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你還記得我嗎？”那個男人站在省城賓館的走廊里，頭發花白，西裝筆挺，眼神里有一種說不出的緊張。
我盯著他看了很久。三十五年過去了，歲月在每個人臉上都刻下了痕跡，但有些東西是改變不了的。比如眼角的那顆痣，比如說話時習慣性的手勢。
“陳志華。”我說出了這個名字。
他的身體明顯顫了一下，嘴唇動了幾次，最后只說出兩個字：“是我。”
空氣突然安靜下來。走廊里的空調發出嗡嗡的聲音，就像三十五年前那個春天，軍校宿舍里的風扇。那時我們還年輕，以為人生就是一條直線，從起點到終點，簡單明了。可是現在我知道了，有些路要繞很大的彎，有些真相要等很久才能浮出水面。
那件事改變了我的一生。1981年的春天，我被軍校開除，罪名是偷竊。偷的是陳志華的五十塊錢。那是我這輩子最屈辱的經歷，也是我最大的謎團。
現在，這個謎團的關鍵人物就站在我面前。
1980年的秋天，我提著一個破舊的帆布包走進了陸軍指揮學院的大門。
我叫林澤，河南駐馬店人，十八歲。父親林大海是村里的生產隊長，母親常年臥床，家里窮得叮當響。能考上軍校，是我們全家的光榮，也是我改變命運的唯一機會。
宿舍在三樓，一間房住四個人。我是最后一個到的。其他三個室友已經熟悉了，正圍坐在一張小桌子旁聊天。
“你就是林澤吧？”一個高個子男生站起來，“我是陳志華，北京的。”
他長得很精神，說話的腔調帶著北京味。我能看出來，他家里條件不錯。床上鋪著嶄新的被褥，桌上擺著幾本厚厚的書，還有一臺收音機。
“我是孫大山，哈爾濱的。”另一個結實的男生憨厚地笑著，“以后我們就是室友了。”
第三個男生個子不高，戴著眼鏡，看起來很精明：“趙明陽，南京的。聽你口音，河南人？”
我點點頭，把包放在唯一空著的床位上。那是靠門口的下鋪，位置不太好，但我沒有選擇。
“河南來的啊，那地方窮。”陳志華隨口說了一句，然后可能覺得不太合適，又補充道：“不過能考上這里，說明你有本事。”
我沒有接話。從小到大，我聽過太多這樣的話。窮是事實，我不需要為此感到羞恥，但也不想多解釋什么。
那天晚上，熄燈后大家躺在床上聊天。陳志華講北京的故事，孫大山說東北的風雪，趙明陽談江南的風景。輪到我時，我只是簡單說了幾句家鄉的麥田和河流。
“你話真少。”陳志華在黑暗中說。
“習慣了。”我回答。
其實我不是不愿意說話，只是覺得自己沒什么值得炫耀的東西。我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一個村莊，一片麥田，還有父母殷切的期望。
入學后的日子過得很快。白天上課訓練，晚上自習。我的成績一直很好，體能訓練也不差。雖然室友們偶爾會因為我的口音開玩笑，但總體上大家相處得不錯。
陳志華這個人很復雜。他有時候顯得高傲，有時候又很熱情。他會在我數學題不會時主動幫忙，也會在食堂排隊時給我留位置。但偶爾，我能感覺到他眼中有一種說不清的東西。
孫大山最簡單，心直口快，從來不藏著掖著。他力氣大，訓練時經常幫助其他同學。每次我們宿舍搞衛生，最臟最累的活都是他干。
趙明陽最聰明，什么事都看得透。他經常能猜到教官的心思，知道哪些規矩是認真的，哪些只是說說而已。和他聊天，總能學到一些在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
那個冬天特別冷。宿舍里沒有暖氣，晚上蓋著軍被還是凍得打哆嗦。陳志華的家人給他寄來了電熱毯，他主動提出大家輪流用。那段時間，我們四個人的關系特別好。
春節放假，其他三個人都回家了，我因為路費不夠留在學校。那個年過得很安靜，只有值班的教官和幾個家遠的同學。我在圖書館里看書，在操場上跑步，在宿舍里給家里寫信。
陳志華初七就回來了，比規定時間早了三天。
“家里太鬧騰。”他解釋道，“還是學校安靜。”
他給大家帶了禮物，我的是一本《孫子兵法》。
“你適合看這個。”他說，“沉穩，有韌勁。”
我翻開書，扉頁上寫著一行字：愿林澤兄弟前程似錦。落款是陳志華的名字，字寫得很漂亮。
那時我以為，我們會是一輩子的朋友。
1981年的春天來得特別早。三月底，柳樹就綠了，學校組織了一次春游活動。
目的地是石家莊郊外的一個公園。全年級兩百多個學員，分成幾十個小組，每組配一個教官。我們宿舍四個人被分在同一組。
那天天氣很好，陽光明媚，微風輕拂。公園里游人不多，大部分都是我們學校的學員。大家分散活動，有的爬山，有的劃船，有的在草地上打牌聊天。
我們四個人選擇了爬山。山不高，半個小時就到了山頂。站在山頂往下看，整個石家莊城盡收眼底。
“畢業后不知道會分到哪里去。”趙明陽說，“希望別分到太偏遠的地方。”
“我想去邊疆。”孫大山說，“那里更需要軍人。”
“我無所謂。”我說，“哪里都一樣，為人民服務。”
陳志華沒有說話，只是望著遠方。過了一會兒，他說：“我爸說了，畢業后想辦法調回北京。”
這話說出來，氣氛有些尷尬。大家都知道陳志華家里有關系，但他平時很少提起。
下山后，我們在湖邊找了個地方吃午餐。每人帶了一個飯盒，里面是食堂準備的盒飯。陳志華還帶了一包點心，是他媽媽做的，分給大家吃。
“我媽做的桃酥，你們嘗嘗。”他說。
點心很香，比食堂的飯菜好吃多了。我們邊吃邊聊，氣氛又輕松起來。
下午的時候，陳志華說他累了，想在湖邊休息。其他人繼續游玩，他就一個人坐在石頭上，有時看書，有時發呆。
我注意到他把錢包放在身邊的包里。那個錢包是真皮的，看起來很貴。他偶爾會打開看看，里面的錢用紅紙包著，挺厚的一疊。
返校的路上，陳志華顯得很興奮，和大家有說有笑。他說今天玩得很開心，這樣的活動應該多組織幾次。
回到宿舍后，大家都累了，早早就洗漱睡覺了。我記得很清楚，陳志華把錢包放在了枕頭下面，這是他的習慣。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陳志華突然臉色大變。
“我的錢沒了！”他聲音很大，把正在洗漱的我們都嚇了一跳。
“什么錢？”孫大山問。
“我錢包里的五十塊錢，用紅紙包的那些！”陳志華翻箱倒柜地找，“昨天晚上還在，今天早上就沒了！”
五十塊錢在1981年不是小數目，相當于普通工人兩個月的工資。對于我們這些學員來說，更是一筆巨款。
“會不會是你記錯了？”趙明陽問。
“不可能！”陳志華很肯定，“就是五十塊錢，我爸給的生活費，用紅紙包著。我記得清清楚楚。”
宿舍里的氣氛一下子變得緊張起來。大家面面相覷，都不知道說什么好。
“要不要報告教官？”孫大山問。
“先找找看，可能掉在什么地方了。”我說。
我們四個人把宿舍翻了個遍，床下、柜子里、書桌抽屜，每個角落都找了，就是找不到那五十塊錢。
陳志華的臉色越來越難看。他坐在床邊，雙手抱著頭，一句話也不說。
“會不會是昨天春游時掉了？”趙明陽猜測。
“不可能。”陳志華抬起頭，“昨天回來我還看過，錢就在錢包里。”
這句話說出來，宿舍里更安靜了。大家都明白這意味著什么。
如果錢確實在昨天晚上還在，今天早上就沒了，那么只有一種可能：是宿舍里的人拿的。
這個推斷太可怕了。我們四個人一起生活了大半年，雖然偶有矛盾，但總體上關系很好。誰會做出這種事？
“我們都冷靜點。”我說，“先想想其他可能性。”
但是大家都想不出其他可能性。宿舍的門晚上是鎖的，窗戶在三樓，不可能有外人進來。值班教官晚上查房時，大家都在睡覺。
最后，陳志華決定報告教官。
消息傳開后，整個學員隊都知道了。三年級二班四號宿舍丟了錢，而且數額不小。
教官很重視這件事。偷竊在軍校是嚴重的違紀行為，一經查實，輕則記過處分，重則開除學籍。
負責調查的是我們的區隊長劉教官，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軍官，平時很嚴厲，但處事公正。
他把我們四個人單獨叫去談話，每人一次，了解情況。
輪到我時，我如實告訴了他自己知道的情況。陳志華確實有五十塊錢，用紅紙包著，放在錢包里。昨天春游回來后，他把錢包放在枕頭下面。今天早上錢就不見了。
“你懷疑誰？”劉教官問我。
“我不懷疑任何人。”我說，“我們四個人關系都很好，不會有人做這種事。”
“那你覺得錢會去哪里？”
“我不知道。可能有我們沒想到的情況。”
劉教官點點頭，讓我回去了。
調查進行了三天。教官找每個人都談了話，還查看了宿舍的每個角落，甚至連床板下面都沒放過。
第三天下午，劉教官再次召集我們四個人。
“經過調查，我們有了新發現。”他嚴肅地說，“在林澤的床下，我們發現了這個。”
他拿出一個紅紙包，里面包著一疊錢。
我的腦子嗡的一聲，整個人都懵了。
“這不是我的！”我脫口而出，“我沒有拿過陳志華的錢！”
“錢就在你床下。”劉教官說，“而且數額正好是五十塊。”
“可這不是我拿的！”我急了，“劉教官，您相信我，我真的沒有拿過任何人的錢！”
“那你怎么解釋這些錢的來源？”劉教官問。
我張了張嘴，不知道該怎么回答。這些錢確實是我的，是家里寄來的學費。但是我找不到匯款單了，也不知道怎么證明。
“這是我家里寄來的錢。”我說，“我爸賣了家里的豬才湊夠的。”
“有匯款單嗎？”
“丟了。”我的聲音很小。
“為什么也用紅紙包著？”
我說不出話來。用紅紙包錢是我們那里的習慣，但這個巧合實在太不合適了。
“林澤，你還有什么要說的嗎？”劉教官問。
我看著其他三個室友。孫大山眼中有同情，但也有疑惑。趙明陽皺著眉頭，顯然在思考什么。陳志華的表情最復雜，有憤怒，有失望，也有一種說不清的糾結。
“我真的沒有拿過陳志華的錢。”我最后說了這么一句。
但是證據確鑿，我無法解釋床下為什么會有同樣用紅紙包著的五十塊錢。
消息傳開后，整個學校都在議論這件事。
有人說早就看出來了，林澤家里窮，肯定會動歪心思。有人說想不到，平時看起來挺老實的一個人。還有人說，越是平時不說話的人，越要小心。
我走在校園里，感覺所有人都在用異樣的眼光看我。食堂里，原本和我一起吃飯的同學開始躲著我。課堂上，老師點名時語氣都變得冷淡。
最難受的是宿舍里的氣氛。
孫大山試圖保持正常，但說話時明顯小心翼翼。趙明陽變得更加沉默，經常一個人坐在桌前看書，不參與我們的談話。陳志華最直接，他幾乎不和我說話，偶爾目光相遇，他也會立刻移開。
“林澤。”有一天晚上，孫大山突然開口，“你真的沒有拿志華的錢？”
我停下手中的筆，看著他：“大山，我們認識這么久了，你覺得我是那種人嗎？”
孫大山猶豫了一下：“我相信你的人品，但是...證據...”
“證據可能有問題。”我說，“但我確實沒有拿過任何人的錢。”
“那你床下的錢是怎么來的？”
“我說了，是家里寄來的。”
“可是你沒有匯款單。”
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匯款單確實丟了，我記得是放在書里的，但翻遍了所有書都找不到。
“大山，如果我真的偷了志華的錢，我會蠢到放在自己床下嗎？”我問。
孫大山想了想，點點頭：“這倒也是。”
但是這種質疑改變不了什么。學校的調查結論很明確：林澤偷竊同學財物，數額較大，影響惡劣，給予開除學籍處分。
處分決定下來的那天，我坐在宿舍里，看著那張蓋著紅章的紙，感覺整個世界都塌了。
十八歲的我，第一次體會到什么叫絕望。不是因為被開除，而是因為清白被玷污。
“林澤。”陳志華突然開口，“如果你愿意承認，我可以請我爸找人說情，爭取從輕處理。”
我抬起頭看著他。他的表情很復雜，有憤怒，有同情，還有一種我看不懂的糾結。
“我沒有拿過你的錢。”我平靜地說，“永遠沒有。”
陳志華張了張嘴，最終沒有再說什么。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睡不著。明天我就要離開這里，離開我夢寐以求的軍校，帶著偷竊犯的罪名回到家鄉。
我想起父親聽到我考上軍校時的笑容，想起母親為我準備行李時的忙碌，想起村里人羨慕的眼光。現在這一切都要變成恥辱和失望。
孫大山在睡前偷偷塞給我二十塊錢。
“路費。”他小聲說，“我相信你是清白的。”
我的眼眶發熱，但流不出淚來。
坐在回家的火車上，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車窗外是華北平原的春景，麥田綠油油的，楊樹剛剛發芽。這些景色以前讓我覺得親切，現在卻讓我感到陌生。我不知道怎么面對家人，不知道怎么面對鄉親們。
火車很慢，一站一站地停。每一站都有人上下車，有人歡聲笑語，有人離別不舍。我坐在角落里，感覺自己和這個世界格格不入。
到駐馬店時已經是傍晚。我拖著行李走出車站，看到了等在那里的父親。
父親老了許多，頭發白了一大片，背也彎了。看到我出來，他快步走過來，想說什么，但張了張嘴，什么也沒說出來。
“爸。”我叫了一聲。
“回來了。”父親接過我的行李，“走吧，回家。”
路上父親一直沒說話。我知道他想問什么，但不知道怎么開口。
到家時，母親正坐在院門口等我們。看到我，她站起來，眼中滿含淚水。
“我的兒啊。”母親走過來，顫抖著手摸我的臉，“瘦了。”
那天晚上，一家三口坐在昏黃的油燈下吃飯。桌上只有簡單的菜，一碗白菜湯，幾個玉米面饅頭，還有一小盤咸菜。
“學校那邊...到底是怎么回事？”父親終于開口問。
我把事情的經過說了一遍。父親聽完，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
“胡說八道！我的兒子我還不了解？絕對不會做那種事！”
“爸，現在說什么都晚了。”我說，“證據確鑿，我申辯不了。”
“什么證據確鑿？”父親氣憤地說，“那錢明明是咱家寄給你的學費！”
“可是我找不到匯款單了。”
“匯款單在這里。”母親從柜子里拿出一張紙，“你爸寄錢時，郵局給了兩張，他留了一張。”
我接過匯款單，手都在發抖。這張紙早一個月出現，我就不會有這些麻煩。但是現在，一切都晚了。
消息很快傳遍了全村。有人同情，有人質疑，也有人幸災樂禍。
“林大海家的兒子讓軍校開除了，說是偷了別人的錢。”
“不會吧？那孩子平時看著挺老實的。”
“人不可貌相啊。再說家里那么窮，難保不會動歪心思。”
“可憐林大海了，好不容易出了個軍校生，結果...”
這些話像刀子一樣割著我們全家的心。父親在村里抬不起頭，母親的病情也加重了。
最讓我痛苦的是，原本說好的婚事也告吹了。
女孩叫王秀芳，是鄰村的，我們從小認識。我考上軍校后，兩家人商量著等我畢業就結婚。現在這個計劃徹底泡湯了。
王秀芳的父親親自上門退親。
“林大海，不是我看不起你家，實在是這事太丟人了。我女兒不能嫁給一個小偷。”
父親漲紅了臉：“我兒子不是小偷！”
“那學校為什么開除他？總得有原因吧？”
父親說不出話來。
那天夜里，我聽到父親在房間里哭。這個在我心中頂天立地的男人，第一次在我面前表現出脆弱。
我知道自己必須振作起來。不管外人怎么看，我都要證明自己的清白，證明父母沒有白養我。
被退學后的日子很難熬。我在村里待了幾個月，幫父親干農活，照顧母親。但我知道這不是長久之計。
村里的閑話沒有停過。有些人見到我，眼中明顯有輕蔑。有些人假裝關心，實際上是來看熱鬧的。
“林澤啊，你現在有什么打算？”村支書是個好心人，私下里和我談過幾次。
“想重新參軍。”我說。
“那件事會不會有影響？”
“應該沒有檔案記錄。”我說，“而且我是清白的。”
村支書點點頭：“我相信你。如果需要證明，我可以給你開。”
那年秋天，縣里征兵。我瞞著家里的情況，報了名。
體檢很順利，政審也沒有問題。1982年春天，我穿上了軍裝。
這次我分到了一個工程兵團，駐地在川西。那里山高路險，條件艱苦，但我一點都不在乎。能重新當兵，就是最大的幸福。
新兵連的生活很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步、訓練、學習，晚上很晚才睡覺。但我覺得充實。這里沒有人知道我的過去，沒有人用懷疑的眼光看我。
班長是個河北人，叫張衛東，比我大五歲。他看我訓練刻苦，學習認真，對我很好。
“小林，你文化程度不錯，有沒有興趣考軍校？”有一天他問我。
我心一跳：“軍校？”
“對啊，你這個水平，考個軍校不成問題。”
我沒有立刻回答。軍校對我來說，既是夢想，也是噩夢。
“考慮考慮。”張班長說，“機會難得。”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我想起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的大門，想起宿舍里的兄弟，想起那個改變我命運的春天。
如果再次考上軍校，我能證明自己嗎？我能走出陰霾嗎？
最終，我決定試一試。
1985年夏天，我參加了軍校招考。這次考的是昆明工程兵學院，專業是工程機械。
成績出來時，我排在第三名。
拿到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我的眼眶發熱。這張紙對別人來說可能只是一張紙，對我來說卻是重新開始的機會。
走的那天，張班長來送我。
“小林，好好干。將來當了軍官，別忘了我們這些當兵的。”
“班長，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的。”我說。
火車啟動時，我回頭看著那座大山。這里是我重新開始的地方，也是我找回自信的地方。
昆明工程兵學院和石家莊的那所學校完全不同。
這里的學員大多是從部隊考來的，年齡比較大，經歷也比較豐富。大家更成熟，更實用，沒有那么多年輕氣盛的沖動。
我的室友只有兩個。一個叫魏國強，山西人，在部隊當了三年坦克兵。另一個叫李春生，湖南人，原來是工程兵連長。
魏國強話不多，但人很踏實。李春生見過世面，什么都懂一些。我們三個人相處得很好，沒有什么矛盾。
在這里，我學會了隱藏過去。當別人問起我之前在哪里時，我只說在川西當兵，從來不提軍校的事。
四年的學習很充實。我們學工程機械，學爆破技術，學橋梁建設，還要實地操作各種設備。我的成績一直很好，每年都拿獎學金。
畢業時，我被分配到云南邊境的一個工程兵團。那里正在修建一條重要的公路，需要大量技術人員。
團長是個四十多歲的老軍人，叫段正國。他看過我的檔案，對我印象不錯。
“小林，聽說你在昆明學院成績很好，專業技術過硬。”
“報告團長，我會努力工作的。”
“好，我把你分到三營，當副營長。雖然剛畢業，但你有技術，部隊需要你這樣的人才。”
副營長，這個職位讓我意外。剛畢業就當副營長，在當時是很少見的。
三營的營長叫黃海軍，是個實干家。我和他配合得很好，他負責行政管理，我負責技術指導。
那條公路修了三年。三年里，我們炸過山，架過橋，鋪過路面，裝過涵洞。我從一個書生變成了真正的工程兵。
1992年，黃海軍調走了，我接任營長。那一年我二十九歲。
接任營長后，我的工作更忙了。除了技術工作，還要管理全營二百多個兵。我制定了嚴格的訓練計劃，也建立了完善的管理制度。
“林營長，你管理有一套。”段團長夸獎我，“這個營在你手里確實有起色。”
我知道自己為什么這么拼命。我要證明自己，證明那個被冤枉的少年是清白的，是有能力的。
1995年，我結婚了。妻子叫陳婉如，是軍醫院的醫生，比我小三歲。她是四川人，溫柔善良，知書達理。
婚禮很簡單，就在部隊的禮堂里舉行。來的都是戰友和同事，沒有太多的親戚朋友。
新婚之夜，婉如問我：“林澤，你以前是不是有什么心結？”
“為什么這么問？”
“你總是很拼命，像在證明什么。”
我猶豫了一下，決定把過去的事告訴她。說完后，我緊張地等待她的反應。
“你受委屈了。”婉如抱著我，“但是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我相信你是清白的。”
有了婉如的支持，我感覺輕松了許多。雖然心結還在，但至少有人理解我，相信我。
1997年，兒子出生了，取名林小宇。看著這個小生命，我暗暗發誓，一定要給他創造一個好的環境，不讓他承受我曾經承受過的痛苦。
進入新世紀后，軍隊現代化建設加快，對技術人員的需求更大。我憑借扎實的專業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得到了更多的機會。
2000年，我調任團副團長。2003年，升任團長。2008年，調到省軍區任副司令員。
每一次提拔，我都感到責任的重大。我知道自己能走到今天，不僅僅是因為能力，更因為從來不敢松懈。
那段屈辱的經歷，雖然痛苦，但也鍛煉了我的意志。我比別人更能吃苦，更能承受壓力，也更珍惜來之不易的機會。
在省軍區工作期間，我參與了多項重大工程建設。汶川地震后的重建工作，我帶隊在災區待了半年。那些日子很辛苦，但很有意義。
“林副司令，你這次表現出色，上級很滿意。”司令員對我說，“有可能會提拔。”
2010年，我被授予上校軍銜。授銜儀式上，我看著肩章上的金色橄欖枝，想起了十八歲時的夢想。雖然經歷了那么多彎路，但最終還是實現了。
婉如和小宇都來參加了儀式。婉如流淚了，小宇興奮地說：“爸爸真帥！”
那一刻，我覺得所有的委屈和痛苦都是值得的。
但是，心中的那個結始終解不開。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我還是會想起那個春天，想起陳志華，想起那五十塊錢。
我到底是被人陷害的，還是真的有什么地方搞錯了？陳志華現在在哪里？他是否還記得當年的事？
這些問題沒有答案，只能埋在心里。
時間一年一年過去，我的頭發開始變白，臉上出現了皺紋。小宇長大了，考上了大學，學的是計算機專業。他很聰明，也很懂事，從來不讓我們操心。
2014年，我開始準備退役。按照規定，我這個年齡應該轉業了。
“爸，你退役后想做什么？”小宇問我。
“回老家，辦個企業。”我說，“搞建筑，我懂這個。”
“那挺好的，可以為家鄉建設做貢獻。”
我點點頭。其實，我還有一個想法沒有說出來。我想回到石家莊，看看那所軍校，看看是否能找到當年的同學。
不是為了報復，也不是為了澄清，只是想知道真相。
2015年春天，省里組織了一次退役軍官座談會。主題是軍民融合發展，邀請了一些即將退役的軍官和地方企業家參加。
會議在省城最好的賓館舉行。參會的有一百多人，既有軍方代表，也有企業界精英。
我坐在第三排，認真聽著臺上的發言。發言者大多是成功人士，講述著自己的創業經歷和對軍民融合的看法。
輪到一個中年男人發言時，我突然感覺有些不對勁。那個人的聲音很熟悉，但又說不出在哪里聽過。
我抬頭看去，發言者是一個五十多歲的中年男人，頭發花白，穿著一套明顯不合身的西裝，看起來很拘謹。他的聲音有些顫抖，顯然不太習慣在這樣的場合講話。
“我是...我是原來的軍人，現在在一家小公司做...做業務員。”他結結巴巴地說，“我想說的是，軍民融合對我們這些...這些普通人也很重要...”
他的發言很短，也很不流暢，臺下有人小聲議論，顯然對他的表現不太滿意。
陳志華！
我的心臟猛地跳了一下，整個人都僵住了。三十四年了，我終于又聽到了這個名字。
我仔細看著臺上的那個人。雖然時間過去了很久，但我還是能認出來，那就是我的室友陳志華。眼角的那顆痣還在，說話時的手勢也沒有變。
他現在是企業家，看起來很成功。我不知道他是否還記得當年的事，是否還記得我這個被冤枉的室友。
會議結束后是茶歇時間。我猶豫了很久，最終決定去和他打個招呼。
我走到他身邊時，他正一個人坐在角落里，手里拿著一杯白開水，看起來很孤單。聽到腳步聲，他抬起頭，眼中先是疑惑，然后是震驚，接著是恐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