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書信中的男女青年情感實踐｜新京報中文學術文摘

“書信是一種非虛構的情感表征系統，它有明確的交流對象和表達目標。” ——魏瀾、張樂天：《私人書信中的男女青年情感實踐——以一組1961—1986年的家書為例》，《清華社會學評論》2025年第1期，頁71-92。

本期評議：陳映芳

文本摘選：羅東

在當代，書籍之外，刊于專業學術期刊（集刊）上的論文是知識生產、知識積累的另一基本載體。

自2025年8月起，《新京報·書評周刊》在圖書評介的基礎上拓展“學術評議和文摘”這一知識傳播工作，籌備“新京報中文學術文摘服務所”，與期刊（集刊）界一道服務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事業。每期均由相關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擔任評議人參與推選。我們希望將近期兼具專業性和前沿性的論文傳遞給大家，我們還希望所選論文具有鮮明的本土或世界問題意識，具有中文寫作獨到的氣質。

此篇來自此為2026年第2期（總第17期）。作者魏瀾、張樂天講述了私人書信與情感研究。他們所用的“田野”材料是一對夫妻及其家人從1961年至1986年的數百封私人書信（這組書信已公開出版，人類學者閻云翔等人亦做了研究），書信主人公陸慶生和江貞媛生于1936年，于1961年進入戀愛關系，次年結婚。他們的夫妻關系，以及婆媳等家庭關系充滿了這樣或那樣的矛盾，有恩愛、關心，也有指責、逼問、懺悔。他們在浪漫愛情、革命、傳統道德等諸多認知方面都存在差異。作者從1986年的最后一封信判斷他們應是白頭到老。

對于當下年輕人來說，書信在數字年代是稀缺的“古董之物”，但個體之間的愛情是人類永恒的實踐主題。

以下內容由《清華社會學評論》授權轉載。摘要、參考文獻及注釋等詳見原刊。

*原文所選書信材料均來自復旦大學社會生活資料中心所收藏的歷史資料；出于對書信撰寫者隱私的保護，對書信中所提及的單位與姓名等信息進行了匿名化處理 。

作者｜魏瀾、張樂天

一、引言

20世紀以來，社會科學領域對“情感”的關注是一個持續上升的過程。

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隨著一系列以情感為核心的史學著作的出版，“情感”對歷史的推動作用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到了20世紀下半葉，大量以“情感”為關鍵詞的作品涌現，許多情感研究理論也應運而生。在當前學界對中國人的“情感”展開的研究中，成功的案例多為文化研究，取材于文學作品（包括哲學典籍），結合多學科方法進行。

比如李海燕主要基于不同時期的文學作品，運用情感譜系學（genealogy of sentiment）方法，通過辨識“情”這一能指的發生、盜用和闡釋等不同發展節點，追溯其衍生的路徑（李海燕，2018）。

《心靈革命：現代中國的愛情譜系》

作者：[美]李海燕

譯者：修佳明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

《中國歷史中的情感文化：對明清文獻的跨學科文本研究》

作者：[意]史華羅

譯者：林舒俐 謝琰 孟琢

版本：商務印書館2009年6月

史華羅通過對明清文本的考察，結合歷史學、心理學、語言學、文學理論、人類學等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對中國歷史中的情感文化進行解讀（史華羅，2009）。同時，他還通過近百年來的文學作品對“中國人的愛情”進行了闡釋（史華羅，2012）。蔡宗齊通過梳理“情”在先秦哲學著作和兩漢六朝文論中衍生的不同含義，勾勒其歷史演變的軌跡（蔡宗齊，2020）。呂坤維（Louise Sundararajan，2019）運用物理學中的“對稱性”與“對稱破缺”理論框架，結合心理學、古典哲學（如儒家、道家、佛家）文本以及文學作品等，解釋中西文化不同的認知偏好，以及由此而生的情感。這些研究都是圍繞虛構文本或哲學典籍展開的，而聚焦于“情感”的實證研究卻比較少見，這可能是由于這類調查研究相對有難度，進入一個人的情感世界總是非常困難的。

電影《野火春風斗古城》（1963）劇照。

從“情感”的角度來考察集體化時代的民眾及社會變遷的研究剛剛起步，但毫無疑問，“情感”為我們研究集體化時代普通民眾真實的心理和生活狀態提供了良好的視角，也為打破集體化時代個體存在狀態的刻板印象開辟了通道。

本文基于筆者對一對夫妻（陸慶生和江貞媛）及其家人1961—1986年679封私人書信的“田野調查”，試圖從“情感”的視角對這組私人書信進行解讀，以考察這一歷史階段中普通人的情感與婚姻實踐。陸慶生和江貞媛的書信的價值不僅在于展現了夫妻之間真實的情感交流及婚姻實踐，由于這些書信歷時較長，還對我們理解長時段的變遷過程，包括價值體系的變遷、個體心理狀態的變遷等有所幫助。貞媛和慶生的婚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視為一場悲劇。雖然對于普通家庭而言，日常爭執和矛盾十分常見，但是在貞媛和慶生的通信中，爭吵和負面情緒的表達卻占據了極大的篇幅，而且爭執的強度可以說是充滿“暴力性”的。懷疑、羞辱、憤恨，成了他們的通信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即便是這樣令人痛苦的夫妻關系，卻維持了幾十年，從1986年（當時他們50歲左右）的最后一封信看，他們很可能是白頭到老了。

假如將閱讀這些書信視為一次田野調查，那么，為什么貞媛與慶生始終無法形成一種互信互愛的好關系，而讓這段婚姻一直處于痛苦之中？為什么貞媛會對慶生如此不滿，他們的關系又是如何維系的呢？基于這兩個經驗問題，結合筆者所選擇的“情感”視角及學界已有研究，筆者的研究問題是：男女兩性在不同性別文化的形塑下，所受到的“政治化”影響程度是否具有明顯差異？同時，這種差異是否會對他們的婚姻情感實踐產生不同的影響？下文將對貞媛與慶生的婚姻和愛情進行民族志式的深描，力圖呈現他們婚姻關系的形塑與演變過程。通過這些分析，本文試圖指出，集體化時代的愛情，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政治話語的影響，但其豐富的內涵無法被政治話語所涵蓋，不同個體的情感觀念存在差異與沖突。個體對純粹的“浪漫主義愛情”的追求，也影響著夫妻情感和婚姻實踐。

本文分三部分展開。首先，探討私人書信研究的意義并對研究案例進行大致的介紹。其次，探討這對夫妻在愛情觀上的差異及沖突。最后，在此基礎上研究集體化時代這對夫婦的婚姻實踐，并從“情感”的角度對其婚姻實踐進行分析。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情感”一詞，在英文中，根據不同的語境可以是emotion，也可以是affect或feeling(Gorton，2007;Massumi，2002;Ngai，2005;Yang，2014），但本文無意于辨析心理學意義上“情感”的內涵，而簡單將之視為與認知過程相關的一種直觀感受。由于情感產生于身體與其所處環境（包括自然、社會、政治與文化環境等）之間的互動，因此，本文不光對這對夫婦之間的情感表達進行分析，還對情感的生產語境以及情感對家庭關系的作用進行分析。

清代禹之鼎《會真全圖》（西廂故事圖卷）局部。

二、私人書信與情感研究

首先介紹一下私人書信研究在情感研究和歷史研究上的價值。

私人書信研究的代表人物利茲·斯坦利曾總結了書信的三個特點：第一，書信是一種對話，它具有基于書寫者與讀信者之間的反復交流而發展出的相互性特質；第二，書信是立體的，它的視角并不是固定的，其結構與內容會隨著特定收信者與時間段的變化而變化；第三，書信是即時的，它不是由研究者的關注所決定的，相反，它有自己的前提和規范（Stanley，2004:202-203）。這三個特點都顯示，書信對研究集體化時代普通民眾的所思所想具有重要價值。

關于私人書信的“對話性”，私人書信既是信息交換的媒介，也是一種關系實踐。正如大衛·巴頓（David Barton）和奈杰爾·霍爾（Nigel Hall）所強調的，研究書信時，最具有啟發性的方式是將其視為一種社會實踐，驗證書信文本、書信的參與者、書信中所描繪的活動和物件的社會語境，從而更多地了解“寫信”在社會中的角色（Bartonand Hall，2000）。在特定時代，很多社會關系的維系主要依靠的就是通信。

電影《一封陌生女子的來信》（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1948）劇照。

私人書信的“立體性”可以被理解為書信內容的冗雜、信息之繁多，生活本身的冗雜無序都可在書信中得到呈現。一封信的內容可能從情感表達到物資寄送，從工作情況到道德倫理反思，可謂無所不包。同時，以一對夫婦的通信為例，其從戀愛初期到中年階段，關系會發生明顯的變化，書寫的內容也會隨之發生明顯的變化。

關于私人書信的“即時性”，我們可以理解為，書信中存在大量只有在當時場景下才能產生的“即時性”情感及思想表達，這些書信中的信息常常有其出現的前提與語境，是通信者彼此能夠意會的，而作為第三方讀者，由于我們并不一定能完全理解通信者之間的“默契”，我們需要聯系前前后后的書信進行推測來了解情感及思想表達的“場景”。

以上三個特點都顯示，書信具有作為基層史料的學術研究價值。尤其是在政治上強調階級斗爭的年代，我們可以從書信中看到大量的在“公共舞臺”上看不到的非官方信息，可以窺探書寫者詳細的心理過程、豐富的情感與微妙的情緒變化。閻云翔、李甜和黃彥杰指出，書信是對國家所保存的正式檔案資料的必要補充，書信包含了豐富的社會實踐的細節，以及日常社會生活本身的面貌；包含了個人經歷、道德困境、心理狀況、情感斗爭等（Yanetal.2021）。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私人書信在研究“情感”方面具有重要價值。書信是一種非虛構的情感表征系統，它有明確的交流對象和表達目標，多以信息交換為主，但常常會伴有情感的表達。當交流對象是關系親密者，比如伴侶、直系親屬等時，書信中往往有許多無意識的情感表達，它本身就是一種社會互動，會引起新的情感，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Rosenwein，2010:20）。同時，書信對于理解“主觀現實”（subjective reality）的社會建構具有特殊意義，它是“關于自我”的書寫，但這個“自我”又來源于社會與歷史。正如烏爾特·弗雷弗特指出，情感作為“自我”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特質成為理解主觀的社會建構的重要內容（弗雷弗特，2016）。

對于歷史學家而言，日記、書信、自傳、回憶錄等第一人稱敘述材料對于“自我”的社會建構具有特殊意義，而在解讀這些材料的過程中，情感被置于聚光燈下進行考察。雖然歷史學家所用的歷史資料描繪的情感不太可能成為呈現客觀外部現實的窗口，但它們確實有助于揭示資料撰寫者的“主觀現實”。研究情感及心境的方法與研究其他歷史現象是不同的，它考察的是深層的或多或少的無意識領域，集體無意識的心理過程潛藏于哪怕是最明顯最平常的范疇和定義中（史華羅，2012）。它試圖重建所謂精神結構，也就是重現一個文化領域中所有心理元素的總和，它們都根植于集體精神，同時也潛移默化地反作用于它（Massumi，2002:37-38）。在這個意義上，私人書信便成為我們理解“情感”這一私密領域難得的好素材。

陸慶生和江貞媛私人通信《Personal Letters between Lu Qingsheng and Jiang Zhenyuan，1961-1986》，由張樂天（本文作者之一）和閻云翔編著。

本文所使用的是陸慶生和江貞媛之間長達26年的通信記錄。由于這組書信已經公開出版（Zhang and Yan，2018），已經出現了幾篇考察這組書信的論文。李甜和閻云翔曾就本文所使用的679封撰寫于1961—1986年的書信發表過一篇論文（Liand Yan，2019），他們通過陸慶生與江貞媛以及他們與家人之間的通信，考察了集體化時代人們的實際生活狀況。錢毓芳和董穎穎（2021）用語料庫方法，從“工作話語”角度對同一組書信進行了解析。豐簫（2021）也通過這組書信，對20世紀60～80年代人們的身體與疾病狀況進行了解析。與這些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試圖從“情感”的視角對這組私人書信進行分析，旨在探討不同性別主體以及不同程度的“政治化”，即政治如何對男女青年的婚姻情感實踐產生不同的形塑力量，個體之間的差異又如何影響他們的婚姻實踐。

三、貞媛與慶生的情感實踐分析

（一）炙熱的愛情表達

這組書信的男女主角陸慶生和江貞媛都出生于1936年。慶生出生于湖北武漢一個工人家庭，貞媛則來自湖南長沙。兩人大約于1957—1961年在北京讀大學，是同班同學，大學期間學習的可能是工科專業，1961年夏天畢業后留在北京工作，陸慶生從事的是“選礦”的工作，而江貞媛從事的是礦產研究類的工作。他們的戀愛關系大約在1961年夏天開始，后于1962年9月結婚，而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于1963年6月。陸慶生的家庭是一個普通工人家庭，母親是童養媳，從家庭成分上看，慶生算得上出身良好，雖然信中沒有具體信息透露慶生父母的具體工作。相比之下，江貞媛的家庭因其父早年放貸收利息而被定性為剝削階級家庭，這一家庭背景也對貞媛及其兄弟姐妹們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電影《阿詩瑪》（1964）劇照。

貞媛的大姐貞聰在1965年給慶生的一封信中較為詳細地介紹了他們的家庭背景。貞媛的祖父是一名手工縫衣匠，祖母做過女工，生了十個孩子死了四個，留下的六個孩子，除了一個有小土地出租，其余都為中農。貞媛的父親12歲外出做學徒，直到30歲娶了比自己小12歲的貞媛的母親，而貞媛的母親10歲就做了他們家的童養媳。貞媛的父親30歲之后開始擺攤做生意，種菜到城里賣，1945年負債買了點土地，為了省錢買地，父親甚至不讓貞聰讀書，原因是：“當時父親限制用費加上做買賣剝削就是想‘發財’買點地，父親說祖祖輩輩沒地，苦夠了，死也沒地方埋，因此他千方百計要買地。”（Zhang and Yan，2018:403）從1964年7月22日慶生給貞媛的一封信可以推測，貞媛的父親在1964年還在繼續拿“定息”（Zhang and Yan，2018:65-67）。

從家庭成分上看，慶生具有絕對優勢。然而，他們的家庭生活并未顯示出慶生具有這樣的實際優勢，這點筆者在下文中將會詳細說明。同窗五年，慶生與貞媛一直只是普通朋友。慶生在此之前有另外一位女友，但因其家庭出身差，政治上不進步，又考慮到“道德責任”問題，慶生雖然內心決意與她分手，卻一直與其保持聯系。用慶生自己的話說，他在1959年已經與這位前女友開始分手，1960年3月則開始對貞媛產生愛情。直到畢業之際，大約在1961年6月，慶生和貞媛才成為男女朋友。

對于慶生而言，“政治上的志同道合”是其選擇伴侶的重要條件。對于貞媛而言，她在戀愛期間的書信大量缺失，筆者只看到了1964年之后的信件，而這時候，他們已經出現了許多沖突，筆者只能從一些間接的表述中推測，貞媛對于夫妻之間的真誠、坦率更加看重，她對慶生最多的“控訴”就是“虛偽”“不真誠”。

1961年畢業后，慶生和貞媛都留在北京從事礦業采集的研究與技術工作，畢業差不多一年后，也就是1962年9月，他們結婚了。可以說，在當時，他們的家庭與工作都非常完滿，物質生活雖然說不上很富庶，但在那個時代至少也是讓人羨慕的。此外，需要說明的是，他們之所以有這么多的通信留存，主要是因為兩人經常因工作安排離開北京，駐點全國各地工作，長則幾年，短則幾周。可以說，“異地”是他們婚姻生活的常態。比如，1963年、1964年，慶生大多時間在廣西、貴州等地工作；1964—1966年，貞媛則很多時間在西北地區；1969年，慶生很多時間在云南工作，而貞媛則很多時間在江西；等等。貞媛和慶生可以說是基于自由戀愛而進入婚姻的，用慶生的話說，是基于同學五年深刻的理解，是因為志同道合而結合的。

我最親愛的媛： 當我看看我們倆在一起照的相片時，我的內心就充滿了無限的溫暖，愛情的幸福和歡樂就陶醉我了！當然更主要的還是你那永遠對生活充滿信心和勇氣的微笑，你的愛情感染了我，使我獲得了鼓勵和力量！同時當我看到待在你身邊的我時，我覺得我倒像個地道的傻小子了！（Zhang and Yan,2018:20） 至于我為什么要愛你，這很簡單明確：我們共同五年生活在一起，是我們互相了解和信任的基礎。我們都相信黨，愿意為黨工作，愿意在黨的教育下很好的進步(幾年來我們都有很大的進步，首先這是黨教育的結果），這是我們的思想基礎。雖然你有缺點，我也有缺點，但這正是我們互相幫助、共同進步的基礎。（Zhang and Yan,2018:6）

他們最初的通信充滿著浪漫愛情的熱烈表達，而這種愛情也洋溢著丁玲式的樂觀主義，一種革命化的超我體驗。但是，它同時也有丁玲式的個體主義掙扎，這種“掙扎”在后來婚姻出現危機的情況下表現得越來越突出，而在最初階段里，它則以一種非常樂觀積極的面貌被呈現。

請你相信我，我不是一個情感頹廢的“戀愛至上主義者”……“愛情只是幸福生活大大花籃中的一朵藍色小花。”雖然它是美好的，但它只是人生寬廣豐富的生活內容的一個方面。（Zhang and Yan,2018:4）

慶生在愛情表達中，顯然也將這種個人的浪漫主義愛情與革命英雄主義合一，用白露的話說，這是一種“革命加戀愛”模式（Barlow，1991）。但是這一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革命愛情，只維持了短短兩年的時間，也就是從1963年下半年開始，兩人的關系便急轉直下，并且直至1986年，也就是筆者所能收集到的最后一封書信寫作時，也未見他們的親密關系得到更好的發展。

如上文所述，貞媛在戀愛期間的書信完全缺失，因此只能間接推測。1963年2月，從姐姐貞聰給貞媛回復的一封信中我們可以看到，貞媛指責慶生“不真心誠懇，對愛情不嚴肅、漂浮”，并強調“我是他的妻子，不容他有半點不忠實和不尊重的地方”（Zhang and Yan，2018:318）。在另一封1963年6月貞媛給姐姐貞聰的信中，她寫道：“我痛心的是慶生對我不關心，我越來越感到我們沒有志同道合的愛情，他和我沒有商量，沒有多少研究，而我總要求，能多談心，有商有量就好。我有疼痛等，他不知是性格問題還是怎樣，無所謂。……慶生這個人對待我，我認為他不尊重我，不把我當成親人、朋友、同志一樣。”（Zhang and Yan,2018:329）

（二）婚后矛盾的出現

1963年6月，慶生和貞媛的第一個孩子沁芳（“文化大革命”期間改名為國紅）出生。孩子出生后，慶生的母親來北京照顧貞媛和孩子。然而，這期間婆媳在日常相處中多有摩擦，比如，婆婆不讓兒子洗尿布，認為這是男子禁忌，讓媳婦自己洗，但是媳婦認為婆婆封建迷信。在諸如此類的日常摩擦中，慶生雖然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社會主義新人”，卻對母親的意見非常順從，他在處理婆媳關系時，采取了“孝道”優先于“夫妻之道”的原則。他對貞媛對待自己母親的態度也頗為不滿。在心里，慶生對父母總懷有很深的“同情”，他認為父母吃過太多的苦，作為兒子，他總有償還的想法。從慶生給貞聰的一封信中可見慶生對父母的這種心情。這封信提到貞媛出差會路過武漢，慶生希望姐姐貞聰能勸貞媛去看望他的父母，他說：“他們（指慶生的父母）是已經受了一輩子苦的晚年人了，在世還有幾何？”（Zhang and Yan,2018:363）

根據貞媛給慶生妹妹的信中的描述，致使慶生與貞媛的情感遭受重創的一次事件大致如下：慶生的母親在貞媛月子過后要求她做飯，貞媛心有不悅，做好飯后，慶生讓貞媛請老人吃飯，貞媛拒絕，慶生一氣之下掌摑了貞媛。貞媛說，“有生以來沒有想象得到的，有如晴天霹靂的打擊。”（Zhang and Yan,2018:441）

在我生孩子后，你母親來后，你到底想些什么，為什么要對我那樣？回來后從來沒有陪伴過我，和我談談家常、商量問題達五分鐘之久，而你和你母親在星期六的晚上在外談到深夜，過后只說是談問題，好像是打通思想。我真難以理解，為什么我每天哭哭啼啼請求你對我好點，你無動于衷，為什么你要打我，你說我對老人不好，舉出具體的例子和說出你的道理。上次我問你這個問題，你說是你打后知錯了，是這樣嗎？為什么第二天你撕掉我的衣服并要跟我離婚？……追溯過去，聯系現在，對你我是懷疑的，你處理個人問題的真實所在……(Zhang and Yan，2018:232)

電影《李雙雙》（1962）劇照。

貞媛不僅僅感到自己受到了極大的羞辱，更為慶生在她最脆弱、最需要照顧的時候沒能給她用心的照顧而心寒。這樣的質問在這批書信中可以說是反反復復地出現，慶生也反反復復地懺悔與解釋，但貞媛多年都不能原諒。她認為，慶生非常的自私，雖然口口聲聲說著那些超越個人的奉獻與犧牲，但哪怕對自己最親密的妻子，都沒有真心相待。因為貞媛認為自己坐月子時，正處于人生中最脆弱的階段，而慶生在這個階段的表現則完全背離了貞媛的期待。因此，貞媛意識深處那些被壓制的想法與訴求，比如，對慶生的不信任、懷疑、對更理想的愛情的需求都由于這次家暴事件被“激活”了。

貞媛對慶生的“感情歷史”本身就存有懷疑，包括他與前任女友的關系、他與一個姓孔的女同學之間的關系，她都存有懷疑，她因此認為慶生輕佻而不負責任。同時，更重要的是，她認為，慶生內心深處并不真正尊重她，而只是把她當件衣服。慶生對她說話時，的確總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比如，教育她在政治上如何進步、批評她“不堪教育”（Zhang and Yan，2018:217）等，這種“姿態”，一方面是因為貞媛的出身不好（父親是富農且吃“定息”），另一方面則可能是男權思想的一種變相表達。但慶生是這樣看待自己掌摑貞媛一事的，他說：

首要的是我的誠心誠意檢討認錯，挖自己的思想根源，你也可以幫我挖根子。我自己挖出些什么呢？主要是資產階級思想和作風。媽來后，你晚上跑到我床邊來要錢、去洗冷水，我認為你太不懂事，更主要的是傷了我在媽媽面前的“威信”和“面子”。……（我）確實是自知理虧呵！我有什么權利呢，舊社會這種夫權意識和粗暴的思想作風。（Zhang and Yan,2018:54）

信末，慶生還特意寫了一句，“不要對別人說我在這里苦。影響不好，不了解的人會說是叫苦”。從慶生書信的許多內容中都可以發現，他對“外部評價”總是處理得非常謹慎。

從某種程度上講，慶生的這一過激行為是可以為普通人所理解和原諒的，比如，貞媛的姐姐貞聰就在1963年的一封信中勸貞媛說：“說到他的家庭，這只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意識在作怪，慶生也無法和無能將它很快地扭轉和改造過來，你又何必總是去責怪他呢？”（Zhang and Yan，2018:340）然而貞媛拒絕理解，也不愿意妥協，給慶生這個“舊意識”一個合法存在的空間。她所追求的，是自己作為個體的妻子，“被愛”且被置于其伴侶價值體系的核心位置。

電影《家》（1957）劇照。

“五四”之后，在啟蒙主義影響下，以浪漫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成為新風尚，女性在婚姻選擇上開始擁有更多的自主性。男女之間的愛情作為一種對民主、平等、自由的詮釋，成為對抗儒家禮教的力量。而浪漫愛情與孝順之間對抗性的爭辯關系，用李海燕的話說，就成為演練主體性與社會性新模式的一塊重要陣地（Gorton，2007:17）。然而直至20世紀60年代，即便是在慶生與貞媛這樣的知識分子群體中，這種以個體主義為基礎的浪漫愛情觀與以家庭主義為基礎的儒家愛情觀之間的張力仍然是非常強烈的。

（三）本真之愛還是虛偽之愛

對于貞媛而言，遵從自己的本心生活，在婚姻關系中得到“本真之愛”，是她內心所期待并堅持的。這種對“本真性”的追求，也許源于她所處時代的文學、電影等文藝作品的影響。貞媛經常自己看電影，甚至讀莎士比亞的小說。在1964年5月1日的一封信中，她這樣對慶生說：

慶生啊！親愛的，今晚我剛看完電影，想提筆接下去寫幾句思念之情，可是一寫又扯了一大套，我越來越感到我這種心理狀態是難以改變了，特別是自長沙回來，我更堅定了靠自己去解決心理問題的想法。我一定要依照我自己的心理生活，否則我不甘心，為什么我就不能獲得一般人能有的正常的生活？（Zhang and Yan,2018:220）

基于對“本真之愛”的某種執著，貞媛認為慶生給她的并非她所期待的“至真至純”之愛，她甚至認為慶生就是一個“虛偽”“不真誠”的人。她說“慶生像奴隸一樣服侍我，但（對我）毫無感情”（Zhang and Yan，2018:364）。1966年2月23日，慶生在信中表達了對貞媛的思念之情，但是，貞媛則在信末批注道：“你這個人為什么會這般虛偽呢？我數日未接到你的信，我以為死了呢！惦記呀！想念呀！從你的心就可以看出來，口號倒是響亮，可惜像放屁一樣使人討厭。”（Zhang and Yan,2018:103）

慶生在信中有過多次“懺悔”，然而交流的效果卻不盡如人意。1965年5月30日，慶生在信中懺悔道：

我粗暴，我在實際行動上不懂得如何處理家庭生活，我在思想意識上有嚴重的夫權思想殘余。我的罪過是我無嫉無猜地愛你，而要求你也同樣對待我。從愛上你的那天起我就想過，只要我倆在政治上沒有道路的分歧，我就要與你生死在一起。 我現在、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隱瞞自己的觀點，在愛情上只有卑鄙的人才虛偽，才隱瞞自己的觀點。今后我愿意清洗我的罪過，改正錯誤。今后我將在實際行動的一切方面表現出來，而不管你采取什么態度。（Zhang and Yan,2018:93）

而貞媛卻由于對這些“懺悔”的不信任，始終深陷在對慶生的懷疑中。

我真對你太不了解，以前不了解還可以算了，可是現在哩，你是怎么樣一個人，你的思想活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在里面你是有隱瞞的……所以我又不得不跟你吵嘴，這樣的日子我自己也感到非常的痛苦，你知不知道？（Zhang and Yan,2018:258）

貞媛對慶生的懷疑與怨懟，也許是出于她個人性格的偏執、多疑以及完美主義。在給慶生的一封信中，貞媛的姐姐貞聰也說道：“貞媛她們是甜里生、甜里長，她一貫是不想多的事，比較任性的，家里人和鄰居都說她懵懂，說她是懵懂運、有好命，她確實也夠有福的了。可是她不承認，她說她念書時也很苦，解放后搞集體活動也挨過罵等，但和我比，她是夠幸運的了，她挨的罵不及我挨的打多。”（Zhang and Yan，2018:404）貞媛作為家里那個會讀書、長得漂亮、有姐姐照顧的孩子，的確在成長過程中相對順風順水，因此，性格上也可能過于“較真”。姐姐貞聰也屢屢提醒妹妹不可太過心胸狹隘。比如，在1964年5月29日的一封信中，貞聰也表示對妹妹貞媛憂郁多疑的性格感到遺憾：“實際上你有搞好家庭生活的條件……妹妹，你的胸懷應該開闊一些，看問題也要全面一些，不能老抓著一點不放呀！”（Zhang and Yan,2018:365）

實際上，從貞媛與家人之間的通信可以看出，她雖然敏感多疑，但也非常直率坦誠，她的家人都認為她“嘴硬心軟”（Zhang and Yan，2018:93，546）。這種“坦誠”的性格，讓她對伴侶也有很高的“坦誠”要求。貞媛要求慶生對她毫無保留、絕對忠誠、絕對坦誠，她在他們的關系中，一直在不斷追求一個所謂的“真實思想”：

人們應該老實地談出自己的真實思想，不要以為口里說得好聽，自己做了些什么別人不知道。對于你的過去，所有的思想你自己應嚴肅對待。（Zhang and Yan,2018:266）

然而，如果將慶生的情感定性為“虛偽與無情”，他顯然會感到非常冤屈。他根深蒂固的“舊思想”———忠君、父權、孝字當先，以及他所處時代倡導的革命愛情，也許可被視為一種外在性道德力，然而，如許多信中所呈現的，他對貞媛的愛也是不可否定的。

現在是深夜了，一天以來的情緒給食欲帶來的影響，像惡性傳染病一樣，又帶給了我的睡眠了。我無法安靜，我多么擔心將降臨給我的生命力無法抵御的精神打擊呵！此刻我的無法擺脫的心靈的抱屈的痛苦爆發了，它像一只魔爪捏住了我的肝臟在向外掏，無法隱忍的陣陣絕痛在殘殺著我……我痛苦極了，此刻我是多么地想能見到你呵！想從你那兒得到親切和溫存的撫慰呵！（Zhang and Yan,2018:36）

接到你的信后，我讀過好多次，每次都是內心隱痛，淚往肚子里流。深夜悲慘的噩夢經常使我從夢中哭醒，與我同睡的同志知道后，老追問我，還說我夢里說什么了！（此刻我心痛淚下呵！）我老撒謊說“夢見打仗”“夢見有人追我”等。只要他們一提這件事，我雖無法當人面淚下，但我總心酸心痛。（Zhang and Yan,2018:86）

電視劇《半生緣》（2002）劇照。

這些身體化的痛苦，可以有力地證明慶生所經歷的強烈情感。可見，他的“誠摯”情感也是備受挫折的。只是非常遺憾，貞媛始終覺得他“虛偽”。所謂“虛偽”，意為不真實、不真誠。它常常具有道德意涵。而道德虛偽，被認為是一種認知失調，個體具有尋求認知協調的動機，當信念與行為不一致的時候便會產生沖突，促使個體通過改變行為或者態度的方式減少或消除這種不協調狀態（Festinger，1957；吳寶沛、高樹玲，2012:927）。但慶生似乎并未經歷所謂“認知失調”，他也從不懷疑自己的誠摯。貞媛所期待的本真之愛，是與自己的本心完全一致。然而，在革命優先于愛情的時代，她卻對自己這一追求感到“羞恥”，因為它是一種狹隘“小我”的再現。

我多么想能徹底翻一個身，但是在現實的情況下，我只想快點到現場去（指去跟大家一起工作），和大家在一起，因為經驗告訴我在這種情況下，我能忘掉一些那痛苦、庸俗、軟弱的過去，我是一個大笨蛋，現在我因為對你越來越不理解（本來就不了解）和沒有任何一點愛情而又不得不這樣生活下去而感到痛苦萬端、無法擺脫，我不會像你那樣，我是個直腸子，心里有事不說出來更不痛快。（Zhang and Yan,2018:253）

她將自己的情感視為“痛苦、庸俗、軟弱”，她希望能通過跟大家一起工作，或者說從事革命事業，來消解自己小家庭生活的重要性。然而，這種努力卻一直遭遇失敗，甚至是雙重的自我否定，即她既不能超越“小我”成就“大我”，也不能在“小我”世界中找到認同與滿足。當貞媛長期處于對自我的否定、對人生境遇的強烈不滿又無法突破的困境時，我們有理由相信，她大概是陷入了抑郁狀態，被囚禁在自己“對以本真狀態過日子”的執念之中。這種雙重否定與渴望自我突破的掙扎狀態，是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普遍存在的一種掙扎狀態。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思想改造是青年（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日常工作與生活中的重要事項，反思“無法克服‘小我’成就‘大我’”，“無法脫離‘個人主義’而真正加入‘集體主義’”成為重要的自我批評與反思內容。正如賀桂梅所言，“五四”的個人主義話語和左翼的集體主義話語的對立，導致了20世紀知識分子在走向革命時的原罪式自我改造論述的形成（賀桂梅，2009:196）。

（四）愛情、道義，還是政治捆綁？

1977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慶生被革職審查，并被下放至北京郊區的農場改造。在1977年4月23日召開的萬人大會上，慶生所在的工作單位宣布對慶生實行停職檢查。我們收集到的1967—1977年慶生的書信非常有限，共有29封，其中大多數非常簡短，基本是和行程安排、家庭物資需求等相關，工作上的相關內容涉及很少。因此，我們實際上并不明確到底慶生在“文革”期間具體的活動信息，只能大致根據前后的零碎信息推斷，慶生被指控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犯了打砸搶、打擊革命領導干部的嚴重政治錯誤”而被判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Zhang and Yan，2018:186）。但他本人不接受這個判決，并開始了長達五六年的申訴與等待被判決的艱難歷程。他認為自己只是走錯了路線，并沒有政治野心，錯誤也并非自己有意為之。

電影《被愛情遺忘的角落》（1981）劇照。

貞媛依然偶爾給慶生寫信，也讓孩子給父親寫信，并經常郵寄生活物資。但是從個人情感上，貞媛對慶生不再有發自內心的尊重和信任，而這兩點曾被貞媛視為愛情的普遍基礎。在1979年的一封信中，她說，無論國家如何定性慶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所作所為，她都不會改變自己對慶生的看法。

我不得不更明確地說，我自己有自己的主意和想法，絕不是等著誰作個什么結論而來個180°的轉彎的。陸慶生，盡管以前我們很少思想交流，但是我對你還是了解一些的，你把我當成你的一件衣服，需要時穿一穿，有新的就換下來，沒有把我看成一個伴侶，這個是我們家庭的悲劇所在。但是我對你的遭遇是寄予很大的同情的，雖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說是客觀和社會的因素使你犯了錯誤……但是另外，你也知道，對于夫妻關系來說，沒有一個真實的思想的交流，沒有互相關心和幫助，只當成一件衣服……這遠比犯錯誤還要糟糕……(Zhang and Yan，2018:277)

由于1973—1978年貞媛的信都缺失了，筆者無法了解更豐富的內容。但從這封1979年的信可以看出，貞媛對慶生已經非常失望，但這種失望，更多是在夫妻關系層面上的，而不是在政治表現層面上的。

然而，雖然貞媛對慶生如此不滿，他們的婚姻還是得到了維系。貞媛不但沒有離開慶生選擇離婚，事實上，哪怕在許多封以爭吵為主要內容的書信中，她也不忘在信末詢問慶生在外工作的日常所需，為他郵寄食物、衣物、圖書等。當慶生在“文化大革命”后被革職審查，并且貞媛獲知丈夫曾經有過確鑿的出軌經歷時，她雖然怒不可遏，但也可以說是不離不棄。這種“不離不棄”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迫”的，當然是值得討論的。一方面，作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她當然已經不可能簡單地將慶生視為自己的伴侶，他也是孩子們的父親，是家人。所以她說，作為夫妻不應因對方犯了錯誤就如何如何（這個“如何如何”根據上下文大概意思是拋棄、落井下石）。

另一方面，恐怕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離婚往往被指控為一種代表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行為。根據某些地區的統計，“文化大革命”后期婚姻案件占民事案件的80%，離婚案件又占婚姻案件的80%，但是達成離婚的只占其中的3%。金大陸的研究則發現，“文化大革命”十年間，上海市僅有6489對夫妻離婚，然而，破裂的婚姻卻是常見的（金大陸，2005）。因為當時在道德層面上，“非政治化”的離婚理由一旦被公開提出，立即就會被加上“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標簽，并且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孩子的前途（祝宇紅，2015:96）。

在這個遭遇巨大變故的階段里，貞媛給慶生的信雖然不多（也可能丟失了），但是，她的存在對于慶生而言卻是最大的鼓勵。

那個十年，是個雨天路滑的年代，如果說目前我落得個自己摔倒自己爬，那我目前自己爬的勇氣主要是來自你的寬容，來自對你的寬容還報的愿望，對孩子們未來的義務……這些我過去都不知道想，那是一種“愚忠”的無私，我現在這樣想了，那是一種力難能及的必要，既必要又力難能及，這是一種矛盾，但我將死而無憾地盡力而為。現在我仍然是如此到處飄落，過去是一種盲從的信仰趨勢（驅使），現在是一種懲罰的孤零。但我仍不認為這是個人的命運主宰，是一個時代的結局。（Zhang and Yan,2018:189）

從慶生1977年之后的信以及他的所作所為看，我們有理由相信，他也許并非“虛偽”，而只是“愚忠”。

事情弄到如此，我如果不是出于對黨和國家的現在與將來的信念，對你的報答的愿望，對孩子們的牽掛，如果就我個人來說，我愿意死去！我感激你五年來給我的寬容，這是我唯一得到的支持與鼓勵。不提過去，僅就五年來給你帶來的連累，我也是終生補償不了的呵！真對不起你。（Zhang and Yan,2018:197）

直到1983年年初，慶生的案子才算有了了結，雖然他仍然對審判不滿，感到冤屈，但是，由于審判結果不算過于嚴重，其所在單位給他的結論是“犯有嚴重錯誤”，去掉了“政治”二字（原來的審判是“犯有嚴重政治錯誤”），但為了不再糾纏于此事，他決定不再申訴，就此結案（Zhang and Yan，2018:203）。

此案了結后，慶生仍然在全國各地奔波，繼續從事他的技術工作，而他與貞媛通信的內容也主要圍繞孩子與工作。大約在1987年之后，他又調回了北京，因為在1986年6月1日的信中他提及“明年常駐北京”（Zhang and Yan，2018:207）。

在頭十多年的婚姻里，慶生和貞媛的關系是非常差的，尤其是貞媛，從書信看，她甚至經常陷入歇斯底里。但是，作為一家人，無論是在經濟需求上，還是在情義上，他們都是互相扶持、互相依賴的。他們最后兩封信寫于1986年6月，慶生在湖南工作，暑假即將來臨，他們一家計劃在湖南過一個快樂的暑假（Zhang and Yan，2018:208～209），當時他們已到知天命的年紀，可以預計的是，他們大概是白頭到老了。

電影《廬山戀》（1980）劇照。

翟學偉（2017）曾將中西婚姻做了一個理想型分類，他將西方人的婚姻定義為“愛情婚姻”（或加法婚姻），相應地，中國人的婚姻被稱為“緣分婚姻”（或減法婚姻）。前者的生活方式是制造熱烈、頻繁親昵、情感起伏，其動力來自激情、冒險與愛欲，其中蘊藏的是個體的內在體驗；后者則無需熱烈，視親昵為多余，更不介意暫時的離別，只需安穩過完一生即最大的幸福，其動力來自對生活安逸的追求，其中蘊藏的是期盼“終生平靜”的人生理想。雖然貞媛和慶生的婚姻關系在情感質量上可以說是非常低的，我們也可以說，也許是由于政治壓力以及夫妻經濟合作關系的訴求，所以這段婚姻才表現出非凡的韌性，貞媛其實完全可以以“政治原因”為由提出離婚，但在“文化大革命”后，他們的關系仍在持續，彼此之間也有關愛之情。因此，我們可以說，親密感情的訴求只是以一種非常掙扎的方式存在著，卻并不能形成一個結束這場婚姻的實質行為。換言之，對于貞媛而言，她既恨慶生對她的“不真誠”“不忠誠”，或者說情感上的“虛偽”，又無法打破各種枷鎖與束縛，走出這場甚至從初期就已經沖突劇烈的悲劇婚姻，只能任憑充滿內在沖突的情感持續多年橫亙在其內心深處，時刻讓她陷入強烈的抑郁情緒。

四、結語

從貞媛與慶生的案例中，筆者發現，雖然他們在愛情關系的最初，對彼此階級與革命意義上的合法性似乎有很大的考量，但階級與革命屬性在婚姻關系的實踐中對慶生和貞媛的影響是存在差異的。

對慶生而言，他曾因政治思想問題與階級問題與前女友分手，他對貞媛的愛情也是以政治思想的統一性為基礎的，他對貞媛說：“從愛上你的那天起我就想過，只要我倆在政治上沒有道路的分歧，我就要與你生死在一起。”（Zhang and Yan，2018:93）在他的認知里，“政治上志同道合”是夫妻關系最重要的底線，但是他的這種“革命優先于愛情”的“理性認知”并未真正影響他們的關系。即便是后來慶生在“政治上”被否定，貞媛也未曾背棄他。這一“革命優先于愛情”的模式也并未與貞媛的婚姻期待產生沖突。

《誠與真》

作者：[美]萊昂內爾·特里林

譯者：劉佳林

版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

對貞媛而言，階級與革命屬性等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對她的愛情與婚姻關系產生重要影響的，是她對慶生的“真誠性”的懷疑。所謂“真誠”主要指“公開表示的感情和實際的感情之間的一致性”（特里林，2006）。查爾斯·泰勒把真誠（sincerity）與本真（authenticity）看作本真性（authenticity）發展的兩個不同階段，并把“本真性”視為當代自我實現的個人主義背后較高的道德力量（泰勒，2012）。以個人主義為核心標識之一的現代社會，其決定性特征便是個人的身份認同開始擺脫給定的外在秩序，并體現出鮮明的主體性和內向性。它表現為一種關于本真的理想，仿佛自我是自足之物（李海燕，2018:8）。

《本真性的倫理》

作者：[加]查爾斯·泰勒

譯者：程煉

版本：上海三聯書店｜三輝圖書2012年2月

然而，“本真性”并非“自足之物”，它既是特定歷史文化語境意義上的，又是本體論意義上的。貞媛所追求的，是達至“本真”的愛情，這種“本真”愛情首先是對自己誠實，但對慶生而言，“真誠”是一種對待他人的態度（自己內心的想法也許并不重要），“對外的態度”并不要求一個人必須誠實地表露自己真實的情感與想法，而只是要求一種恰宜的、符合具體情境的倫理態度。而“本真性”則尚未成為他的“內在需求”。換言之，我們甚至可以說，慶生尚未從傳統價值體系中“脫嵌”，成為一個具有清晰自我意識的“個體”，也正是由于他在思想上尚未成為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個體”，他在政治上的“愚忠”、在生活上的“愚孝”，鑄就了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錯誤，也搞砸了一個已經從“傳統”模式中脫離的新家庭結構。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李甜與閻云翔發現，在慶生與貞媛的家庭矛盾中，他們各自都策略性地選擇了不同的政治話語進行自我辯護，慶生選擇了“階級話語”，而貞媛選擇了“男女平等”話語（Liand Yan，2019）。貞媛作為集體化時代的女性，有很強的“男女平等”意識與自主意識。這種“自主意識”在親密關系中被表達為對浪漫之愛的需求。正如吉登斯指出的，女性關于浪漫之愛的觀念的發展表達了女性的權力，即“對面臨剝削的自治性的矛盾斷言”（Giddens，1992）。在這個意義上，貞媛對本真之愛的訴求也可以說是一種情感上的現代性后果。

【文獻出處】魏瀾、張樂天：《私人書信中的男女青年情感實踐——以一組1961—1986年的家書為例》，《清華社會學評論》2025年第1期，頁71-92。

作者/魏瀾、張樂天

本期評議/陳映芳

文本摘選/羅東

導語校對/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