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亞歐身份”的覺醒與回歸：歷史的回響與現實的壓力

2025年“12日戰爭”之后，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和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拉里賈尼等相繼訪問中國、俄羅斯以及中亞，突顯了伊朗外交加速亞歐轉向。2026年1月15日，伊朗平息國內騷亂不久，外長阿拉格齊便致電中方通報伊朗局勢的最新進展。1月16日，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還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就伊朗國內局勢通了電話。

上述動向是伊朗近年來加強與亞歐大陸聯系的延續和發展，并將是伊朗在大變局背景下全球地緣戰略版圖變遷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伊朗自古以來便是亞歐大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地理、歷史和文化與亞歐大陸高度相關，其與亞歐大陸的聯系一直被低估，其在亞歐大陸上的地緣戰略地位也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伊朗“重返”亞歐大陸，既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也是一種歷史的回歸。

廣義上的亞歐大陸包括從東亞到西歐、從北極到南亞的廣闊地理區域，狹義上亞歐大陸則主要指包括中國、俄羅斯、高加索、中亞、南亞和東南亞的區域。按照美國已故戰略家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的觀點，亞歐大陸更像是中國、俄羅斯和伊朗之間的地域。本文探討的地理區域主要指狹義概念上的亞歐大陸。

伊朗不斷加強與亞歐大陸的聯系

近年來，伊朗在融入亞歐大陸地緣板塊方面的主動性不斷上升，嵌入的程度也不斷加深。首先，伊朗加大了對亞歐大陸主要大國的外交。中國是近年來伊朗外交的主要方向。2024年10月，中伊兩國領導人出席金磚喀山峰會期間舉行了會晤；2025年8月31日，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抵達天津參加上合峰會，并出席中國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相關活動，9月2日習近平主席與佩澤希齊揚舉行了會晤。兩國元首在提升中伊關系水平方面達成了重要共識。

伊朗也加強了與亞歐大陸上另一重要國家俄羅斯的外交關系。自2024年7月就任總統以來，佩澤希齊揚與普京分別于2024年10月11日、10月23日、2025年1月17日和9月1日舉行了四次會晤。其中2025年1月17日，佩澤希齊揚對俄羅斯進行正式訪問期間，雙方簽署了“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條約”。此外，佩澤希齊揚還于2025年8月2日至3日訪問了巴基斯坦，于12月初訪問了哈薩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三國均是亞歐大陸上的重要國家。

其次，伊朗更加積極主動地加強與亞歐大陸的經貿聯系。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后，伊朗便積極響應。2021年，中伊簽署“25年全面合作計劃”，涉及能源、基建、5G和高鐵等諸多重要領域。制裁之下，中國與伊朗經貿關系面臨重重困難，但根中國仍長期保持伊朗最大貿易伙伴國地位。俄羅斯則是伊朗另一個重要貿易伙伴。2023年伊朗與俄羅斯簽署歐亞聯盟-伊朗全面自貿協定，2025年5月15日正式生效，覆蓋超 7500 種商品優惠準入，取消近 90% 商品關稅。2025年1月，雙方簽署“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條約”，并建立糧食和燃料互換機制，俄羅斯向伊朗提供約50億美元信貸額度，用于鐵路、電廠等基建。伊朗也非常重視與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中亞和高加索地區的經濟聯系。

第三，伊朗積極加入亞歐大國主導的國際組織和機制。早在前總統內賈德時期（2005年—2013年），伊朗便提出了加入上海合作組織的要求，盡管經歷了一些波折，但伊朗加入上合的愿望沒有改變，并最終于2023年成為上合的第九個正式成員。2024年1月，伊朗正式加入金磚機制。上合和金磚以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等亞歐大陸上主要大國為主要成員，區別于西方主導的一些國際組織和機制。此外，伊朗還是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亞信）的成員。如前所述，伊朗還積極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和俄羅斯的歐亞聯盟對接。

伊朗重返亞歐大陸植根于深刻的歷史和現實邏輯

伊朗與亞歐大陸之間加強聯系既有歷史的淵源，也是出于現實的抗衡西方政治、經濟和戰略壓力的需要。

首先，伊朗與亞歐大陸之間有著難以割舍的歷史和地理聯系。近代以來深受西方殖民主義的影響，伊朗與西方有著各種難以舍棄的瓜葛，伊朗外交曾存在著濃厚的以美國和西方為導向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伊朗又是一個什葉派伊斯蘭國家，又與周邊阿拉伯國家有著各種宗教和民族問題上恩怨情仇，故而又被視為一個中東或者西亞國家。古代的伊朗則是因為希波戰爭而與西方有著密切的互動。部分因為上述身份的烙印過于深刻，伊朗作為重要亞歐大陸國家的身份沒有得到充分重視，不僅外部世界常常沒有這種意識，就連伊朗自己恐怕也鮮有這種意識。

然而，事實上伊朗與亞歐大陸有著更為深刻的地理、歷史和文化上的聯系。地理上，伊朗東邊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壤，東北和北邊與中亞相連，西北與高加索地區毗連，與亞歐大陸渾然一體。就歷史而言，在古代波斯和近代西方殖民主義者到來之間的這段歷史，伊朗與亞歐大陸的聯系遠遠超過其與西方得聯系。這期間既包括伊朗與蒙古以及中亞諸游牧民族之間的暴力沖突與相互征服，也包括其通過絲綢之路與古代中國的和平相處。薩珊王朝被阿拉伯帝國征服之后，波斯王子得到了唐朝的庇護，并長期寄居長安。就文化而言，伊朗文化對中亞和中國文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亞歐大陸的腹地至今仍然留存著許多發源于伊朗的祆教（即拜火教）的遺跡。

盡管自近代以來，伊朗外交中一直存在一種強烈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將融入西方作為其外交戰略的目標，但在實踐中，伊朗又難以根本擺脫其亞歐身份的宿命。融入亞歐大陸像是一種遠古的呼喚，但更具有現實的意義。

其次，加強與亞歐大陸的關系更是伊朗當下緩解經濟困難的現實需要。長期以來，伊朗一直處于美國制裁之下，特別是2012年美國奧巴馬政府對伊朗金融和能源領域實施制裁，使得伊朗經濟每況愈下，2018年美國特朗普政府所實施的“極限施壓”更使伊朗經濟雪上加霜。受此影響，伊朗國內生產總值（GDP）2019年一度下降6.8%，2022年、2023年和2024年，伊朗GDP緩慢增長，增長率分別為3.8%、5.0%和3.8%，2025年的增長率將再次降至0.5%。伊朗的貨幣貶值更是觸目驚心，2023年10月，1美元能換50萬里亞爾，2025年12月23日，甚至跌到了能換144萬里亞爾的新低，并成為誘發騷亂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制裁的原因，伊朗經濟實際上已經與西方經濟完全“脫鉤”了，加強與亞歐大陸上主要大國之間的經濟聯系成為其發展對外經貿關系合乎邏輯的選擇。如前文所述，伊朗與俄羅斯和中亞的經貿關系穩步發展，中國則長期保持伊朗最大貿易伙伴國的地位。伊朗與亞歐大陸的經貿聯系為其緩解經濟和民生困難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伊朗面臨制裁的情況下甚至發揮了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

再次，加強與亞歐大陸的聯系也是伊朗抗衡美歐政治和戰略壓力的需要。自2003年伊核成為重大熱點問題以來，伊朗長期處于美國和歐洲強大的政治壓力之下。近年來，美歐國家非但沒有反思2018年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對伊核問題的沖擊，反而指責伊朗違反伊核協議，并對伊朗實施各種戰略圍堵和政治打壓。高壓之下，伊朗積極尋求中俄等亞歐大陸大國的政治和戰略支持。伊朗成為上合和金磚機制的重要成員事實上打破了美國和西方國家對伊朗的政治外交孤立。

2025年6月，美國甚至支持以色列發動了“12日戰爭”，對伊朗多處軍事和民用設施實施了軍事打擊，甚至還打擊伊朗境內處于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之下的核設施。2026年1月，美國和以色列甚至公然聲稱支持伊朗國內民眾反對政府，悍然干涉一個主權國家內政。在此背景下，伊朗對美歐國家的幻想進一步破滅，未來更需要加強與亞歐大國的政治和戰略合作。

伊朗重返亞歐大陸是大變局的重要體現

進入2026年乃至更為長遠的未來，伊朗與亞歐大陸的聯系將進一步加強，這既是一種歷史的回歸，也是當代國際政治發展的歷史必然。

誠然，進入新世紀以后，亞太地區的地位上升構成了全球地緣政治格局變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換一種視角，中國的崛起也帶動了其西部亞歐大陸的權重不斷上升，亞歐大陸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某種意義上，2013年中國率先在中亞大國哈薩克斯坦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倡議正反映了這一趨勢。而上海合作組織也在不斷鞏固并不斷壯大，并已經成為一個有著10個正式成員國、2個觀察員國和15個對話伙伴國的大型國際組織，其生命力也昭示著亞歐大陸作為一個整體的重要性不斷上升。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伊朗也曾經是亞歐大陸上的縱橫馳騁的重要成員，伊朗加強與亞歐大陸的聯系更像是一種歷史的回歸。另一方面，伊朗加強與亞歐大陸的聯系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伊核問題僵局以及當前伊朗面臨的各種因制裁所產生的困難是國際政治經濟不平衡發展的結果，是美國和西方國家單邊主義和霸凌政策的結果。伊朗融入亞歐大陸是其面臨美國和西方國家經濟制裁、政治外交孤立和軍事打壓下的戰略選擇，是其緩解現實經濟和政治壓力的需要，但也凸顯了亞歐大陸地緣政治權重上升的客觀趨勢。亞歐大陸主要大國奉行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政策，主張平等有序的多邊主義，其總體實力的增強為伊朗提供了重要的戰略縱深和依托。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一方面，亞歐大陸為伊朗提供了重要戰略縱深和依托，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伊朗在阻止美國和西方勢力進入中亞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冷戰結束以后，美國將控制亞歐大陸作為其謀求全球霸權的重要戰略。布熱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中將中俄伊三國結盟視為美國控制亞歐大陸地緣戰略的夢魘，便是具體體現。盡管布熱津斯基的觀點未必得到中俄等大國的認可，但其關于伊朗重要戰略地位的觀點則是有道理的。而美國最終未能在戰略上真正進入中亞，并沒有能夠真正控制亞歐大陸，重要原因則是伊朗扼守中亞的南部門戶，并對美國進入中亞發揮了重要的阻擋作用。未來，伊朗仍將是中亞和上合組織國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其重要作用不應低估。

當然，伊朗融入亞歐大陸的戰略未來也未必會一帆風順。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則是，伊朗重返亞歐大陸的阻力主要不是來自于亞歐大陸上的主要大國，而是來自其國內。長期以來，伊朗國內存在著一種強烈的西方中心主義思想，這種思想將美國和西方國家視為伊朗外交的目的，并將中俄視為其實現目的的手段。換言之，伊朗試圖通過發展與亞歐大陸的關系作為其撬動與西方關系的重要手段。

自從內賈德表達加入上合的意愿之后，伊朗總統保持了參加上合峰會的傳統，但2015、2016和2017年，時任伊朗總統便沒有參加上合峰會，真實原因則是其試圖拉開與中俄等大國的距離，并以此表達與西方改善關系的意圖。盡管我們不用質疑當前伊朗重返亞歐大陸的決心和意愿，但同樣有理由擔心伊朗仍將會在重返亞歐方面三心二意。即使是在“12日戰爭”以后，伊朗國內仍有相當大的一股政治勢力仍然沒有放棄對美國和西方的幻想。

總而言之，伊朗自身的西方中心主義政策以及其伊斯蘭國家身份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亞歐大陸國家的屬性，但無論是歷史上、地理上，還是文化上，伊朗與亞歐大陸都有著密切的聯系。同時，伊朗扼守南部進入亞歐大陸腹地的屏障，為冷戰結束以后防止美國和西方勢力進入中亞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中亞和亞歐大陸以及上合主要成員的安全和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伊朗與亞歐大陸的聯系值得重新評價，伊朗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值得重新評估。

伊朗重返亞歐既是歷史的回歸，也是歷史的必然。其未來發展態勢不僅取決于亞歐大陸上主要大國是否為其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也將取決于伊朗國內政治的調適，也即伊朗是否在融入亞歐大陸方面形成廣泛國內共識，并一以貫之予以推進。

（金良祥，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中東研究中心主任）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金良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