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大事》一份報紙污蔑一座城市，記者與總編輯誰該承擔責任？

當《新城市生活報》的總編輯手中拿著杜濤撰寫的“高速發展還是腐敗的溫床？”文章時，他的第一反應和疑問不是“你是針對文章中的觀點做過詳細調查？”

而是立即起身問出了“小杜，你跟月海女鎮長分手了？”接著又說出了“如果你這篇文章發表了，不僅有可能會影響整個月海，甚至會影響整個領導班子。”

作為一份報紙的總編輯，無論他是否有詳細閱讀過杜濤的這篇文，卻自始至終都沒有對文章中的人、事、物以及觀點產生任何質疑。

也許是這位總編輯對杜濤過于信任，也許是這位總編輯有著比杜濤更加想借由一篇“有分量”報道提高自己身份的想法，無論如何，在杜濤決定選擇上海放棄李秋萍之后，這篇“高速發展還是腐敗的溫床？”在報紙頭版正式發表了。

作為一個追求更高、更遠的普通人，或許同為普通人的我，并沒有太過自信的立場去指責杜濤什么。

可作為一名記者，當杜濤面對李秋萍的質問，依舊能面不改色說出一番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時，當杜濤企圖通過激怒鄭德誠讓他毒打自己一頓失敗后，我才明白此時的杜濤已經完全失去了當一名記者的資格。

從記者應該具備怎樣職業操守的角度來說，首先這是一個有著“不可碰觸的底線”的職業。

當一名記者開始用“雖然沒有證實但大家都這么說”來代替核實后，那么他就進入了一個用造假、篡改、拼接事實的無底深淵，并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情緒擴音器。

當杜濤開始用“寫的快”“寫的好”來要求自己和報道時，他便將身為記者最基本的“寫的準”這一準則給拋之腦后了。

他開始斷章取義，他開始制造對立，他開始用推測的方法表達強烈的觀點，他開始忽略“這是事實”著重渲染“這是判斷”，他將新聞與報道寫成了個人的情緒宣泄與評論。

面對學弟的后來居上，面對總編輯有條件的帶自己更上一層樓。

身為記者的杜濤逐漸在名與利面前迷失了自己。

他甚至想要在鄭德誠被調查無罪之后，借由一頓看似賠罪的飯局，借由鄭德誠空腹喝下幾大杯白酒之后，通過言語刺激引誘對方痛打自己，來完成一場加害者變受害者的風向逆轉。

當鄭德誠通過強大自制力強壓下出手的沖動后，當李秋萍通過旁白說出“杜濤因為這篇文章受到了內部處分并辭職”后。

這場看似徹底完結的“杜濤為一己私欲污蔑月海和鄭德誠”的鬧劇，卻完美忽略一個比杜濤更為關鍵的人，一個本該身處新聞生產鏈條中樞神經位置的關鍵人物。

作為杜濤的頂頭上司，作為《新城市生活報》的總編輯，他有著與杜濤這種記者完全不同的作用。

當杜濤在苦心思考該寫一篇什么文章時，作為總編輯決定的不該是“今天的頭版放什么”，而是他身后的這份報紙該成為“什么樣的公共存在”。

當一份報紙的總編輯淪為制造議題和追熱點狂熱分子時，當總編輯蔑視“新聞的倫理邊界”在灰色問題上選擇極具沖擊性的標題、信息或者引發恐慌相關內容時。

他便淪為了一名只關注“技術問題”的總編輯，而不是一名堅守“道德”的總編輯。

作為一份報紙的總編輯，他本該成為這份報紙文化的塑造者，他未必是整間報社最會寫稿的人，但他一定是最能承擔一切后果的那個人。

當總編輯用“只要你有一篇有分量的報道，我就能帶你去上海”為條件，最終致使杜濤寫出了“高速發展還是腐敗的溫床？”這篇報道并將其刊登上了頭版頭條后，他便將《新城市生活報》的上限拉到了一個讓人鄙視的低劣程度。

作為一個以新聞為主要生產內容的行業，無論杜濤有多么的可恨，他的記者身份都讓他成為了其中最脆弱的一環。

而作為一份報紙的總編輯，他更像是報社旗下所有記者的“防火墻”，無論在何時何地面對任何情況與壓力，他都應該是第一個站出來替記者擋槍的人，他都應該是能將個人風險轉化為機構責任的人，他都應該是能用制度保護專業判斷的人。

當杜濤最終因為“高速發展還是腐敗的溫床？”受到了看似應該承受的懲罰時，當我們因為杜濤最終的沒落而歡欣鼓舞時。

或許我們都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如果沒有一個有擔當的總編輯，就不會有一群有安全感的記者，更不會有所謂的深度報道。

一個平庸的總編輯，會讓優秀記者變得無力；一個有判斷力的總編輯，能讓普通稿件產生公共力量。

關于《小城大事》的解讀暫時先寫到這里，更多精彩解讀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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