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齊洲：我的童年

童年是人生的起點，童年是命運的演練，童年是幻想的搖籃，童年是記憶的港灣。我的童年既豐富多彩，又詭譎奇幻。

作者近照

農歷辛卯年六月二十日（公元1951年7月23日）午時，我出生在湖北省洪湖縣花古鄉八溝長松垸一戶農民家庭。

俗話說：“有福之人六月生，無福之人六月死。”六月出生，窮人不會因缺少衣衾而受凍，自然算有福了。而六月去世，富人也會因擔心尸體腐敗而迅速下葬，等不及所有親人來送別，難免會留下遺憾。

我是幸福的。我的出生給家庭帶來了歡樂，尤其對我母親是巨大的安慰。母親在生我之前生養了11個子女，其中有7個兒子，卻一個也未存活下來，據說一年內曾有3個兒子先后去世，她差點哭瞎了雙眼。父親氣得將奶奶供奉的菩薩偶像扔進了廁所里，恨它沒有保佑我們家的平安。

洪湖縣是水鄉澤國，血吸蟲多，瘧原蟲厲害，許多小孩都是因染上血吸蟲病或瘧疾而死亡，當時社會公共衛生之差可以想見。

我前面的兩個姐姐能夠存活下來，也是因為她們出生在解放前不久，等到她們能夠自由活動時，社會公共衛生在新中國各級政府的治理下已經初見成效，使得她們沒有受到致命疾病的威脅。我們從內心里感謝共產黨創建的新中國，不然，我們大概率也難以存活下來。

我是幸福的。我在這個溫馨無比的家庭受到了無微不至的照顧。除了母親對我的精心照料外，還有我奶奶的全身心陪伴。

后來母親對我說，我吃她的奶吃到了三歲。那當然不是說我靠她的奶水長到三歲，而是她不忍心讓我斷奶，到三歲還讓我吃奶，大概也是我的心理需要和她的心理安慰吧。

兩個姐姐大我不多，大姐大我四歲半，小姐大我不足三歲，她們不僅能夠給我一些照顧，什么事都護著我，更重要的是能夠陪伴我快樂成長，讓我感到安全和愜意。

與大姐王珍安在洪湖縣城留影

父親雖然常年不在家，但每月總能回家幾次，給予這個家庭足夠的支持和力量。我們家里聽不見高聲喧嘩，沒有打人罵人的事情發生，幾姊妹也從來不說臟話狠話，整個家庭充滿了自由而快樂的氛圍，生活在這樣的家庭里自然是幸福的。

然而，天有不測風云，在我半歲的時候，突然天降橫禍，差點將我送上了絕路。

1951年年底，洪湖縣進行土改，劃分階級成分。我們家因為有幾畝旱地和幾畝水田，又有雇工現象，所以被劃定為地主成分。

按照規定，凡是被定為地主成分的，家庭財產包括地產和房產一律沒收，分配給貧雇農。于是，我們家被土改工作組查封了房子，貼上封條，母親和奶奶領著我和兩個姐姐只能帶上生活日用品離開自己的家。

本來，附近有我們的親戚，定為地主后，誰也不敢接納我們，怕受到牽連；我們也沒有想到要投奔親戚，怕讓親戚為難。母親和奶奶利用準備過冬用作柴禾的高粱桿、棉梗、稻草等，搭起一個臨時窩棚，將全家人安頓進去，晚上算是有落腳睡覺的地方。

我大姐當時接近五歲，后來多次向我說起她從我們家大門縫里鉆進去檢雞蛋的情景。因為她聽到母雞下蛋后“咯咯大”的叫喚聲，就毫不猶豫地鉆進大門上貼有封條的家里，檢了雞蛋出來交給母親，好讓母親吃了蛋后有奶喂我，并不覺得有什么危險。每當她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就感嘆唏噓不已。

2018年，趙溝村、長松村、八溝村合并為趙八溝村

幸好，這樣難熬的日子并不長。幾天以后，土改工作組將我們家的成分改了，定為中農，原來查封的所有財產全部歸還。母親、奶奶帶著我們幾姊妹回到了家里，算是虛驚一場。

這種戲劇性變化發生在洪湖縣與沔陽縣進行溝通之后。根據當時規定，定為地主成分的要將戶主緝拿，令其交代剝削壓迫貧雇農的罪行，交給貧雇農們進行審判。

我家定為地主后，自然要緝拿我父親。然而，我父親不在家，而是在沔陽縣張溝鎮糧食購銷所任所長，是國家干部。當洪湖縣土改工作組派人到沔陽縣糧食局聯系，要帶我父親回洪湖時，介紹了他們認定我家為地主成分的理由。

按照我家田地畝數，是達不到劃分地主成分標準的，但由于我父親長年不在家，家中只有母親和奶奶兩個小腳女人，不算正規勞動力；由于她們都是小腳，不能從事水田勞作，農忙時會請一些親戚朋友來幫忙，構成了雇工現象。根據這些事實，土改工作組劃定我家成分為地主。

我父親提出了申訴，認為自己為黨工作，不能不算勞動力；農忙時來幫忙的都是親戚朋友，是勞動協助，不是雇工剝削。

沔陽縣糧食局支持我父親的申訴，便通過沔陽縣委與洪湖縣委聯系，認為洪湖縣土改工作組認定事實有失誤，應該改劃我家成分。

洪湖縣委接受了這一意見，事情于是出現反轉，洪湖縣土改工作組撤銷了原來決定，改定我家成分為中農，我父親也沒有回家接受審判，我們又恢復了原來的生活。

父親古稀之年留影

從我家階級成分劃分的經歷來看，當時土改工作的成分劃定是嚴肅認真的，制訂的劃分標準也很明晰，執行起來很少人情因素。而有錯就改，也是土改能夠穩固推進、獲得絕大多數人認可的重要原因。

況且，通過土地改革，解決中國土地資源分配不均和多數農民長期無地或少地的痼疾，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千年夢想，乃是中國革命的巨大歷史功績，工作中偶有偏差是難以避免的。

因此，我們家對這段時間的折騰，沒有任何怨言。而我當時只有半歲，自然不會有任何記憶痕跡。

三歲的時候，我又經歷了一次磨難，比半歲時的磨難更加兇險。

1954年，長江全流域出現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洪湖縣多處江堤潰口，全縣一片汪洋。如果是解放前，不知有多少家庭會妻離子散，也不知有多少人會葬身魚腹。然而，在新中國洪湖縣人民政府強有力的組織領導下，有計劃地轉移安置災民，鄰近各縣也給予大力支持，并未發生大規模人員溺亡事件。

在大水淹沒我們家園之前，政府組織大家轉移，我們家被安排在沔陽縣派來支援洪湖災民的一條民船上，船老板是一個熱情爽朗的年輕人。我父親在張溝鎮糧所組織運送支援災民的糧食，忙得昏天黑地，連回家看一眼的時間也沒有。

50年代洪湖縣關于作好堤上供應點保衛工作的聯合指示通報

船老板駕船載著我們全家沿東荊河西上，進入漢江，準備送往政府指定的災民安置點。

一天傍晚，船停靠在漢江邊，船老板錨定了船，搭上跳板，讓我母親上岸生火做飯。母親帶著我的兩個姐姐一齊上岸，船上留下奶奶照顧我。

我見母親和姐姐都上了岸，趁奶奶沒注意，就偷偷出了船艙，踏上跳板準備上岸。跳板不寬，船又搖晃，我一下子就從跳板上掉進了漢江。我們后邊的一條船的老板發現了，大聲喊：“前面船的小孩掉水里了！前面船的小孩掉水里了！”

這時，我們的船老板正穿著短褲站在岸邊江水中背對著跳板洗澡，一回頭就發現了我撲騰的小腿，一把抓住提出了水面。

真是千鈞一發，驚心動魄。或是我命不該絕，哪怕再晚一秒，我也就葬身魚腹了。當時漢江水挺大，水流湍急，真掉下去了，肯定是連尸首也找不到的。奶奶已經嚇得癱倒在船上，母親上岸走得還不遠，聽到喊聲跑回來，抱著我痛哭起來……

從此以后，奶奶再也不敢離開我半步。船每次靠岸，奶奶就把我緊緊抱在懷里，生怕我再出事故。

可惜等我能夠記事時，奶奶已經離開了我們，至今我腦海里搜索不到奶奶的身影。所有這些事情，都是母親和姐姐們告訴我的，我則毫無印象。

大水退去，我們又回到家鄉，重建家園，開始了新的生活。在上學之前，我能夠記憶起來的事情不多。只記得母親不準我下河玩水，其他事情一律不干涉。兩個姐姐堅決貫徹母親的指示，將我盯得很緊很緊。

《洪湖縣水利志》

生長在水鄉的我，上中學之前居然不會游泳，這在當地男孩子里面絕無僅有，因此有人笑我是“旱鴨子”，我也只能任他們嘲笑，的確有些自慚形穢。直到進入洪湖一中讀書，我才在體育課上學會了游泳。

這段時間，我有深刻記憶的，是母親帶著我到父親的糧站去看望父親。

1957年下半年，我已滿6歲。

一天，母親對我說，她想帶我去看父親，問我肯不肯去。父親在沔陽縣工作，我從來沒有去看望過他。一是張溝鎮離我家有一二十里地，還要過東荊河，我可能走不了那么遠，那時除了走路，并沒有其他交通工具。二是父親每個月都會回來一兩次，我能夠見到他。

母親告訴我，不是到張溝，是到曉陽，比張溝近。我聽了很高興，便同她走到曉陽，中途也要渡過東荊河，但離家只有五六里地，不算遠。

當時父親從張溝糧所所長調到曉陽糧站做站長，曉陽糧站是張溝糧所的一個工作站，只有兩三名員工。

母親古稀之年留影

當時我不知道，父親因反右運動受了處分，雖然沒有定為“右派分子”，卻被定為犯有錯誤的“中右”（即有右派言論，還達不到戴帽的標準）載入檔案，被降職調到曉陽糧站。1979年為他平反，這項處分被撤銷，他才知道自己的檔案里載有“中右”這樣的處分記錄。

母親可能并不知道他究竟犯了什么錯，卻一定知道他心里不痛快，加上離家近了，才帶著我去看望他，顯然有安慰他的意思。我則什么都不知道，只記得在他那里吃到了“洋糖酥”，感覺好吃極了。

1958年春節剛過，我就上學了。不過，這個“學校”不是正規的學校，而是我堂兄文昌富辦的“義務學校”。

堂兄與我同祖父母，我們的祖父姓王，祖母姓文。祖父年幼喪母，童年喪父，15歲流落沔陽縣郭河鎮文家橋，被文家大戶收留做長工。由于勤勞善良又聰明能干，文家將他招贅為婿，生下了堂兄的父親和我的父親倆兄弟。

按照當地習俗，祖父領文家門戶，其子女都應該姓文，所以堂兄的父親叫文必明，我的父親叫文必祥。三代歸宗也是當地習俗，到我們這一代就應該歸宗姓王了。

為了延續文家香火，大房一支要有人世代姓文，于是他這個大房最小的兒子繼續姓文，我則歸宗姓王了。關于此事，我曾在《我的啟蒙老師文昌富》一文中談到過。

堂兄文昌富參加過抗美援朝，是一位通訊兵，在上甘嶺戰役中保證了通訊暢通，立有戰功。上甘嶺戰役結束后，他隨部隊轉戰元山，在一次戰斗中摔傷了腰椎。朝鮮停戰后回國，部隊領導看他尚有一些文化基礎，便安排他到第五步兵學校（信陽步校）學習，作為干部培養。

啟蒙老師文昌富

一次學習訓練時，他意外受傷，腰椎舊傷復發，不能動彈。在采取將全身捆綁在硬板床上一個多月的特殊治療后，他奇跡般恢復，可以下地行走。等到他回到學校，同學們都已畢業分配。部隊希望他留下繼續康復治療，他卻選擇了復原回家。在等待組織分配工作的期間，他自費辦起了“義務學校”。

其實，這個“義務學校”非常簡陋，只是借了一間民房的堂屋，放上兩張方桌，加上七八條長凳，每個方桌圍坐三四個孩子。

入學讀書的都是村里沒上學的小孩，有男有女，不僅不交學費，書本費也是堂兄提供。學生只學語文、算術兩門課程，學完了就換新課本。結果我一個學期就把一年級四冊課本全學完了。

8月下旬，堂兄被安排去做洪湖縣汊河區人民武裝部干事，他走了，學校只能停辦。我們五六個孩子被轉到國家公辦學校八溝小學學習，經過考試，我被安插到二年級，開始了正規的學校學習生活。

八溝小學是所全日制初級小學，包括一至四年級，課程設置完整，老師配備也較齊全。學生在學校除學習文化知識外，還經常參加一些簡單的生產勞動。我參加過學校組織的檢稻穗、拾麥子、摘棉花和剝棉梗皮等一些力所能及的農活。學校的建設、維修，有時也安排學生參加。

《洪湖縣代市公社教育簡志》

記得學校組織三年級學生搬磚，班主任把我們排成一條長龍，采取面對面傳遞的方法，速度提高了不少。

我前面的一個同學傳給我的磚掉地下了，我去檢，正當我抬起頭來，他的第二塊磚到了，眼睛并未看我，結果磚角撞到我的腦袋，一下撞破了，流了不少血，把老師給嚇壞了，馬上帶我到大隊衛生所去處理，至今我頭上還能夠摸到當時撞下的那個小坑。

我覺得，這些生產勞動對于我們的成長是極有好處的，它讓我們知道了辛苦，知道了愛惜，知道了同情，也知道了堅持。

那時的初級小學不布置家庭作業，作業一般都在學校完成。語文只是讀、寫、背，很少講解，十分強調字詞句。聽寫時寫錯了的字，往往要重寫幾十遍。每篇課文都要背誦，在規定時間里不能背誦就會留校背誦。

我的聽寫很少出錯，背誦常常是班上第一個通過的。有時老師忙，就要我幫助檢查同學的背誦。

記得有一次，一個同學找我背誦，半天不說一句話，我問：“你怎么不背？”他回答：“我默在心里背的，背完了。”引得旁邊的同學哈哈大笑。算術作業都是當堂完成，有時會讓學生到黑板上演算，檢測學生的計算能力。

期末有綜合考試，考試成績達不到要求的，會被要求留級，甚至有連續留級兩次的。成績好的則可以跳級，無論是上學期還是下學期，都可以選擇插班，很靈活。

那時的鄉村小學，每天上午九點上課，下午四點就放學，中午沒有安排午餐時間。學生每天吃兩頓，都在家里吃。學生在學校戶外活動較多，課間都會出來玩，大課間會做操，搞集體運動。回到家里，我有時會預習一下明天的課程。

《顏真卿多寶塔碑》

有一段時間，我迷上了寫字，父親不知從哪里弄來一本《顏真卿多寶塔碑》字帖，帶回一些舊報紙，我用一個破碗的底部做硯盤，磨了墨汁，照著字帖在報紙上練字。那時沒有電燈，煤油也貴，晚上只用油燈照明，不會看書寫字。

有一天，我寫字寫到天黑看不見了還不罷手，惹得母親生氣地將我的“硯盤”扔了。正是沒有過度使用眼睛，我的視力一直很好，哪怕后來讀了很多書，也沒有近視，不能不感謝當時寬松而有效的教育，尤其是很多的戶外活動。

那時的星期天，是真正屬于小學生的自由支配時間，也是我最盼望的一天。別的小學生家里人手少，有時會幫家里做些事。

我家有兩個姐姐幫助母親，從來不要我幫忙做家務，所以我能夠做自己想做的事。平時，我們的文娛活動很少，偶爾能在晚上跑很遠去看皮影戲，什么“薛剛反唐”、“薛丁山掛帥”、“封神榜”、“楊門女將”、“七俠五義”等，看得津津有味。我曾經用紙板雕刻皮影人物，借燈光在蚊帳外表演，很有成就感。

《湖北皮影戲》

從三年級開始，遇到放寒暑假，我都會找些“閑書”來看，《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岳飛傳》、《楊家將》我都看過，不認識的字懶得查，不懂的詩詞就跳過去，只是為了快速知道書中的故事情節，看了就講給同學們聽。

我最喜歡的戶外活動是釣魚。除冬天外，家鄉的河湖港汊，到處都可以釣到魚。沒有魚鉤，就用縫補衣服的針在火上燒紅了，彎成魚鉤。魚餌則用從土里挖出的蚯蚓，春夏時就到草叢中抓蝗蟲，用它的尾巴做魚餌。

我每天吃了早飯出去，帶上魚鉤魚餌，到附近不遠的小河邊，釣到刁子魚后，就在路邊拔幾根狗尾巴草，把這些魚穿起來。到下午回來，一般都可以提回一兩串小白刁，作為晚餐的菜。后來我也嘗試過釣鯽魚、財魚，都有不錯的收獲。

像雕刻皮影人物、看閑書、釣魚這樣的文化娛樂活動，似乎并沒有影響我的學習，我的學習成績一直都很好。

三年級上學期結束時，班主任葉世鑒老師說我學習太輕松了，要我跳級，下學期開始就到四年級插班，可以早一點進高小，他已經跟學校講了，四年級班主任石文斌老師也愿意接收。

其實，我是班上年齡最小的，一般都比我大一兩歲，我大姐因為跳級成績下滑，后來只考上了區里的農業初中，有前車之鑒，我們家里人都不同意我跳級，我也不想跳級，于是仍然在葉老師班上，葉老師也沒有強制我轉班。

在八溝小學的幾年，是我最沒有壓力也最自由任性的時期，又是我對生活最有感觸也最難以忘懷的時期。

1958年，全國大躍進，到處熱火朝天。我記憶深刻的有兩件事。一是“大辦鋼鐵”，一是“大辦食堂”。

《＂大躍進＂運動》（湖北卷）

我剛入八溝小學不久，學校就要我們回家后尋找破銅爛鐵，找到了就帶到學校，學校交給大隊部，說這是任務，因為大隊建的土高爐需要煉鐵的原料。

我回家后，在家里翻箱倒柜，什么都沒找到，母親實在沒法，就將暫時不用的小鐵器給了我兩件，好讓我向老師交差。至于這些鐵器是否后來煉成了鐵塊，我并不知道，只是完成了老師布置的任務，心里覺得踏實。

大躍進中，各個小隊都辦起了食堂，每天全小隊的人集中吃晚飯。我所在的八溝七隊食堂設在小隊禾場旁。

我們小隊有20多戶人家，包括郝家臺和董家臺，吃飯前在小隊倉庫旁的禾場上擺上十幾張方桌，幾十條長凳，100來號人在一起就餐，場面十分壯觀。我們小孩都喜歡這頓晚餐，不僅這里熱鬧，而且吃完后還可以在這里瘋玩一陣子，特別愜意。

《湖北大躍進歌謠選集》

有一天，我們正吃著晚飯，旁桌的一個叔叔叫起來，說他剛盛的飯有齆臭味。送飯的師傅過去聞了聞，說這飯是用新甑蒸的，今天才開始使用。

這位叔叔跑去食堂，過了一會兒回來，他告訴大家，說是甑有問題，可能是用棺材板做的。大家一聽就急了，都停下碗筷，要求把新甑里的飯潑了去喂豬，然后用舊甑再蒸一甑飯。而用棺材板做飯甑，在當地真不是沒有可能。

因為洪湖地下水位高，有些埋葬死人的棺材浸泡在水里，不易腐爛，偶然被人挖出后，可以用作他途。而洪湖人選用做棺材的木材，一般為旱杉或水杉，這些樹做飯甑也是較適合的木材，大家自然相信那位叔叔的話。因為這頓飯折騰了很久，我的記憶也尤其深刻。

從1959年到1961年，國家出現了大饑荒，我經歷了最難熬的三年。

那時，公社社員家里不儲備糧食，糧食都由生產隊掌握，放在生產隊的倉庫里，余糧賣給國家，由國家統購統銷。

1958年底，生產隊庫存糧食告急，大食堂不辦了，把糧食按人口分給大家，稱為口糧。1959年春節過后，每家分的口糧就很少了，根本不夠吃。母親將糧食留給我們幾姊妹，她常常吃些副食充饑。

沒過多久，生產隊不發口糧了，要社員自己想辦法。我們仨姊妹正是長身體的時期，父母親的壓力自然很大。

開始，我們還能將榨油后留下的芝麻餅或菜籽餅與自己采摘的一些野菜混合著煮了吃，似乎還能夠吃飽。后來，只能用米糠混合野菜煮了吃，不僅難吃，吃了也容易餓。

1959年湖北省洪湖縣糧食局《糧油供應轉移證》

我父親當時在糧食部門工作，也許還有近水樓臺之便，比起其他孩子，我們的生活應該不是最差的。不過，即使生活很差的家庭，也沒有出現餓死人的現象。

倒是有其他地方的人，逃荒到我們那兒，說是他們那里餓死了人，我住的郝家臺就有一家收留了河南的一個逃荒女子，做了他兒子的媳婦。

從1959年開始，洪湖縣委和縣政府放開了限制，允許人們在湖中采集任何東西充當食物。我的兩個姐姐便經常去湖中采集食物，春天的藕帶、蘆筍，夏天的蓮蓬、荸薺、茭白，秋天的菱角、慈菇、雞頭米，冬天的蓮藕，還有螺螄、蚌殼、魚類等，都是我們的食物。河湖港汊邊的野菜也是我們的食物，我們吃的最多的有野藜蒿、野芥菜、紅花草、扁擔草、雜米草等。

三年災害期間，洪湖沒有餓死一個人，完全得益于當地政府采取了正確的政策。當時擔任縣委書記的是李金玉，據說是南下干部，很能體恤民情，洪湖的一些老人至今都懷念他。

就這樣，我一直在八溝小學讀初小。1961年初小讀完，公社組織了考試，我被花古公社中心小學（簡稱花古小學）錄取。

解放初洪湖縣小學畢業證書

當時我所在的公社只有這一所完全小學，可以招收五六年級學生，稱為高小，各個大隊小學都是初級小學。花古小學的高小學生是通過考試錄取的，不是所有初小學生都能夠讀高小。當時國家并沒有建立義務教育制度，學生上學年齡也沒有限制，留級、跳級都由學校自主決定，考試選拔則由公社行政主管部門決定。

從我家到花古小學有三四里路，比八溝小學要稍遠一些。五年級和六年級上學期是走讀，六年級下學期有一段時間是住讀，連住在學校附近的學生也要求住讀，主要是為了備考初中。

走讀時早上九點上課，下午四點放學，中午不吃午飯。住讀時自己帶口糧，交學校集體起伙，早上起來有朝讀，八點半吃早飯，不吃午飯，下午五點吃晚飯，晚上有自習，大家共用一盞煤油汽燈。

五年級時，我們班尚有三十多人，而到六年級，已經不到二十人了，后來參加升學考試的實際只有十三人，且都是男生。

記得在高小走讀時，早上還好，大家陸續到校，中途比較順利。下午放學回家，往往有不少同學同行，有的同學總愛打打鬧鬧，我是班上年齡最小的，容易受人欺負。

不過，有兩個大我三四歲的同學總是主動保護我，我至今記得他們的名字，一個叫毛世澤，一個叫廖明武，凡有同學要欺負我，他們就會上前阻攔。因此，我在路上始終有安全感。他們學習上有困難，我也會努力幫助他們。

我們的班主任沈法章老師非常負責，整天和我們在一起。那時的小學生升初中，要舉行全縣統考，按照考試成績錄取進入全日制初中。

全日制初中洪湖縣只有兩所，一所在縣城新堤鎮，為洪湖一中，招收縣城新堤鎮和東三區（新灘、龍口、燕窩）考生；一所在峰口鎮，為洪湖二中，招收西四區（峰口、曹市、汊河、小港）考生。

洪湖一中

各區都有農業初中，非全日制，有農學活動安排，錄取也有考試成績要求，往往是落選全日制初中而成績還不錯的考生，但要通過區農中的考試，不是全縣統考。

考上全日制初中的學生轉為城鎮戶口，吃商品糧，學外語。農業初中的學生不轉戶口，不吃商品糧，自帶口糧，不學外語。

沈老師希望我們都考上全日制初中，認為考上了全日制更有發展前途。各個高小競爭激烈，就看哪所學校考上全日制初中的學生多，比例高。在我們之前，花古小學已經畢業了三屆，還沒有學生考上全日制初中的。

在我們準備參加小學升初中的全縣統考時，有消息傳出，說花古公社供銷社負責每天殺豬賣肉的師傅，在一天早起時，發現一團火球滾進了我校六年級學生住的宿舍。大家都說是好兆頭，學校要出人才了。

洪湖一中入學登記照

考試結束后，過了一段時間，錄取情況公布，花古小學有7名學生考上全日制初中，其中6名同學考上了二中，我考上了一中，為歷年之最。

又過了不久，傳來消息說，全汊河區只有我一人考上洪湖一中，屬于“破天荒”。按照規定，洪湖一中初中部本來不招收汊河區的考生，因為我考得太好，硬是將我招了進去。在我之前或之后，洪湖一中初中部都沒有招收過汊河區的考生。

不過，考上洪湖一中，我一點也不高興，因為二中離家近，僅十幾里路，又有同學做伴，一中離家遠，有好幾十里路，還要經過許多河湖港汊，并無直通的公路，交通十分不便。

然而，沈老師高興壞了，花古小學也高興壞了，因為他們創造了奇跡。沈老師還專門到我家祝賀，要我父母支持我讀書，鼓勵我好好發展。

后來，沈老師帶班的經驗，也在全區得到推廣，因為那年花古小學在全區小學升普中的人數最多、比率最高。1964年，他被抽調做了公社干部，去參加“四清運動”，那是后話。

1963年8月底，12歲的我離開了八溝長松垸，離開了花古，離開了兒時的樂園，趕赴縣城新堤鎮，開始了洪湖一中的學習生活，我的豐富多彩的童年也就結束了。

童年的腳印，經過六七十年的風雨洗禮，在我腦海里依然那樣明確，那樣清晰，令人慨嘆，也讓人驚疑。而那些蹣跚學步的窘態，踉踉蹌蹌的軌跡，變幻莫測的場景，隱藏著的可能是大自然和人類的秘密，不可能一覽無余。

1995年與大姐王珍安、小姐王小珍合影

我記憶中的點滴，對我確有意義。對于讀者，則又未必。也許，不必慨嘆，無需驚疑，大化流衍，逝者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