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12年元旦，南京城里氣氛熱烈，孫中山站在臺上宣誓就職。
在那個萬眾矚目的時刻，他嘴里蹦出一句讓不少老同盟會員都愣神的話：“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
這便是后來大家耳熟能詳的“五族共和”。
這話乍一聽挺順耳，沒啥毛病。
可要是把日歷往前翻個幾頁，回到1905年同盟會剛搭臺唱戲那會兒，你準會覺得這事兒透著一股子怪勁兒。
那陣子，孫中山領著大伙兒喊的口號是啥？
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這“韃虜”二字，那是哪怕咬著牙也得說是沖著滿清朝廷去的。
那時候的宣傳畫報，那股子狠勁兒，簡直就像是要找誰算血海深仇似的。
從1905年嚷嚷著要“趕人”，到1912年轉臉就要“變一家人”，這中間滿打滿算也就七個年頭。
不少人翻歷史書翻到這兒，心里頭都要犯嘀咕：這是不是革命黨慫了？
還是孫中山這人做事沒準譜？
更有甚者，覺得這就是個局——先用民族情緒把火拱起來，等位子坐穩了，就把當初的誓言當廢紙扔了。
這可就想岔了。
你要是能穿越回那個年代，站在決策圈邊上，盯著桌上那幾本爛賬仔細盤算，你就會明白：這兩個聽著完全擰巴的口號，其實是兩步走得極穩的“活命棋”。
這是一盤關乎國運的生死大局。
咱們先來算頭一筆賬：1905年，干嘛非得喊“驅除韃虜”？
很多人有個錯覺，以為喊這口號是因為清朝把國家賣了個精光，大伙兒恨洋人恨得牙癢癢，所以要排外。
其實根本不是那回事。
孫中山這招，瞄準的壓根不是門外的強盜，而是門口那個“看場子的”。
當年的形勢是啥樣？
19世紀末，中國眼瞅著就要被列強像切西瓜一樣分了。
甲午一戰輸了個底掉，《馬關條約》簽了字；庚子年那場亂子，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城，《辛丑條約》又扣在了頭上。
這時候的清廷，在孫中山眼里早變了味兒。
它不再是個簡單的老舊朝廷，而是成了列強控制中國的“抓手”。
孫中山把這層窗戶紙捅得稀爛：清政府就是帝國主義養的“打手”。
洋人想吞了中國，可地太大、人太多，根本管不過來，非得養條狗幫著看家護院。
清廷為了保住那把龍椅，心甘情愿當了這個差，幫著主子從中國人身上刮油水，自己順道喝點湯。
這會兒，你要是革命黨，你怎么下這盤棋？
直接跟洋人硬碰硬？
義和團那幫人試過了，拿肉身子往洋槍洋炮上撞，結果招來了八國聯軍，背上了4.5億兩白銀的債。
路只有一條：先收拾那個“看門狗”。
這就是“驅除韃虜”背后的門道：只有把清政府這個“洋人的代理店”給砸了，列強控制中國的鏈條才能斷。
把狗的飯碗砸了，主子自然就沒法下嘴。
所以說，這口號聽著像是要搞種族清算，其實骨子里那是實打實的“政治大洗牌”。
孫中山后來把話挑明了：“民族主義，不是說見了不同族的人就要排擠……我們恨的不是滿洲人，是那些禍害漢人的滿洲權貴。”
要把這個胳膊肘往外拐的朝廷推倒，最快能把人聚起來的法子是啥？
那就是喚醒“漢人”這個身份的認同感。
孫中山幾乎是把這套詞原封不動地搬了過來。
這招那是真好使，一下子就能讓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心里頭熱乎起來。
可偏偏這招有個大隱患：太容易讓人覺得是要搞狹隘的種族屠殺。
為了防著這手，同盟會的大佬們其實一直在走鋼絲。
一邊得用“排滿”來煽風點火，一邊還得拼命勒住暴力的韁繩。
推翻朝廷是為了“把皇帝拉下馬”，不是為了搞人頭滾滾。
這是一場精細的外科手術，目的是把清廷這個毒瘤割了，而不是把病人直接送走。
這也就能解釋，為啥1906年《同盟會對外宣言》里會有一條看著特別窩囊的條款：承諾認下清政府簽的那些舊條約，外債也照還。
這純粹是被逼出來的無奈。
那會兒的革命黨人，不僅得防著清廷，更怕洋人插手。
他們心里盤算著，只要我認賬，洋人大概率就會袖手旁觀，“懶得搭理我”。
這想法現在看來挺傻挺天真，但在當時，那是為了能在夾縫里活下來唯一的法子。
先把家里那個敗家的管家（清政府）攆走，至于欠高利貸（列強）的事兒，以后再慢慢算。
這一步棋，走得那是驚心動魄，但好歹是把民國給“生”下來了。
可清帝一退位，新的大麻煩立馬就炸了鍋。
這就是孫中山必須火速改口，喊出“五族共和”的緣由。
這第二筆賬，算的是“地皮”。
要是還死抱著“驅除韃虜”不放，搞那個狹隘的“大漢族主義”，那中國立馬就得四分五裂。
清朝雖然爛透了，但它留下了一份極其厚實的家底——那偌大的版圖。
滿清入關后，靠著跟蒙古聯姻、經營西藏、平定新疆，把這些地塊全都捏在了一個政權手里。
你要是把革命搞成了“漢人的獨角戲”，把滿人趕跑了，那蒙古王公準得問：我們是跟滿洲人結盟的，既然滿洲人卷鋪蓋走了，我們是不是也能散伙了？
西藏那邊也會琢磨：我們供的是清朝皇帝，皇帝沒了，我們是不是該單干了？
事實上，那時候帝國主義的眼睛都瞪得像銅鈴似的。
俄國在攛掇外蒙獨立，英國在西藏搞小動作，日本死盯著滿洲不放。
這會兒要是還搞“純粹”的漢人國家，那就等于親手把長城以外的一半江山拱手送給洋人。
這筆賬，孫中山心里跟明鏡似的。
想要保住元、清留下來的這份家業，必須把“中國”這個框子撐大。
怎么撐？
這就是“五族共和”的高明之處。
說白了，這種操作在中國歷史上是有老規矩可循的。
這就是儒家最核心的那套邏輯：“華夷之辨”。
孔夫子說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韓愈在《原道》里講得更透徹：諸侯要是用夷狄的禮儀，就當夷狄看；要是進了中國守中國的規矩，就當中國人看。
換句話說，“中國人”這個身份是可以變通的。
朱元璋當年北伐罵得兇，可等他坐了龍椅，為了接手元朝的合法性，立馬改口承認元朝是正統。
他在《諭中原檄》里夸元朝初期法度嚴明、養活了老百姓，這叫“大面上肯定”。
為啥？
因為誰有天命誰就是正統。
元朝雖然是蒙古人建的，但它后來尊孔夫子，開科舉，這就有了“德”，就有了坐天下的資格。
金朝也是一個樣，到了后頭，金朝漢人當官的比例占了四成多。
他們其實早就“變樣”了。
清朝更絕。
他的邏輯是：出生地不重要，血統不重要，關鍵看德行。
孫中山和那一幫革命黨人，其實是把這個邏輯接過來又升了一級。
1912年的“五族共和”，實際上是一次國家層面的“基因重組”。
在這個新的邏輯框框里，滿、蒙、回、藏不再是“外人”，而是中華民族大家庭里的不同房頭。
清朝的地盤，順理成章地變成了“中國的疆土”。
雍正當年的那番強辯，客觀上給民國留下了一筆巨大的法理財富。
“滿漢一體”雖然是清朝為了拉攏人心搞的，但它促成了大一統的地理融合。
如今回過頭來看，你會發現革命黨人的這種“變臉”，不僅不是背叛，反而是極高明的戰略升級。
從“排滿”到“共和”，那是從“打江山”到“坐江山”必然要跨過去的坎兒。
1905年的“驅除韃虜”，是為了解決“誰掌權”的問題——要把管家的鑰匙從那個賣國的愛新覺羅家族手里搶回來。
1912年的“五族共和”，是為了解決“我是誰”的問題——要把這片土地上所有的人，揉成一個怎么打都散不了的面團。
這個過程就像揉面。
1912年往后，“韃虜”這個詞徹底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因為打這會兒起，所有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都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中國臣民。
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懸的一步棋。
要是沒有這一步，中國可能早就碎成了歐洲那樣，小國林立。
看明白了嗎？
當年的所謂“天真”和“矛盾”，那是因為你站在了終點線上往回看。
要是把你扔進那個內憂外患的漩渦中心，你會發現，這已經是當時那幫精英能拿出來的最好方案了。
“恢復中華”真正的痛快，不在于砍了多少頭，流了多少血，而在于咱們最終把那個眼瞅著要碎掉的河山，重新鍛造成了一個打不爛、砸不碎的鋼鐵整體。
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
信息來源：
維普數據，2025，《華夷之辨·華夷之辯·華夷之變——關于中華民族形成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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