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張凱律師讀《史記》系列_02
上一篇我們聊到，司馬遷接了他爹“正處級”的班。
這類子承父業，大多數過得都差不多。
修修家譜，管管檔案，寫寫材料。
渾水摸魚的工作，喝喝茶，看看報，打打麻將，這輩子就可以交代了。
但一個臨死前還要給兒子布置工作的爹，注定會培養出一個不太安分的兒子。
司馬遷，38歲： 繼承父志，當上太史令。
42歲： 正式開工寫《史記》。
作為典型的技術官僚、專業人員。只要他不混圈子，不搞政治，這種人，一般會平穩的度過一生。
不出意外，司馬遷的簡歷就是：優秀史書編撰工作人員，享年XX歲。
然而，48歲這一年。 司馬遷的本命年，他真的出了意外。
漢武帝時候，大將李陵帶了五千步兵去打匈奴，結果被八萬主力包圍，彈盡糧絕，投降了。
這件事在當時有多嚴重？在漢代政治與軍事倫理中：戰敗已是重罪，投降敵國，屬于極端政治丑聞。
這就像是派出去駐外的大使，不僅項目搞砸了，還直接申請了別國的綠卡。
這讓我大漢朝顏面何存？
消息傳回長安，漢武帝氣瘋了，滿朝文武為了表忠心，恨不得把李陵祖墳給挖了。
其他人都：堅決擁護中央，深惡痛絕叛徒，與組織保持一致，堅決與李陵劃清界限……
這時候，那個執拗的司馬遷站了出來。 他說：“陵有罪，而情可原。他以5000敵8萬，殺敵無數，孤軍奮戰，投降可能是權宜之計，將來還能報國”……
司馬遷說完這話的時候，會場都安靜了……
可以想象，當時會場多尷尬。
司馬遷以為這是一次情況分析會，但實際上，那是一場統一“定調會”。
按說，司馬遷有個正處級的爹，父子兩個還精讀歷史，應該在政治的世界游刃有余才對。而此時，司馬遷偏偏犯了最不該犯的政治錯誤。
事情很快就有了組織結論。大概意思是：司馬遷政治意識淡薄，在處理李陵叛逃事件中，政治站位嚴重缺失，公然挑戰組織權威，發表不當言論，為投降分子鳴冤叫屈，嚴重損害了朝廷形象，造成了極其惡劣的政治影響……
迅速，這位享受國家津貼的正處級干部，因為政治問題，跌到了人生谷底。
而司馬遷之所以犯這樣的錯誤，本質上是因為他是一個技術直男。
技術官僚，并不懂現實中真正政治運行的規則。
他對自己作品的要求是“述而不作”，也就是：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如果他隨聲附和，他怎么可能寫出《史記》？
寫歷史的人，首要素質就是誠實。如果夾雜太多彎彎繞繞，那是政客做的事，司馬遷多少有點不恥。
如果是一般人，此時，肯定已經叫苦連天，唉聲嘆氣……
不過，對于牛人而言，所有的苦難都會變成燃燒的動力。
他說：
周文王坐牢推演了《周易》； 孔子困頓寫了《春秋》； 屈原被流放寫了《離騷》； 左丘明瞎眼寫了《國語》； 孫臏被挖了膝蓋骨寫了《兵法》…… …… 我司馬遷有家世、有才華、有能力，但人生太順了。現在萬事俱備，就是人生不夠慘，等我混慘了，我也可以……
現在看來，這次政治站隊的錯誤，成就了《史記》。
司馬遷緊緊地抓住了這次人生股指暴跌的機會，準備隨時抄底，逆襲敲鐘。
按照大漢的法律，司馬遷此時有三個選擇：
1、交罰款 2、死、3、宮刑
司馬遷是官二代，可以接近皇帝。但屬于沒有實權的技術官僚。
他收入穩定，卻沒多余的錢交罰款。
他只能在體面的死和屈辱的活之間做選擇。
如果放在現代，多數人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好死不如賴活著”。
但是，48 歲司馬遷，生活在“士可殺，不可辱”的時代。
對于當時的知識分子而言，死不可怕，失節事才大。
如果，司馬遷選擇死刑：全城的人都會為他點贊，說他是條漢子，史書上還得給記一筆“剛直不阿”的段子。
這是當時知識分子最體面的選擇。
而宮刑是一種極其屈辱的刑罰，直接剝奪了司馬遷的男人籍，成了太監。
司馬遷稱：“垢莫大于宮刑”，就是說：宮刑是最臟，最讓人瞧不起的活法。
選擇屈辱的活，比選擇英勇的死，更加需要勇氣。
死，是一次性的解脫；而受宮刑后的每一天，都是在眾目睽睽下的“公開處刑”。
他說：仆之不死，非不能死也，所以自強不息者，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翻譯出來是：我也能去死，但我的書還沒寫完呢。
如果死了，他爹那個“處級干部”的夢想，就真的成了荒野里的煙灰。
所以，他做了一個極其大膽并屈辱的選擇：宮刑。
他說：“每念此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
司馬遷意思說：每當半夜想起這事兒，冷汗就把后背的衣服濕透了。
這種日子，他過了十幾年。
可見，宮刑這事，對于司馬遷的傷害，比死嚴重多了。
這是司馬遷人生的至暗時刻，屈辱的活著，只是為了完成他爹留下的遺愿。
事實上，《史記》之所以偉大，也正是因為司馬遷有著對歷史人物的悲天憫人情懷。
道必須成為肉身，才能有說服力。否則那只是說教。
司馬遷體驗屈辱與失敗，才能理解屈辱與失敗。
他一方面是在完成老爹的遺愿，又是在通過別人的故事，醫治自己的傷痛。
文字，是男人的避難所。
世界讓我支離破碎，我就在文字里重塑金身。
從那以后，司馬遷的《史記》，就特別善待失敗者。
于是，他寫項羽，項羽是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自刎烏江，死無全尸。劉邦才是那個該被大書特書的王。
但司馬遷偏不。他把項羽放進了《本紀》——那是只有皇帝才能待的豪華包間。
司馬遷在文字里，給英雄正名。
司馬遷專門開了一章叫《游俠列傳》。 這在當時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儒生看來，簡直是“不正經”。
游俠是什么？是不受體制約束、快意恩仇的“法外之徒”。
但是，游俠講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
翻譯過來就是：說準了就干，應下了就拼命，不惜搭上這副皮囊。
他寫屈原：屈原和司馬遷一樣，都是有精神潔癖的人。
屈原用死來保持干凈，司馬遷用活法來守護使命。都是世俗意義的失敗者，卻都有流傳千古的氣節。
每一個偉大的靈魂，都帶著滿身的傷疤行走。
司馬遷在屈辱與忍耐中，度過了中年危機，并且直接逆襲成為兩千年來中國男人的集體偶像。
《史記》寫的是歷史，但他更是司馬遷給自己開的一劑藥，這藥在流傳的兩千年中，醫治了無數失落而高貴的靈魂。
有些人，天生偉大，司馬遷的人生，總是在關鍵時候選擇那個最難的選項。
本來可以當一個公務員混口飯吃，但他非要選擇寫一部千古名著。
本來可以選擇和別人一樣奉承皇上，他偏偏選擇獨立思考。
本來可以一死了之，他偏偏選擇屈辱的活著。
這正是他的偉大，這正是《史記》的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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