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燒個骨灰盒都要三千塊？這也太黑了！”王芳手里捏著火葬場的繳費單，眉頭擰成了一個死疙瘩，聲音尖利得刺破了走廊的死寂，“李強，你大伯這輩子是專門來討債的吧？活著時候吃咱家喝咱家，走了還得再刮咱們一層皮！”
我蹲在殯儀館冰涼的水磨石地上，手里緊緊攥著大伯那件洗得發白的舊中山裝，指節泛白。
“少說兩句吧，人都走了。”我的聲音啞得像吞了把沙子。
“走了？走了就完了？”王芳把單子往我身上一摔，“這十年，他一分錢沒出！咱們那個家都要被他拖垮了！現在還要給他風光大葬？你哪來的錢？又要去借？”
走廊盡頭，大伯的遺體正被推向焚化爐。那個干瘦的老頭，那個在我家沉默了十年的影子，終于要化成一縷青煙。我心里沒有悲傷，只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解脫，甚至還有一絲隱隱的恨意。
直到回家整理遺物，我在那張散發著霉味的老木床下，拖出了那個大伯視若性命的沉重木匣子。
那時我才明白...
故事得從十年前說起。
那是2013年的深冬，寒風像刀子一樣刮著窗欞。父親肺癌晚期，彌留之際，枯瘦的手死死抓著我的手腕，眼珠渾濁卻瞪得老大。
“強子……你大伯……苦了一輩子。他是木匠，沒兒沒女……我也走了，他就是孤家寡人。你得……得給他養老。”
父親咽氣前，逼著我發了毒誓。
辦完父親喪事沒出一周，大伯就來了。
那天我正在單位為了一個項目焦頭爛額，接到王芳電話，說門口有個要飯的老頭賴著不走，非說是我大伯。我急匆匆趕回家，在樓道里看見了他。
70歲的李國富，穿著一件不知多少年前的深藍中山裝，袖口磨得露出了棉絮，腳下一雙解放鞋沾滿泥漿。他背著一個巨大的紅白藍編織袋，手里還提著一個刷了清漆的老式木箱子，縮在防盜門旁邊，正哆哆嗦嗦地抽著自卷的旱煙。
那股濃烈的煙葉味，嗆得樓道里的感應燈忽明忽暗。
“大伯？”我試探著喊了一聲。
他抬起頭，滿臉溝壑縱橫，看見我，渾濁的眼睛亮了一下，咧開嘴露出焦黃的牙齒：“強子，我是大伯。”
王芳站在門里，隔著防盜紗窗，臉拉得比驢還長。
那是大伯進我家的第一天。他把那個編織袋往客廳一放，里面滾出來幾件破舊的棉衣和一堆木匠用的斧頭、鑿子。那個木箱子，他卻死死抱在懷里，誰也不讓碰，最后小心翼翼地塞進了那個不足六平米的次臥床底下。
王芳當晚就跟我吵翻了天。
“李強，你瘋了？咱們這房子才八十平，貸款還沒還清，兒子眼看要上小學，現在弄個70歲的糟老頭子回來？你當咱家是養老院還是慈善機構？”
我坐在床邊，只覺得頭疼欲裂：“那是我爸臨終交代的，我能怎么辦？扔大街上？”
“他有低保嗎？有退休金嗎？有醫保嗎？”王芳連珠炮似的問。
我沉默了。大伯是農村老木匠，打了一輩子家具，但那個年代沒交過社保，手里估計也沒幾個錢。
“先住著吧，有口吃的就行。”我只能這么說。
但我沒想到，這一住，就是十年。而這十年里，大伯真的就像王芳說的那樣，成了一個只進不出的無底洞。
大伯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但他的存在感極強。
首先是味道。老人身上特有的那股陳腐味，混合著常年抽旱煙的焦油味，迅速占領了家里的每一個角落。王芳是個有潔癖的人，每天拿著空氣清新劑噴個不停，但那股味道就像長在墻皮里一樣，根本去不掉。
其次是生活習慣。大伯在農村過慣了，上廁所經常忘沖水，洗臉水舍不得倒要留著沖廁所，結果弄得衛生間地板總是濕漉漉的。他還不愛開燈，晚上經常像個幽靈一樣坐在黑漆漆的客廳里抽煙，有好幾次我半夜起來喝水，被那一明一滅的煙頭嚇得差點叫出聲。
最要命的，是錢。
大伯住進來的第一個月，我委婉地提過，能不能把他的農村低保轉過來，或者手里有沒有點積蓄，貼補一下家用。
大伯當時正在擺弄他的煙斗，聽我說話，手頓了一下，頭垂得更低了，半晌才悶聲說：“錢……沒帶出來。家里房子塌了，都沒了。”
我心里涼了半截。
從那以后，他真的就沒掏過一分錢。
家里的米面油，他吃得比誰都香；水電費，他用得理所當然。哪怕是感冒發燒買個藥，他都會站在藥店門口，雙手插在袖筒里，等著我掏錢付款。
更過分的是，他雖然不掏錢，卻還“要錢”。
每個月，他都會找我要幾十塊錢零花錢。理由五花八門：買煙葉、買鞋墊、買膏藥。錢不多，一次五十一百的，但在我和王芳背負著房貸、車貸、孩子補習費的重壓下，這每一筆支出都像是在割肉。
2015年，兒子上小學，需要交一筆擇校費，家里還差兩萬塊。
那天晚上，飯桌上的氣氛壓抑到了極點。王芳把碗摔得叮當響，指桑罵槐：“有些人啊，光長嘴不長心，看著家里難成這樣，手里攥著棺材本也不肯拿出來救急。”
大伯端著飯碗的手抖了一下，他沒抬頭，只是默默地把碗里的白飯扒進嘴里，連菜都沒夾。
晚飯后，我走進次臥。大伯正坐在床邊，用一塊破布擦拭那個從不離身的木箱子。
“大伯，”我咬了咬牙，開口道，“家里……確實緊手。您要是手里有寬裕的，能不能先借我點？以后我一定還。”
大伯動作停住了。他抬起頭，那雙眼睛在昏暗的燈光下顯得渾濁而深邃。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個木箱子，最后搖了搖頭。
“強子，大伯沒錢。”
那一刻，我心里的火“騰”地一下就上來了。沒錢？一個干了一輩子活的老木匠，連幾萬塊積蓄都沒有？誰信？
“行，您沒錢。”我冷冷地丟下一句，轉身摔門而去。
從那天起，我對大伯僅存的那點親情，也慢慢磨沒了。
接下來的幾年，我們和大伯之間形成了一種詭異的默契——冷戰。
王芳不再給他好臉色，甚至不再給他做早飯。大伯也不惱，每天早上自己啃兩個冷饅頭，喝兩口涼白開，然后背著手出門。
他每天都在外面晃蕩，直到天黑才回來。沒人知道他去哪了，也沒人關心。有時候看見他在小區垃圾桶旁邊轉悠，王芳就嫌惡地把窗簾拉上：“丟死人了，讓鄰居看見還以為我們虐待老人。”
2018年，我遭遇了中年危機。公司裁員，我失業了。
那是家里最黑暗的一段日子。房貸要還，孩子補習班要交錢，雙方父母還要贍養。我每天跑人才市場，晚上開滴滴，累得像條狗，回到家還要面對王芳的哭訴和大伯那張木然的臉。
有一天晚上，我喝醉了酒回家。看見大伯正蹲在陽臺上，借著月光修補一把破椅子。那是把不知從哪撿來的爛椅子，他修得全神貫注。
酒精上頭，我積壓多年的委屈爆發了。
“修修修！就知道修這些破爛！”我沖過去，一腳踢飛了那把椅子，“家里都要揭不開鍋了！你能不能別添亂？這十年，你哪怕往家里拿回來一袋米也行啊！你是不是覺得我欠你的？”
大伯被我嚇了一跳，整個人縮在墻角，像個做錯事的孩子。他囁嚅著嘴唇，想說什么，卻發不出聲音。
“滾！都給我滾！”我吼完，癱倒在沙發上嚎啕大哭。
第二天酒醒，我有些后悔，但并沒有道歉。大伯也沒提這事，只是變得更加沉默了。他出門的時間更長了，有時候甚至很晚才回來，身上帶著一股更重的酸臭味。
王芳說：“他在外面撿破爛呢，攢私房錢呢。”
我冷笑：“攢吧，帶進棺材里去。”
時間一晃到了2023年。大伯80歲了。
那個冬天特別冷，大伯在一場流感中倒下了。原本硬朗的身體像被抽去了筋骨，迅速垮塌。他癱瘓在床上，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
這成了壓垮我們家的最后一根稻草。
王芳雖然嘴上罵得兇，但心腸軟，還是每天給他擦身子、換尿布。只是每次換完，她都會在客廳里紅著眼圈罵：“這就是個討債鬼！上輩子造了什么孽！”
大伯似乎也知道自己討人嫌。他盡量少吃少喝，想少上一幾次廁所。他躺在床上，整天盯著床底下發呆。我知道，他在看那個木箱子。
臨終前那個晚上，回光返照。
大伯突然有了精神，招呼我過去。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手像枯樹枝一樣抓著我的袖子。
“強子……”他聲音微弱，像是風箱在拉動，“大伯……要走了。不給你們……添麻煩了。”
我心里五味雜陳，看著這個在我家住了十年的老人，竟然說不出一句挽留的話。
“床底下……”他指了指下面，“那個箱子……給你。”
我點點頭，敷衍道：“行，我知道了，您歇著吧。”
大伯眼里閃過一絲急切，似乎還想說什么，但他太累了。他的手慢慢松開，渾濁的眼睛望著天花板，最后定格在一個虛無的點上。
凌晨三點，大伯走了。
葬禮辦得很草率。王芳心疼錢，一切從簡。火化完，把骨灰盒寄存在公墓，我們就回家了。
一進家門，那種壓抑了十年的氣氛似乎瞬間消散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空蕩蕩的死寂。
“把次臥收拾出來吧，”王芳一邊換鞋一邊說，“把那些破爛都扔了，那個床也扔了，味兒太大。給兒子弄個書房。”
我默默地走進次臥。大伯走了，但他留下的味道還在。墻角的旱煙袋，窗臺上的老花鏡，還有床底下那個他守了十年的木箱子。
我費力地把那個木箱子拖了出來。
箱子很沉，不知道是什么木頭的，上面刷著厚厚的清漆，邊角包著銅皮，已經磨得锃亮。一把老式的大鐵鎖掛在上面，鎖孔都生銹了。
“這破玩意兒還要鎖？”王芳拿著掃把走進來，看見箱子，嫌棄地皺起鼻子，“趕緊扔了，指不定里面裝的一箱子爛木頭還是什么臟衣服。”
我也以為是些木匠工具，或者他撿來的破爛。這十年來，他像防賊一樣防著我們碰這個箱子，我想不出這有什么值得保密的。
“打開看看吧，萬一有點什么證件。”我說著，去工具箱找了把錘子。
“能有什么？我就不信他還能攢下金條？”王芳嗤笑一聲。
我舉起錘子，對準那把銹跡斑斑的鐵鎖，狠狠地砸了下去。
“哐！”第一下沒砸開。“哐！”第二下，鎖梁變了形。“哐！”第三下，鎖開了。
我深吸一口氣，伸手掀開了沉重的木蓋子。
那一瞬間，時間仿佛凝固了。
王芳手里的掃把“啪嗒”一聲掉在地上。
我也僵在了原地，喉嚨里像是被什么東西堵住，發不出一絲聲音。
箱子里沒有爛木頭，沒有臟衣服，也沒有我想象中的廢銅爛鐵。
映入眼簾的，是整整齊齊、碼放得像磚頭一樣的一包包東西。
每一包都用舊報紙裹得嚴嚴實實，外面纏著麻繩，上面用毛筆歪歪扭扭地寫著日期和數字。
一股陳舊的紙張味撲面而來。
我顫抖著手，拿起最上面的一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