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81年開春，場部那個唯一的返城指標，像塊滾燙的烙鐵，燙著知青點每個人的心。
我叫趙衛東，是這群人的頭兒。
最后，我把這塊烙鐵塞給了一個叫林芳的女知青。她家有急事。
她走的時候，天還沒亮，塞給我一支嶄新的英雄鋼筆，壓著嗓子說，以后有機會回城，去市委大院找她爸林建成，興許有轉機。
許多年后，我揣著這句不著邊際的話，站在了市委大院門口，像個要飯的...
1981年的風，刮在東北農場的荒野上，跟刀子沒兩樣。風里夾著黑土地翻出來的腥味兒，還有人身上那股子散不掉的汗酸味。
我叫趙衛東，在這片地里刨了快八年了。手上的繭子，比腳底的皮都厚。
知青點里的人都叫我“衛東哥”，不因為我年紀最大，是因為我拳頭硬，腦子也還能轉轉彎。
誰家分的口糧少了，誰跟當地老鄉起了沖突，最后都得我出面去掰扯。
這天，太陽毒得能把人頭頂的頭發絲烤卷了。
我們這幫人，像一群插在地里的蔫吧稻草人，正彎著腰搶收大豆。豆稈子割在手上，拉開一道道細小的血口子。
“歇會兒，都他媽歇會兒！”我直起腰，吼了一嗓子。
汗水順著額頭流下來，鉆進眼睛里，又咸又澀。
大家稀稀拉拉地癱坐在田埂上，沒人說話，只有呼哧呼哧的喘氣聲。
遠處拖拉機突突地開過來，是場部的老王。車斗里除了幾個空麻袋，還有一封信。
老王把車停穩，跳下來，捏著那個牛皮紙信封，像捏著個燙手的山芋。
“場部來的，給你們知青點的。”
所有人的目光，“唰”地一下，全釘在了那個信封上。空氣都好像凝固了。
我走過去，接過信。信封沒封口。我掏出來，就一張紙，上面是打印的黑體字。字不多，但每個字都像個小炸彈。
“關于1981年度知青返城指標的通知……經上級研究決定，分配你點返城指標一名……”
一名。
就一名。
整個田埂上，死一樣的寂靜。剛才還累得跟死狗一樣的幾十號人，眼睛里瞬間冒出了綠光，像荒原上餓了半個月的狼。
這個指標，就是一根扔進狼群里的骨頭。
消息傳開的當天晚上，知青點的氣氛就變了。
往常湊在一起吹牛打屁的，現在見了面，眼神都躲躲閃閃。前兩天還為了一盒煙能打起來的兩個人，現在勾肩搭背，不知在角落里嘀咕什么。
住在東頭的小李，他爸是縣里供銷社的主任，當天就給他爸拍了加急電報。
西頭那個上海來的小子，平時寶貝得跟眼珠子一樣的兩罐麥乳精，當晚就拎著去了場部書記家。
連平時最老實的幾個女知青，也開始有意無意地往場部辦公室跑，不是去問問場長身體好不好，就是去幫著打掃衛生。
我沒動。
我爹媽是普通工人，死得早，城里沒一個能說得上話的親戚。
我能憑的，就是這八年攢下的資歷，還有一身的苦力。場部開過幾次小會，幾個領導嘴上都透著風，說這個指標，十有八九是我的。
因為這個“十有八九”，我成了靶子。
有人說我平時拉幫結派，搞小團體主義。
有人說我去年冬天為了給大伙兒弄點豬肉，跟屠宰場的人打過架，作風有問題。
臟水一盆一盆地潑過來，我沒吭聲。我知道，這會兒誰急，誰就先輸了。
我照樣天不亮就起床，帶著人下地。誰干活偷懶，我照樣罵。誰因為指標的事鬧別扭，我照樣把兩個人拎到一邊，一人一腳。
“都他媽給我老實點！指標下來之前，誰也別給老子作妖！”
大家看我的眼神更復雜了。有怕，有恨，也有那么一絲說不清的依賴。
在這場人人自危的混戰里，只有一個人是例外。
林芳。
她好像是透明的，所有人都當她不存在。
她一年前才從市里下來，身子骨弱，皮膚白得像窗戶紙。剛來的時候，半天活兒干下來，晚上就在被窩里偷偷哭。
她不像別的女知青，會跟男的撒個嬌，或者湊在一起說城里的新鮮事。她總是一個人，話很少，眼神總是怯生生的，像只受驚的兔子。
大家都在為了指標擠破頭的時候，她還是跟以前一樣，默默地干活，分派什么就做什么，從不抱怨。只是人更瘦了，風一吹就能刮跑的樣子。
她不爭，別人也懶得把她當對手。一個病秧子，誰會把寶貴的名額給她？
那天半夜，我被尿憋醒。知青點的茅房在院子角落。我趿拉著鞋出去，路過女生宿舍窗下，聽見一陣壓抑著的、很小聲的抽泣。
我停下腳，借著月光，看見一個瘦小的影子蹲在窗戶底下。是林芳。
她手里攥著一封信，紙都快被她手心的汗浸爛了。我沒過去，也沒出聲，轉身回了屋。
第二天，我找了個由頭，跟平時和林芳走得近一點的吳小燕聊天。
“林芳她……是不是家里有事？”我遞給吳小燕一根煙。她不抽，擺擺手。
吳小燕嘆了口氣，壓低聲音說：“衛東哥，你不知道。她媽病得很重，是癌。醫院都說不行了，讓她回去見最后一面。她前兩天剛收到的信。”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東西不輕不重地砸了一下。
我問：“她怎么不跟場部說？”
“怎么說？誰家沒點困難？這時候說這個，人家還以為她是為了爭指標編瞎話呢。她那人，又要面子，開不了口。”吳小燕說。
那天下午，我一個人在河邊坐了很久。
河水渾黃，慢慢地流著。我想起我爹媽去世的時候，我沒能守在跟前，成了這輩子最大的疙瘩。
回城，我做夢都想。回到那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找份工作，像個正常人一樣活著。
可林芳那封信，像個小秤砣，在我心里一上一下地顛著。
最后一面。這四個字，分量太重了。
場部決定最終人選的會議，定在周五。
周四晚上，我翻來覆去睡不著。我抽了半包“大生產”，嗆得眼淚都流出來了。我把那支沒抽完的煙在鞋底上摁滅，心里有了決定。
第二天，知青點的所有人都被叫到了場部的大會議室。屋里坐得滿滿當當，煙味、汗味混在一起，熏得人腦仁疼。
場長清了清嗓子，開始念一堆套話。什么“根據大家的一貫表現”，什么“經過組織慎重考慮”。
我坐在下面，能感覺到幾十道目光跟探照燈一樣在我身上掃來掃去。
“……綜合來看，趙衛東同志各方面表現突出，是老知青，對農場貢獻大……”場長頓了頓，拿起桌上的茶杯，似乎下一秒就要宣布最終結果。
屋里靜得能聽見蒼蠅飛過的聲音。
我站了起來。
所有人都嚇了一跳。場長也愣住了，舉著茶杯，看著我。
我沒看他，目光在人群里掃了一圈，最后落在了角落里的林芳身上。她低著頭，臉白得嚇人。
“場長，”我開口，聲音有點啞，“這個指標，我不能要。”
全場嘩然。
“衛東哥你瘋了？”
“搞什么名堂？”
我沒理會那些議論，繼續說：“我身體好，還能在農場多干幾年。林芳同志，她家里有特殊困難，比我更需要這個指標。我提議，把這個名額給她。”
我話說完，整個會議室死一樣的寂靜。
場長看著我，眼睛里全是審視和不解。
我梗著脖子，跟他對視。
事情就這么定了下來。
像一場鬧劇，收尾得猝不及防。
沒人再鬧了。我這個最有力的人選都主動退出了，他們再爭下去，就顯得太不是東西。
林芳拿到指標的那天，找到我，什么話也說不出來，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對著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擺擺手，讓她趕緊去辦手續。
她走的那天，是個陰天，凌晨四點多。天邊泛著一點灰蒙蒙的白。長途汽車站離我們這兒有十幾里地，知青點的人，破天荒地都起來送她。
大家心里什么滋味，我不知道。或許是解脫，或許是嫉妒，或許也有一點佩服。
車快來的時候，林芳把我拉到一邊，從口袋里掏出一個用干凈手帕包著的東西，塞到我手里。
“衛東哥，這個給你。”
我打開手帕，里面是一支嶄新的“英雄”牌鋼筆，金色的筆尖在晨光里閃著光。在當時，這可是個金貴玩意兒。
“這太貴重了，我不能要。”我把東西推回去。
“你必須收下。”她態度很堅決，眼睛紅紅的，“我沒什么能謝你的。”
她頓了頓，湊近了些，壓低聲音，用一種我從未聽過的、極其鄭重的語氣說：“衛東哥，你記著。以后，要是……要是有機會回城了，你一定去市委大院找我父親。他叫林建成。你就跟門衛說，是林芳讓你來的。我爸他……興許有轉機。”
市委大院？
我心里咯噔一下。那地方，在我這種人的概念里，跟北京城里的紫禁城差不多。
汽車的喇叭聲響了。
林芳沒再多說，沖我點了點頭，轉身擠上了那輛破舊的班車。
車開走了，卷起一陣黃土。我捏著那支冰涼的鋼筆，站在原地，心里五味雜陳。
轉機？一個在市委大院工作的人，能給的轉機，那得是多大的轉機？
林芳走了，知青點的日子又恢復了原樣。不，也不完全一樣。
大家看我的眼神變了。沒那么多敵意了，但多了些距離。他們可能覺得我這人，有點傻，或者說，有點琢磨不透。
我也懶得去琢磨他們。我把那支英雄鋼筆用手帕小心翼翼地包好，壓在了我那個破木箱子的最底下，連同那句“興許有轉機”的話，一起鎖了起來。
日子像溫吞水，一年一年地過。
82年，83年……知青返城的口子越來越大。點上的人，靠著各自家里的門路，陸陸續續都走了。每走一個，大家就湊錢吃頓散伙飯。喝到最后，都是抱著哭。
哭完了，第二天，人去屋空。
最后，整個知青點，就剩下我跟另外兩個家里實在沒任何辦法的。
到了85年，知青這個詞，都快成歷史了。場部給我們最后幾個人解決了身份問題，轉成了農場的正式職工。
這意味著，我這輩子，可能就要撂在這片黑土地上了。
我認了。
第二年，我經人介紹，跟農場機修廠的一個女工結了婚。她叫秀蘭，人很樸實，話不多，但手腳麻利，心眼好。我們沒什么愛情不愛情的，就是覺得能搭伙過日子，挺好。
婚后第二年，我們有了個兒子，叫小軍。
有了家，有了孩子，回城的念頭，就像灶坑里最后一點火星，徹底熄了。
我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老婆孩子身上。我拼命干活，在農場里什么臟活累活都搶著干，就為了多掙幾個工分，讓秀蘭和小軍能吃得好一點。
那支英雄鋼筆，我再也沒拿出來過。
林芳這個名字，也像是上輩子的事，偶爾在腦子里閃一下，很快就過去了。市委大院，林建成，轉機……這些詞，聽起來更像一個不切實際的夢。
我以為，日子就會這么一直過下去。
直到小軍六歲那年。
80年代末，農場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地還是那些地，但收成好像被什么東西吸走了精氣神，一年比一年差。
場里開始拖欠工資，有時候一個月只能發下來一半，有時候干脆就是一堆賣不出去的土豆白菜。
家里的日子，過得緊巴巴。
秀蘭把一件衣服拆了，給小軍改了條褲子。晚上在煤油燈下縫補的時候，她總是不住地嘆氣。
真正讓我心里那根弦繃斷的，是小軍上學的事。
農場有個子弟學校，其實就是幾間破瓦房。教書的老師，是場里一個老會計，連普通話都說不標準。
小軍上了半年學，回來連自己的名字都寫得歪歪扭扭。書本被他卷得起了毛邊，眼神里卻沒了剛上學那會兒的光。
一天晚上，他拿著課本問我：“爸，書上畫的火車，到底是什么樣子的？它跑起來，是不是比場里的拖拉機快？”
我看著他那雙清澈又充滿渴望的眼睛，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的兒子，不能一輩子連火車都沒見過。
不能像我一樣，困死在這里。
那天晚上，秀蘭又哭了。她沒出聲，就是背對著我，肩膀一抽一抽的。
“衛東，咱們小軍，不能就這么耽誤了。”
我一晚上沒合眼。
天快亮的時候，我下了床，打開那個塵封多年的木箱子。箱子底，放著一個小布包。
我打開布包，那支英雄鋼筆靜靜地躺在里面。
快十年了，筆桿依然光亮如新，好像昨天才拿到手。
我把鋼筆拿在手里，那冰涼的觸感，一下子把我拉回了81年那個清晨。
“去市委大院找我父親……興許有轉機。”
這句話，像一道閃電，劈開了我混沌的腦子。
這是我唯一的希望了。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我把鋼筆攥在手心，走到秀蘭跟前。
“我想去趟市里。”
秀蘭看著我手里的鋼筆，她知道這支筆的來歷。我當年跟她提過一嘴。
她沉默了很久很久。然后，她起身，從柜子最里面拿出一個用手絹包著的小包，一層層打開，里面是家里所有的積蓄。一百二十一塊三毛錢。是她一分一分攢下來的。
她把錢塞到我手里。
“去吧。”她說，眼睛紅了，“為了小軍，也為了你自己。就算……就算不成，咱也認了。至少，你出去看一眼。”
我捏著那疊毛票，手抖得厲害。
我沒跟任何人說，就跟場里請了幾天假，說家里有急事。
我告別秀蘭和小軍，揣著那一百多塊錢，還有那支英雄鋼筆，第一次踏上了去市里的火車。
綠皮火車哐當哐當，載著我，駛向那個我已經快要忘記模樣的城市。
十年了。
城市的變化讓我眼花繚亂。高樓，汽車，穿著喇叭褲、戴著蛤蟆鏡的年輕人……我穿著一身農場發的藍色工作服，站在這車水馬龍的街頭，像個剛從土里刨出來的土包子，跟周圍的一切格格不入。
我花了半天時間，問了十幾個人，才磕磕絆絆地摸到了市委大院。
那朱紅色的大門，門口站著筆直的警衛，高高的圍墻……這一切都讓我喘不過氣來。我兜里揣著的那點錢，連住一晚最便宜的招待所都不夠。我沒有退路。
我在大門對面的馬路牙子上坐了兩個小時，抽了三根煙，才終于鼓足了這輩子最大的勇氣，走了過去。
“同志，我找人。”我走到警衛跟前，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警衛的目光像錐子一樣，把我從頭到腳掃了一遍。
“找誰？哪個單位的？”
“我找……我找林建成同志。”我說出這個名字的時候，聲音都在發顫，“是他的女兒，林芳，讓我來的。”
警衛皺了皺眉，眼神里全是懷疑。他把我晾在一邊，走進旁邊的傳達室，拿起了那個紅色的電話。
他對著電話說了幾句，我聽不清。只能看見他一邊說，一邊扭頭看我。
幾分鐘后，警衛的表情變得有些古怪。他放下電話，走出來，對著我說：“你進去吧，到三號樓，會有人下來帶你。”
我的心“怦怦”狂跳起來。
有戲！真的有戲！
我跟著一個從樓里出來的年輕干事往里走。大院里很安靜，到處是綠樹。我緊張得手心全是汗，走路都順拐了。
我腦子里飛快地想象著即將發生的場景。那位叫林建成的領導，會是什么樣子？是在一間寬敞明亮的辦公室里見我嗎？他會問我什么？我該怎么回答？
年輕干事把我領到三號樓一樓的一間辦公室門口，敲了敲門。
“進來。”里面傳來一個有些蒼老的聲音。
干事推開門，對我說：“你進去吧。”然后就轉身走了。
我深吸一口氣，邁進了辦公室。
屋子不大，擺著兩張舊辦公桌，一股子舊紙張和墨水的味道。一個男人正背對著我，在一個大鐵皮柜子前整理著什么。
他聽見我進來，轉過身。
趙衛東愣住了。這……這就是林芳的父親？一個手握“轉機”的市委領導？
眼前的男人，大概五十多歲，頭發花白，面容清瘦，臉上全是皺紋。
他穿著一身洗得發白的藍色中山裝，袖口都磨破了。更讓我吃驚的是，他走路的姿態有些不自然，一條腿微微有點跛。
他看起來，比我們農場的書記還要樸素，甚至……有點落魄。
男人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露出一絲復雜的微笑，主動朝我伸出手。
“你就是趙衛東同志吧？我是林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