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繁榮如何帶來經濟的持續增長：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啟示

在人類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里，經濟停滯是常態，增長只是偶然的插曲。然而自十八世紀以降，歐洲突然打破了這一“馬爾薩斯陷阱”，開啟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持續增長時代，創造了“大富足”（the Great Enrichment）并引發了“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

美國西北大學教授喬爾·莫基爾因“發現了通過技術進步實現持續增長的先決條件”而榮獲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在他看來，這場轉折的真正動力并非簡單的技術突破或制度變革，而是更為深刻的文化大變革——一系列信仰、價值觀和偏好方面的徹底改變。在《增長的文化：現代經濟的起源》一書中，莫基爾結合了經濟史、科學史與文化進化論，提出“基于選擇的文化進化”模型，展示了文化如何通過偏好與信念的演化影響經濟制度與技術路徑，以厚重的歷史功力和敏銳的理論洞察，為我們勾勒出一幅文化如何塑造經濟命運的宏大圖景。

作者｜龐溟

《增長的文化》

作者: 喬爾·莫基爾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0年1月

超越制度決定論的文化視角

莫基爾的學術生涯始終圍繞著一個核心問題展開：為什么現代經濟增長會發生？這個看似簡單的提問，實則包含了經濟史研究中最根本也最困難的議題。在此之前，學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主要有兩派。一派即制度決定論，認為產權制度、法治精神、政治參與度、代議制度等良好的制度安排是增長的前提；另一派屬于地理環境論，將歐洲的崛起歸因于其獨特的地理稟賦、貿易通道或資源分布。此外，還有帝國主義學派、偶然性學派、文化因素學派、誘導性創新學派等不同觀點。

莫基爾指出，這些解釋都難以充分說明一個關鍵事實：為什么是在十八世紀的歐洲，而不是更早或在其他同樣具備某些有利條件的地區？應該如何理解和闡釋“現代經濟”這一概念？在莫基爾看來，增長并非單純由市場、資本或技術推動，而是源于一種在16至18世紀的歐洲逐漸形成“增長導向的文化”（growth-friendly culture）。這種文化的核心，是對自然世界的掌控信念、對實驗與實證的推崇，以及知識精英之間開放交流的規范。

《增長的文化》的獨特貢獻在于將文化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但并非以傳統的“民族性格”“西方中心主義”或“文明優越論”等方式談論文化。莫基爾明確指出，他所說的文化并非指藝術、文學或宗教信仰本身，而是指“有用知識”（useful knowledge）的生產、傳播與應用方式，以及圍繞這些知識活動而形成的“一套能夠影響人類行為的信念、價值觀以及偏好的組合，它們通過社會（而非基因）傳播，它們也被社會中的不同子集所共享”。文化作為人類精神活動的產物，“因個體而異，也是個人選擇的產物”。相比之下，“制度則是社會確定的有限定的激勵，是行為的結果”。

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西北大學羅伯特·H.斯托茨人文科學教授，經濟學與歷史學教授，特拉維夫大學埃坦·伯格拉斯經濟學院教授。莫基爾現任普林斯頓西方經濟史叢書的主編，曾擔任經濟史頂級學術刊物《經濟史雜志》主編、美國經濟史學會會長等職務。他是美國經濟學聯合會杰出會士獎、荷蘭皇家科學院的海尼根歷史學獎和國際巴爾扎恩經濟史獎得主。莫基爾已出版《富裕的杠桿》（Lever of Riches）、《饑餓的愛爾蘭》（Why Ireland Starved）、《啟蒙經濟》（The Enlightened Economy）、《雅典娜的禮物》（The Gifts of Athena）、《增長的文化》（A Culture of Growth）等多本著作。

可以說，這是一種嚴謹界定的文化概念，既避開了文化決定論的陷阱，又真正觸及了經濟變遷的深層機制，從而使他的文化理論既有歷史的豐富性，又具備分析的嚴密性。

在莫基爾看來，“科技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智力活動所發生的文化和制度環境。制度制定了能夠推動知識創新者的激勵因素，也決定了創新發展的方向。文化確定了這些制度背后的價值觀和信念。”在他所關注的1500年至1700年間，一系列的政治、制度發展以及文化變革，本意并非為科技創新提供條件，卻成為現代增長的文化基礎，并推動有用知識與啟蒙運動、工業革命一道，成為18世紀歐洲巨變的三大引擎。

莫基爾借鑒了演化生物學的概念，認為文化通過“文化進化”的機制影響經濟發展，但又小心翼翼地與社會達爾文主義保持距離。文化進化并非簡單的“適者生存”，而是一個基于選擇的過程：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中，某些觀念、信念和實踐因為更具說服力或更符合精英群體的利益而得以傳播，并逐漸成為社會的主流文化。這種文化選擇的過程受到多種“偏見”的影響——莫基爾將其區分為“基于內容的偏見”“直接偏見”“一致性和確認偏見”“基于榜樣的偏見”“合理化偏見”等不同類型。人們雖然并不總能迅速達成共識，但在證據確鑿、邏輯嚴密的問題上，“內容偏見”最終會發揮作用——人們會被更有說服力的觀點所說服。哈維的血液循環論、哥白尼的日心說、牛頓的力學體系，最后都獲得了普遍認同。

《饑餓的愛爾蘭》

作者: 喬爾·莫基爾

譯者: 白彩全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0年9月

有用知識的雙重結構

莫基爾理論體系的核心概念是“有用知識”，而這一概念又被他巧妙地區分為兩個相互關聯卻性質迥異的部分：命題性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和指令性知識（prescriptive knowledge）。命題性知識是關于“為什么”的知識，即對自然現象和規律的科學認識與理論理解；指令性知識則是關于“如何做”的知識，即具體的技能、工藝、規程等等。這一區分看似簡單，卻蘊含著深刻的洞見。

在工業革命之前的漫長歷史中，人類確實積累了大量的技術知識。中國的四大發明、羅馬的建筑工程、中世紀的水車磨坊，都展示了驚人的技術能力。然而這些技術大多依賴于工匠通過師徒傳承、反復試錯而獲得的經驗性和規范性知識，屬于“緘默知識”“默會知識”而非“成文知識”。問題在于，人們只知道某種方法行之有效，對其背后的原理卻不知其所以然。這導致創新與發現常常是偶發的、零星的、不可持續的，缺乏理論基礎和改進空間的技術進步往往如曇花一現，難以星火燎原。一項技術可能因為關鍵工匠的去世而失傳，或者因為微小的環境變化而失效，又或者在達到某個瓶頸后再無法突破。

在近代早期，歐洲社會經歷了一場深刻的知識體系重塑。16至17世紀的科學革命不僅是啟蒙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推動人類認識方式發生根本轉折的關鍵節點。研究者們逐漸摒棄經驗與直覺的單一依賴，轉而建立起以觀察提問、精密測量、受控實驗、迭代驗證為核心的科學研究方法。由此，命題性知識與規范性知識之間形成了良性互動的循環機制，使得知識的積累不再停留在零散的片段，而是能夠系統化地總結、證偽、交流、承繼、積累，推動社會進步。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制度化的研究框架讓技術創新擺脫了對個別天才靈感的偶然依賴，轉化為一種可以持續復制和擴展的社會性生產過程，從而為現代科學與工業文明奠定了堅實基礎。

莫基爾指出，當命題性知識與指令性知識開始產生緊密聯系時，當人們不僅知道“怎么做”，還開始理解“為什么能這樣做”時，技術進步就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動力。而這種聯系的建立，恰恰是工業革命得以持續的秘密。瓦特改良蒸汽機時，不僅是巧手的工匠，更重要的是理解了大氣壓和真空原理，而當蒸汽機在實踐應用中遇到技術問題時，又反過來刺激了熱力學這門科學的誕生與發展。命題性知識照亮了技術改進的方向，而規范性知識支持下的技術實踐又不斷提出新的科學問題；兩者如同DNA的雙螺旋結構，相互纏繞，不斷復制，推動著知識的指數級增長。

1924年，詹姆斯·瓦特改良蒸汽機的工作室。

這種知識結構的轉變，在醫學史上有著最為戲劇性的例證：在細菌理論確立之前，醫生們已經觀察到接生前洗手可以降低產褥熱的發生率，但這一做法遭到了醫學界的激烈抵制，因為人們不理解其中的原因。當巴斯德和科赫建立了細菌致病理論之后，消毒和無菌操作才真正成為醫學的標準程序。命題性知識不僅解釋了已有技術為何有效，更重要的是，它開辟了一片廣闊的技術可能性空間。一旦人們理解了疾病的微生物原因，就可以系統地發展出抗生素、疫苗等一系列革命性的醫療技術。

文化企業家與觀念市場

如果說有用知識的雙重結構是莫基爾理論的骨架，那么“文化企業家”（cultural entrepreneurs）這一概念就是理論的血肉。在《增長的文化》中，莫基爾討論弗朗西斯·培根和艾薩克·牛頓這兩位關鍵人物，不僅因為他們是偉大的思想家，更因為他們扮演了“文化企業家”的角色——他們通過思想、著作和制度創新，改變他人的觀念和信仰，重塑了整個社會對知識的態度。

培根不僅提出了排除歸納法、以觀察和實驗為基礎的科學認識理論并影響了現代科學方法的發展，更為知識活動賦予了全新的目標。在培根之前，歐洲的學術傳統主要是對古典文獻的注釋和對抽象真理的沉思。培根則振臂高呼，“人類知識和人類權力歸于一”，主張知識必須公開且實用。這種工具主義的知識觀和公共性的新倫理，在當時是激進的甚至是危險的，然而正是這種“有用的知識才是真知”的理念，使得歐洲精英群體開始將對自然的探索視為一種高尚且具有經濟價值的事業，從而完成了文化上的初步轉向，為后來的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礎。

弗朗西斯·培根像。

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不僅是一部偉大的科學著作，更是一個強有力的文化宣言：自然是有規律的，這些規律可以用數學語言精確表達，人類有能力理解并掌握這些規律。這種信念為整個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樂觀主義。如果連天體運行都能被人類理解和預測，還有什么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呢？牛頓的成功，極大地提升了科學活動的社會聲望，吸引了越來越多有才華的年輕人投身其中。

書中還提到了一些文化企業家更為激進的例子。帕拉塞爾蘇斯當眾焚燒蓋倫的醫學經典，威廉·吉爾伯特在《磁石論》中稱希臘古人的錯誤像“有毒的植物”一樣瘋長。這些戲劇性的行為不僅是個人的叛逆，更標志著一個時代的轉折：權威不再是不可質疑的，經驗和實驗成為檢驗真理的標準。這種對權威的挑戰，對新知識的開放態度，正是“增長的文化”的核心特征。

莫基爾認為，這些文化企業家的成功并非必然。培根和牛頓之所以能夠改變歐洲的知識文化，是因為他們處在一個相對開放和競爭的“觀念市場”中。而使“觀念市場”得以運轉并促進了歐洲知識分子的文化和態度變革的，是一種學術游戲規則和潛在制度、一個非政府的跨國精英網絡——“文人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知識分子在其中傳播知識，評判他人學術作品的質量，也獲得他人對自己學術作品的評價。通過這一制度他們能獲得的獎勵包括在學術界的名譽、社會認同和地位、保護，以及資助者為他們提供的職位。”

與其他地區相比，早期現代歐洲的一個獨特之處在于其政治上的分裂與文化上的統一。從神圣羅馬帝國到各個獨立的王國、公國和自由城市，歐洲在政治上是高度碎片化的，沒有一個單一的中央權威能夠壓制所有的新觀念。分裂帶來了激烈的競爭，不僅體現在軍事和經濟上的競爭，更是觀念和知識上的競爭。一個君主如果壓制創新思想，可能會使自己的國家在競爭中處于劣勢，因為有才華的學者和工匠可以移居到更友好的地方，莫基爾將這種現象稱為“知識的逃逸通道”（Escape mechanism for knowledge）。這種競爭機制降低了“思想市場”的進入門檻，使得新觀念更容易找到生存空間。

與此同時，歐洲在文化上又保持著相當的統一。拉丁語作為學術通用語，使得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可以無障礙地交流；共同的古典遺產和基督教傳統，為知識交流提供了共同的參照系。這種文化統一帶來了規模經濟效應：一項新發現或新技術可以迅速在整個歐洲傳播，而不必在每個地方重新發明。

莫基爾稱這種跨國界的知識共同體為“文人共和國”：它既沒有固定的地理邊界,也沒有正式的組織結構，但通過書信往來、學術著作和偶爾的面對面交流,形成了一個有效的知識共享平臺，使得新觀念既有生存空間、流動腹地，又有通過精英網絡進行傳播的渠道。

這種政治多元與文化統一的結合，在歷史上是罕見的。它既保證了思想的多樣性和競爭性，又確保了知識的快速傳播和累積。相信進步、探究世界、理解自然、共享知識、改進技術、傳播思想的集體信念，加上專利、學術、出版、印刷等方面的制度創新，使得知識生產從偶發的、個別的、秘傳的行為，轉變為系統的、社會的、協作的過程，極大地加速了有用知識的增長。

紀錄片《艾薩克·牛頓：最后的魔術師》劇照。

從“知道”到“做到”

光有“文化共和國”還不足以觸發持續的經濟增長，它只是解決了知識的創造問題（What we know，即scientia），還必須解決知識的應用問題（How we use it，即utilitas）。莫基爾的理論對啟蒙運動進行了重新詮釋。傳統上，啟蒙運動被視為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強調理性、自由、平等等價值觀念。莫基爾對此并不否認，但他更感興趣的是啟蒙運動對“有用知識”態度的轉變，他把這種連接“知道”與“做到”的橋梁，稱為“工業啟蒙”（The Industrial Enlightenment）。

工業啟蒙并非僅僅指科學的進步，它關注的是對自然力量的觀察、理解和人工利用。它的核心信念是：通過應用系統化、形式化的知識，可以改善人類的生產過程與生活水平。這種實用主義的知識觀與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一脈相承，標志著工匠的“技藝”（artisan skills）與科學家的“理論”（formal science）開始融合，在十八世紀得到了更為廣泛的傳播和實踐。

這一階段的標志性成就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知識的普及與系統化，以百科全書的編纂為典型例子。狄德羅和達朗貝爾主持的《百科全書》不僅收錄了抽象的哲學和科學知識，更系統性地繪制和描述了各種工藝、機械、工具和生產流程，配以精美的插圖。這本巨著首次將手工業者的經驗性知識從口傳心授的藩籬中解放出來，將隱性知識轉化為可以傳播的顯性知識，使其成為公開、可復制、可傳播的“藍圖”。這極大地降低了技術發明的交易成本和學習成本，為后來的技術創新提供了規范化的起點。

狄德羅像。

其二則是工匠地位的提升與精確性文化。在工業啟蒙之前，工匠和技師往往被視為體力勞動者，地位低下。但隨著科學知識在實踐中的價值凸顯，一批“哲學工匠”（philosophical engineers）開始出現。他們既懂理論又懂實踐，如蒸汽機的改進者瓦特，正是通過與格拉斯哥大學的科學家和儀器制造商交流，才將理論知識轉化為實際的工程改進。莫基爾指出，對精確測量的追求也成為一種新的文化規范。從伽利略到惠更斯，科學家和儀器制造商對精確時計、望遠鏡、顯微鏡等科學儀器的不斷追求，培養了歐洲社會對測量、校準和精確性的文化偏好，這種偏好最終體現在工業生產中，如精密車床的誕生，為工業革命的擴散奠定了基礎。

莫基爾還特別強調了“技藝愛好者”這一群體的作用。他們通常是有錢有閑的貴族精英或富賈商人，出于好奇心和對榮譽的追求，投身于自然哲學研究和技術實驗。他們收集世界各地的奇珍異寶，建立自然博物館，資助科學研究，為早期的科學活動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合法性。正是通過這些人的努力，科學從邊緣的業余愛好逐漸成為受人尊敬的專業活動，為專業科學家鋪平了道路。

總的來說，啟蒙運動確立了一套新的知識生產和傳播的規范。知識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而應該向全社會開放；知識的創造應該基于觀察和實驗，而非權威的教條；知識的價值應該通過實踐的檢驗，而非靠經院辯論來確定。這些原則雖然在今天看來理所當然，但在當時是革命性的。它們不僅改變了知識的生產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們使得知識的增長成為一個自我強化的過程。這種轉變，使得知識不再僅僅是精英的消遣，而成為可以投資、可以交易、可以指導實踐的資本。當科學（scientia）開始服務于技術（technologia），并被工匠（utilitas）所接受和應用時，現代經濟增長的飛輪便被啟動了。

《啟蒙經濟》

作者：喬爾·莫克爾

譯者：曾鑫 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2020年7月

缺失的條件

在全書的最后部分，莫基爾將目光轉向了古代中國，試圖通過對比來進一步闡明歐洲“增長文化”的特殊性。中國讀者對這一部分必然非常關注，因為這恰恰涉及李約瑟難題：“中國在技術上長期領先，但為什么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莫基爾指出，中國在歷史上確實擁有輝煌的技術成就，四大發明等創新遠遠領先于同時期的歐洲。然而這些技術進步大多是孤立的、間斷的、缺乏系統的理論基礎支撐的。更關鍵的或許是文化和制度環境：古代中國作為高度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缺乏歐洲那種競爭性的思想市場。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地動員資源，但也更容易壓制異端思想。當某種觀念被確立為正統時，質疑的聲音就很難存續，而且這種抑制的力量將是全面的、壓倒性的。知識的進步很容易陷入“單一均衡”的陷阱。

書中特別提到了科舉制度的作用。科舉雖然是一種相對公平的精英選拔機制，但它強化了對經典文獻的崇拜，鼓勵的是對既有知識的記憶和注釋，而非對新知識的探索和創新。精英階層的智力資源被引導到研習傳統文化，而非探索自然規律。更重要的是,科舉制度培養出的士大夫階層，往往對工匠技藝持輕視態度，認為“君子不器”。觀念上的鴻溝，阻礙了命題性知識與指令性知識的結合。

莫基爾還指出，明清時期的中國對西方知識采取了相當謹慎甚至敵視的態度。雖然耶穌會傳教士帶來了一些歐洲科學知識，但這些知識始終未能在中國精英階層中生根發芽；相反，隨著時間推移，對西方學說的抵制反而在增強。這與歐洲形成了鮮明對比：歐洲學者對來自伊斯蘭世界、印度、中國的知識都保持著開放態度，積極引進、學習和吸收。望遠鏡讓宇宙不再以地球為中心，顯微鏡向人類打開了微觀世界，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更是極大地開闊了歐洲人的視野，讓他們接觸到前所未見的動植物和異域文明。這些經驗強烈沖擊了歐洲人既有的世界觀，促使他們重新思考自然和知識的本質。

這種對比并非要得出文化優劣的結論。莫基爾明確反對任何形式的文化優越論，強調的是文化選擇的過程充滿了歷史的偶然性。中國的儒家傳統內部也有重視實用知識的流派，墨家學說就包含了許多科學洞見。因此，問題不在于某種文化本質上的優劣，而在于特定歷史時期的選擇和路徑依賴。古代中國選擇了強化傳統和統一思想，歐洲則因為其碎片化的政治結構而無法進行這樣的選擇，反而在競爭中培育出了開放和創新的文化。這兩種路徑各有利弊，只是在特定的歷史關頭，一種路徑恰好更有利于現代經濟增長的發生。

增長的秘密

《增長的文化》雖然討論的是三四百年前的歷史，但莫基爾的文化視角突破了制度與地理的二元框架，強調思想與信仰的作用，指出文化、知識和制度的互動決定了長期增長的可能性。這一解釋與諾斯（Douglass North）的制度經濟學形成互補，認為制度本身由更深層的文化信念所塑造，沒有對知識進步的價值認同，再完善的制度也難以激發持續創新。這一視角也對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在對“大分流”研究中過度關注地理、資源、人口等物質因素提出批評，主張思想與文化的差異才是根本。莫基爾的理論框架與核心觀點，對理解當代經濟發展和創新問題而言非常重要。

技術進步不是自動發生的，它需要特定的文化和制度環境來支持。一個社會如果不尊重知識，不鼓勵創新，不容忍失敗，那么即使投入大量資源也難以實現持續的技術突破。反過來說，培育“增長的文化”可能比單純的資本投入或制度移植更為重要。這種文化包括對科學方法的尊重，對新思想的開放態度，對知識共享的支持，以及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能力。

莫基爾強調的命題性知識與指令性知識的互動，對當代的創新政策也有重要啟示。單純強調基礎研究或應用開發都略顯片面，關鍵是要建立兩者之間的有效聯系。大學與產業的合作，科學家與工程師的對話，理論突破與技術應用的快速轉化，都是現代“知識雙螺旋”的體現。

莫基爾的論述不僅解釋了工業革命的起源，也為理解當代知識經濟提供了歷史參照：歐洲的歷史經驗表明，創新的持續性依賴于社會對知識的開放態度與制度支持。一個健康的創新生態系統應該重視文化氛圍的塑造，鼓勵質疑與開放，允許不同的研究路徑并存，容忍“非主流”的探索，對失敗給予寬容。過度的集中和統一可能在短期內更有效率，但長期來看可能扼殺創造力。與此同時，還需要警惕文化上的保守主義和對外來知識的排斥。數字時代知識傳播方式的開放性、共享性與跨國合作性，正是“增長文化”的延續。

《富裕的杠桿》

作者: 喬爾·莫基爾

譯者: 陳小白

華夏出版社

2008年1月

反思和商榷

盡管《增長的文化》是一部杰出的學術著作，但也并非沒有可以商榷之處。首先，莫基爾雖然強調文化的重要性，但他對文化與制度、物質條件之間的因果關系仍有模糊之處。文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自變量，在多大程度上又是其他因素的產物，書中對此未能給出令人滿意的回答。此外，莫基爾的論證多依賴思想史與案例分析，缺乏系統的量化驗證，且其論證仍存在“文化決定論”的風險。文化如何與制度、經濟利益互動，仍需更細致的機制分析；如何通過計量經濟史方法檢驗文化變量的作用，也是未來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其次，莫基爾主要依賴精英階層和知識分子的思想變化來解釋文化轉型，認為真正驅動技術進步的是占勞動人口極少數的高技能發明家與工程師，對普通民眾的觀念和行為著墨不多。但工業革命的實現，不僅需要科學家和哲學家的思想突破，也需要工匠、商人和其他勞動者的積極參與。這些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互動，以及知識如何在社會中擴散，值得進一步探討。

再次，書中對中國和其他非歐洲文明的討論，雖然力圖避免歐洲中心論，但在深度和細致程度上仍不如對歐洲的分析。對中國歷史更為熟悉的讀者，可能會對某些概括性的論斷有不同看法。例如，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科技傳統的內在邏輯、中國知識分子對實用知識的態度，都值得進行更為細致的考察。

最后，莫基爾的理論雖然解釋了工業革命為何發生在歐洲，但對于為什么是在十八世紀這個特定時間點，仍有一定的模糊性。文化變遷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如何從量變到質變，從思想領域的革命轉化為經濟領域的革命，其中的傳導機制還有待進一步闡明。

喬爾·莫基爾。

不過，《增長的文化》仍然是近年來經濟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分配財富和資源的機制之外，全書揭示了一種更為根本的機制——發現和應用真理的文化。莫基爾以深厚的歷史學養和理論洞察，為我們理解現代經濟的起源提供了全新的視角：現代經濟的持續增長，可能不僅僅是經濟現象，而是復雜的文化選擇的結果；技術和資本只是果，文化和制度才是根。

莫基爾的貢獻不僅在于提出了“有用知識”“文化企業家”“工業啟蒙”等富有啟發性的概念，從文化視角出發為理解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提供了新的學術坐標，更在于他展示了如何將文化納入嚴肅的經濟史分析，而不流于空泛的文化決定論。

莫基爾的洞察告訴我們，知識的進步并非線性必然，因此，它要求社會持續保持一種自我懷疑、不斷挑戰權威、崇尚實驗、并致力于分享和應用知識的精神，它需要制度的精心呵護，需要避免知識被權力所裹挾。

經濟增長的根源不僅在于物質資本的積累或制度的優化，還在于人們如何看待知識，如何生產和傳播知識，以及如何將知識轉化為改善生活的能力。“增長的文化”不是某個民族或文明的固有屬性，而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無數個體選擇和歷史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結果。理解這一點，既可以讓我們更好地認識歷史，也可以讓我們更審慎地思考當下和未來。

在知識經濟和信息社會的時代，莫基爾的分析與洞見尤為寶貴。命題性知識與指令性知識的雙螺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旋轉，人工智能和數字技術正在重新定義知識的生產和傳播方式。在這個新的轉折點上，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樣的文化、制度和價值觀能夠支持持續的創新？如何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間取得平衡？如何在競爭與合作、開放與自主之間找到最佳路徑？

歷史不會簡單重復,但它總是押著同樣的韻腳。歐洲在近代形成的“進步信仰”“觀念市場”與“知識開放”，為工業革命奠定了獨特的基礎。當我們審視自己的社會、思考如何培育創新的土壤時，不妨回到莫基爾所描繪的那個激動人心的時代，去感受那些文化企業家的勇氣和遠見，去理解知識雙螺旋的復制機制，去體味社會如何在觀念的轉變中找到通往繁榮的道路。

無論是對基礎科學的投入、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對信息傳播的開放態度，還是對學術自由的維護，其意義都遠超單純的經濟效益核算，它們共同構成了“人文共和國”的現代版本。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取決于我們能否繼續維護這種“增長的文化”：維護知識的可競爭性，鼓勵好奇心和異議，并確保科學與實踐之間的橋梁暢通無阻。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龐溟；編輯：李永博；校對：劉軍。 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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