拉伯數字和數學的進化。但這些技術發展并沒有持續，而且很容易失去動力，甚至失傳——隨著羅馬帝國的崩塌，類似混凝土和建造水渠的技術失傳了很久。原因之一就是匠人并沒有機會與知識階層有效結合，沒有上下聯動，沒有工匠與書齋的結合，沒有讓有想法的人能夠持續去關注實際問題，并在不斷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中參與改良和改善。

1660年，英國設立皇家學會，從名字來看似乎是自上而下設立的智庫，實際上是民間依據思想家培根的想法來構建的。培根希望建立一個組織，搜集全世界的知識用于解決實際問題，而將知識用于解決實際問題是知識階層與匠人階層結合的開始。培根鼓勵知識階層與工匠階層之間分享知識、相互協作，認為這樣才能真正推動科技的發展。

這種融合背后是跨越階層和消除偏見的努力。在一個貴族與平民有著天然分野的社會，貴族更容易成為知識階層，但因為這層隔閡，他們不會關注普羅大眾關注的問題。在古代中國，當士人階層擠在科舉的獨木橋上一心做官光大門楣的時候，他們自然也沒興趣關注匠人的發明和創造。荷蘭為英國引入了商業文明，打破了貴族對上層和對知識的統御。商業精英天然對解決問題感興趣，因為只有解決實際問題，只有不斷去改良，才可能有機會掙錢。大量商業精英的出現，改變整個社會對階層的看法，讓知識階層中能涌現出科學家，也讓科學家與工匠人群中成長起來的工程師開啟了深入合作。

從推動知識傳播的光之商人，到藝術在商業的推動下成為普通人也能炫耀的商品，再到打破階層的歧視，推動知識階層與匠人（動手做事的人）結合，這些奠定了工業革命的基礎。務實精神是驅動工業革命的要素，如果沒有從實際生活中積累下來的知識來加速創新進程，人類恐怕只能依靠偶然的機會才能取得突破性進展。

從未結束的革命

探究工業革命背后的驅動力是因為工業革命開啟了人類歷史上最為轟轟烈烈的進步歷程。到底什么推動了人類的進步？我們能從人類歷史上進步的黃金時代的盛衰中汲取哪些教訓？當下人類的黃金時代還能持續多久？我們是否要重新定義“進步”？三本書從不同視角提出了類似的一系列問題。

第一本是約翰·諾伯格（JohanNorberg）的新書《人類巔峰》(PeakHu－man），聚焦人類七大偉大文明的黃金時代，即古希臘、羅馬共和國、阿拔斯王朝、宋代中國、文藝復興意大利、荷蘭共和國和以英國為代表的盎格魯文明圈。這本書的核心其實是追問如何避免當下黃金時代的終結。第二本書是英國經濟學家卡爾·貝內迪克特·弗賴（CarlBenediktFrey）的新書《進步如何終止》（HowProgressEnds）。第三本是人類學家艾倫·麥克法蘭的《宇宙觀與現代世界》。

在《人類巔峰》的描述下，工業革命的獨特之處在于，首先這是一場沒有結束的革命。在進步敘事中，工業革命不斷迭代，從第一次（蒸汽機）、第二次（電力）、第三次（計算機），再到第四次（數字化、AI、智能）不斷給我們的工作和生活帶來改變，也不斷推動泛式變革。

其次，工業革命第一次把進步和發展納入到普通人的認知當中。可以說工業革命孕育了進步主義和發展主義。經過兩百多年工業革命的熏陶之后，我們對不斷進步和不斷發展的追求是想當然的。工業革命之前的經濟社會的底層挑戰是馬爾薩斯陷阱，經濟的發展很快會被快速增長的人口所吞噬，而進步——無論是觀念的進步、制度的進步、思想的進步——更有可能被打成異端。

第三，工業革命的基礎是文藝復興所孕育的科學革命，和支持科學革命背后的思想革命。科學革命、思想革命以及思想共和國——即最初源自歐洲的思想者和科學家的網絡——的成長，讓工業革命有機會能夠持續發展，成為沒有終點的革命。當然，真正要讓科學革命變成科技、變成生產力，則需要知識階層與工匠階層的深度結合，也需要改變整個社會對于技術——將科學發展運用于解決實際問題——和商業的態度。

第四，工業革命背后的第一驅動力，即技術創新，一直是跨界的。蒸汽機革命背后的專家并不是業內人士，很多是對眾多領域感興趣的人。而這種跨界還需要建立起一系列制度基礎，比如英國開創的專利制度。任何新穎的東西都可以申請專利，當不再需要官僚系統來決定什么是創新的時候，整個社會就可能對新事物抱有更加開放的心態。

工業革命源自英國并非偶然。為什么商業社會在英國能如此繁榮？商業是如何持續推動技術變革的？答案其實是政府的缺位。我們學到的英國歷史，無論是內戰還是光榮革命，戰爭是脫不開的話題。英國政府的存在主要就是為了發動戰爭。但英國和法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不同，它是海軍強國，因為島國先天受到自然條件的保護，英國并不需要維持一支強大的陸軍。兩者結合起來就變成了英國的國家機器主要用于軍事，其他方面基本全部交由市場來解決。換句話說，市場不斷補位，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也推動了商人階層的躍升。另一方面，海軍的強大和陸軍相對弱小，也讓英國國家實力的增強更依賴技術進步。海軍所需要的投入，包括資金與技術，而陸軍的基礎是士兵人數。沒有集權的國家機器，沒有一個什么都要管起來的官僚階層，反而讓工業革命更容易在英國產生。《進步如何終止》還特別強調了為什么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不僅僅是因為政府放手，也因為政府在需要的時候有所作為。工業革命面臨的一大挑戰是歐洲當時擁有強大勢力的行會。當行會發現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及收入都受到了工廠興起的威脅時，他們進行了強烈的抵抗。真正使英國與眾不同的是，英國政府有能力對抗那些會因工業化而受損的利益集團。在技術前沿領域，能否取得持續進步取決于政府是否有能力、是否有意愿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從而營造有利于創新者的競爭環境。

換句話說，工業革命之所以能夠在英國率先取得成功，不僅因為議會堅決維護私有財產權，更因為在國家發展需要時，政府愿意暫時放棄這些原則。比如，在需要推動鐵路大發展的時候，英國政府在權衡地主的權利和技術應用的潛力時，會暫時偏向鐵路開發商。

科學推動，市場主導，持續擁抱開放和創新，同時有為政府又能有效抑制既得利益，這是工業革命可以不斷繼續的原因。

從倫敦到紐約

文化中心是黃金時代的晴雨表。站在西方視角，我們不難發現全球文化中心的流變：從雅典、羅馬、巴格達、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倫敦，一路到紐約，這也是為什么本文一開始就要比較巴格達和倫敦的原因。1970年代，當被問及為何從倫敦搬到紐約時，列儂回答說：“如果我生活在羅馬時代，那我當然會選擇住在羅馬。還能去哪里呢？”

過去一百年，文化中心為什么會從倫敦遷移到紐約？俾斯麥的一句話很值得咀嚼。俾斯麥快要去世前，有人問他，20世紀最重要的地緣政治是什么？俾斯麥的回答是：美國講英語。

托克維爾說，美國人其實就是不再被“壓迫”的英國人。美國獨立戰爭中，英國人為什么會失敗？原因很簡單，這不是一場針對其他國家的戰爭，而是一場針對自由的理念的戰爭，英國人怎么可能獲勝？

美國的制度不僅源自英國的傳承，也能夠根據時代的變化不斷演化。比如在20世紀初，一種既加強監管（打擊寡頭）又具有去中心化特性（鼓勵市場創新）的體系，推動美國走出馬克·吐溫所稱的“鍍金時代”——強盜大亨統治的寡頭時代。

為什么個人電腦最先在美國發明？為什么美國推動了從計算機到移動互聯網的一系列創新？因為美國有去中心化的土壤。聯邦制不僅為民主制度的發展提供了實驗場，也為技術變革創造了條件——因為允許發明家們自由地在各州之間流動，從而為創新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硅谷之所以能夠成為創新的搖籃，在于沒有傳統的工業歷史，不受現有經濟與政治結構的束縛，這種環境非常有利于創新的發生。硅谷的歷史表明：一個充滿競爭精神且具有去中心化特性的市場體系，是實現創新的關鍵。尤其是當人們可以自由地在不同地區之間流動時，創新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

美國的企業逐漸轉向那些能夠跨越國界、實現各行業之間緊密連接的開放型系統，這最終推動了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經濟一體化進程，開啟了新的時代。

到了20世紀90年代，日本和西歐之所以在經濟發展和創新方面再次落后于美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路徑依賴，他們在趕超階段獲得強有力的政府支持，而互聯網革命則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需要轉變增長模式，重新擁抱去中心化的策略時，他們卻沒有及時轉軌。

反觀當下，美國正在否定自己，這也是為什么那么多西方學者深入反思的原因。開放的邊界讓美國得以坐享全球的人才紅利，開放的貿易也讓美國的消費者擁有物美價廉的商品，而這些都因為關稅戰而走向反面。同樣，有為政府需要打破既得利益的掣肘。當美國的知識階層無論左右都在追問“為什么美國無法建設了？”這一命題時，他們很清楚困擾華盛頓多年的僵局（gridlock）本質是既得利益，比如鄰避主義限制房地產開發，導致硅谷這樣的繁榮地區房價飆升。

下一站杭州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科技創新能力的飛速提升，世界正在再平衡，正在回歸到19世紀之前的狀態，即東西方在權力和財富上的均衡。而這樣的再平衡面臨三方面的挑戰：一是修昔底德陷阱，即在位者如何克服進取者可能取而代之所帶來的心態失衡；二是轉軌問題，即進取者從跟隨到引領，需要調整自己的發展模式，日本和歐洲都是前車之鑒；三是如何避免黃金時代的落幕。

麥克法蘭在《宇宙觀與現代世界》中提醒我們，西方世界基于技術、科學及軍事領域的顯著優勢和勝利，形成了一種自視優越且認為代表進步的宇宙觀。他也強調，西方一直是一個好斗、崇尚軍事，在很多方面自以為是且自信滿滿的文明。以己度人，西方會認為自己最大的競爭對手在領先之后也會做出類似的選擇。

上一次霸權衰落是出現在英美之間的霸權交替。這也是過去500年唯一一次相對和平的霸權交接，雖然英國人仍然酸酸地說它與美國的特殊關系是“希臘和羅馬”的關系。但如果我們從面對挑戰者的在位者視角來看，就會發現大國博弈最不易管理的恰恰是心態。維多利亞時代（19世紀）的英國人對帝國和命運的自信已經不再那么容易維持，當時的挑戰者是德國和美國，而幾十年后又會加上日本和蘇聯。地理大發現時期和大帝國時期那個開放、擴張，不斷發展的世界已經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封閉的時代，英聯邦體系內部整合，對外則砌起關稅的高墻。

麥克法蘭慨嘆歷史的相似之處，我們是否將再次面對一個封閉的社會體系，盡管全球化仍然是大背景。西方的挑戰是如何摒棄自己掌握所有答案的自負心態，轉而接受可能從世界其他地區學到很多東西。在做好成為世界領導者角色的時候，中國則需要傳遞出我們不會和西方一樣的聲音。

中國面臨的另一個關鍵問題是轉軌，從一種發展模式到另一種發展模式的切換，以及何時推進這種切換。政府與市場，官僚的計劃與創新的混亂，本質上是中心化和去中心化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相互側重。在追趕階段，中心化的計劃和對執行力的強調很重要，可以推動彎道超車。相應的，當我們貼近高科技的核心地帶，當我們要開始探索未知的時候，去中心化的努力，可能會更重要。

轉軌需要推動從執行向創新的轉變。創新需要打破規則，而高效執行卻依賴于遵循規則。持續的進步取決于在這些力量之間取得平衡，在為探索而分散與為利用而集中之間靈活切換。

此外，我們也不能低估技術創新所帶來的破壞性，就是熊彼特所強調的創造性破壞，會引發人性中抱團排外的心態。《人類巔峰》特別強調人性的兩種傾向：一種是外向的，體現為貿易者（探索、交易、冒險）；另一種是內向的，體現為族群抱團（歷史之所以會重復，最主要的原因是人性）。諾伯格的研究發現，當一個文明擁抱貿易與創新時就會繁榮發展，失去文化自信時就會走向衰落。在當下，幾乎所有國家都會受到這種外向和內向情緒的拉扯。恰如熊彼特所說，“技術動態性本身就蘊含著強大的社會和政治障礙。”

最后，回到本文的母題：黃金時代結束了嗎？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歷史上的黃金時代似乎轉瞬即逝。

那到底什么是黃金時代？這是一個創新層出不窮的時期，在短時間內，許多領域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這種時期與一種樂觀的文化氛圍密切相關，鼓勵人們探索新知識、嘗試新的方法與技術并與他人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黃金時代的典型特征包括文化創造力、科學發現、技術進步以及經濟增長。黃金時代有各種可供借鑒的想法與方法，我們可以將它們以新的方式結合起來，從而實現創新。

我們還可以梳理出一系列黃金時代的特質：科學、開放、多元、包容、知識無國界、智慧不分種族、貿易、法治與自治、文化和藝術成為炫耀消費的代表，當然還有階層的變化——商人替代貴族、契約取代身份地位等。

如何避免黃金時代的落幕，有三點值得深思：

首先，對未來要樂觀。樂觀主義是一種態度。因為科技進步而自信，通過改革社會制度，可以促進理性、寬容和財富的發展，相信人們可以主動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其次，理解推動技術的發展需要掃除技術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過去的進取者恰恰會成為當下阻礙進步的在位者。全球汽車行業就是一個鮮明的案例，當中國的電動車快速發展且開始重新定義車和出行的時候，汽車行業作為一個傳統且古老的行業，它們的既得利益就受到了沖擊。

第三，我們需要重新定義“進步”。我們所熟悉的進步是物質條件和物理環境的改變，是更方便和更便捷。重新定義的進步可能是更好的成長，更清潔的環境，更包容的氛圍以及更自由的多元空間。

在《人類巔峰》中一個章節特別提到了兩宋的首都汴梁和杭州，尤其是杭州的繁華，背后是開放、多元、貿易和創新的融合。

或許下一站是杭州？

（作者系財經作家，《經濟學人·商論》原總編輯，晨讀書局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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