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六十歲生日那天，我提著一個裝著四季衣物的行李箱，站在了闊別二十年的家屬院樓下。秋風吹落銀杏葉，粘在我染得一絲不茍的卷發上，我卻沒心思拂去——指尖攥著的家門鑰匙，涼得像二十年前那個凌晨，丈夫遞來鑰匙時眼底的溫度。
知己老周在身后的車里按了兩聲喇叭，我沒回頭，只咬著唇往樓道走，身后的引擎聲漸漸遠去，像一場冗長夢境的落幕。我以為自己是歸人，卻沒料到，這扇緊閉的門后，藏著我從未預想過的人生。
我和老周的糾纏，始于四十歲那年的單位改制。彼時我在一家國營廠做會計，丈夫陳建軍是車間主任，每天圍著機器和工人轉，話少得像塊木頭。
我們的婚姻早在兒子上大學后就只剩空殼，他不懂我喜歡的詩集，我嫌他滿手機油味，晚飯時坐在一張桌上，卻只有碗筷碰撞的聲響。
老周是彼時廠里新來的技術顧問，溫文爾雅，會在我加班時遞上一杯熱咖啡，會記得我不吃香菜，會在我抱怨生活平淡時說“你值得被溫柔對待”。
最初只是好感，后來在一個暴雨夜，老周送我回家，樓道里的聲控燈壞了，他牽著我的手往上走，掌心的溫度透過薄襯衫傳過來，我瞬間潰不成軍。那之后，我們便成了彼此的秘密。
我開始找借口晚歸，說單位加班、說陪閨蜜逛街，陳建軍從不多問，只是每次我回來，桌上總留著溫好的飯菜。現在想來，他或許不是不知道，只是那時的他，早已發現了什么，并學會了沉默。
四十歲那年的冬天，我收拾了簡單的行李，跟老周搬到了城郊的小區。臨走前，我留了一張紙條，只寫著“勿尋”。我以為陳建軍會打電話質問，會找上門來，可他什么都沒做。兒子打來過幾個電話，語氣里滿是不解和憤怒，最后一次說“媽，你太讓我失望了”，之后便斷了聯系。
我沉浸在老周給的溫柔里，漸漸淡忘了那個充滿煙火氣的家，忘了陳建軍清晨為我熱牛奶的習慣，忘了兒子小時候黏著我要講故事的模樣。
老周確實對我好，他記得我們在一起的每一個紀念日，會帶我去看畫展、聽音樂會，會在我生病時寸步不離地照顧。可這份好，始終帶著見不得光的底色。我們從不敢一起去市中心逛街，不敢在親友面前露面，逢年過節，他總要回家陪妻子和女兒，留我一個人在空蕩蕩的房子里吃年夜飯。
有一年除夕，窗外煙花漫天，我給老周打電話，他只匆匆說“在家呢，別打了”，便掛了電話。那一刻，我看著桌上冷掉的餃子，第一次生出了悔意——我為了一份虛幻的溫暖，拋棄了自己唯一的歸宿。
這樣的悔意，在我年過五十后愈發強烈。老周的身體漸漸不如從前，高血壓、關節炎纏身，他的妻子雖不知情，卻始終是法律上的伴侶，能光明正大地陪他去醫院，能在他住院時端茶倒水。而我，只能在傍晚時分，戴著口罩去醫院看他一眼，放下東西就走，像個無關緊要的熟人。
有一次，我在醫院走廊撞見他的女兒，小姑娘挽著他的胳膊撒嬌，老周笑著揉她的頭發，那笑容里的坦蕩和寵溺，是我從未擁有過的。我躲在拐角，直到他們走遠，才敢蹲下來抹眼淚——我陪了他十幾年，終究只是他生命里的一個影子。
六十歲生日前一個月，老周突發心梗住院，搶救過來后，他拉著我的手說：“秀蘭，我們算了吧。我老了，想陪著老伴和孩子，也不想再拖累你了。”他的話像一把鈍刀，割得我心口疼，卻又讓我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