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那是在1956年的寒冬，京城的馬路上突然冒出來個“稀罕物”。
那是一輛通體蔚藍的美國高級轎車，線條流暢，洋氣得很。
哪怕擱在今天，這車也夠顯眼，更別提那時候了。
滿大街都是灰撲撲的棉襖，最好的車也就是個帆布頂的吉普。
這輛藍車一上路，簡直像是在一堆煤球里扔了顆藍寶石，想不引人注意都難。
車里坐著的，正是剛從大洋彼岸歸來不久的那位大科學家。
有回，這車開進了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大門。
會議結束后，身為院長的聶榮臻元帥送客送到門口，目光一下子就被這輛車給粘住了。
當時人多，聶帥沒言語。
等那抹藍色消失在視線里，他扭頭就把負責行政事務的秘書范濟生喊到跟前。
老爺子臉拉得老長，劈頭就問：“剛才那是誰的座駕？”
范濟生心里還挺美，趕緊匯報說是專門從總后勤部借調來的，全中國統共就兩輛，特意配給錢學森同志，既體面又舒適。
沒成想，聶榮臻聽完直搖頭，當場撂下一句硬話：“趕緊換掉。
給我換成黑色的，越不起眼越好。”
范濟生心里直犯嘀咕，尋思著是不是有點小題大做？
不就是坐個車嘛，至于嗎？
可在聶榮臻看來，那哪是車啊，那是給敵機轟炸員畫的“靶心”。
聶帥是干啥出身的？
那是搞地下工作的老行家，紅軍時期就在刀尖上跟特務過招。
他心里的算盤打得比誰都精：對剛回國的錢學森來說，什么排場、面子都是虛的，只有“喘氣”才是真的。
弄輛全北京獨一份的藍車招搖過市，跟拿著大喇叭喊“目標在此，趕緊下手”有什么區別？
從打那天起，錢學森屁股底下那輛藍車就不見了，換成了扔進車堆里找不著的黑色轎車。
聶帥還立了規矩：每天出門路線得換著花樣走，明面上有警衛盯著，暗地里還得撒出去便衣護著。
這陣仗，聽著跟拍電影似的，是不是有點神經過敏？
還真不是。
因為車里坐的這位爺，肩膀上扛著的擔子實在太沉了。
把日歷翻回1955年。
錢學森能回國，那本身就是一場虎口拔牙的“大逃亡”。
美國人咋評價他的？
那句老話誰都聽過：“不管他在哪兒，都頂得上五個師的兵力。”
這話聽著像夸人，其實透著股殺氣。
美國海軍次長丹·金貝爾撂這話的意思很明白：既然他這么厲害，那就絕不能讓他回紅色中國效力。
為了困住這“五個師”，美國人可是下了狠手。
先是扣個“共產黨”的屎盆子，接著關進拘留所，半個月里拿大燈泡子沒日沒夜地晃眼，根本不讓人合眼。
錢學森在里頭被折騰得一度失語，瘦得脫了相。
放出來后也不給自由，像防賊一樣軟禁了整整五年。
電話有人聽，信件有人拆，出個門得打報告，活動圈子被鎖得死死的。
最后還是在日內瓦談判桌上，咱們這邊把家底都亮出來了——釋放11名被俘的美軍飛行員。
拿11個大活人換一個搞科研的書生，這買賣當時好多人看不懂，可周總理心里明鏡似的，這波咱們賺翻了。
哪怕簽了字，回來的路也是步步驚心。
美國特務一路尾隨，時刻準備下黑手。
咱們這邊沒辦法，半道上派人上船接應，最后連正規口岸都沒敢走，改用游艇倒得手，再轉火車從深圳那邊悄悄進來的。
好不容易腳踩在北京的地上，是不是就萬事大吉了？
哪有的事。
1956年10月，專門搞導彈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掛牌成立。
錢學森當副院長，一把手是聶榮臻。
這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布，錢學森正式成了西方情報口和臺灣特務那邊的“頭號眼中釘”。
那會兒的情報說得清清楚楚，暗殺計劃早就擺在對方辦公桌上了。
在這個節骨眼上，聶榮臻得拿個主意：怎么才能保住這個人？
那會兒，錢學森住在中關村科學院的宿舍樓。
按規定，國家給配了一個警衛連。
整整一個連的兵力，百十號人，幾十條槍，24小時輪班倒。
擱一般人看，這安保絕對夠硬了。
可聶榮臻去轉悠了一圈，眉頭就鎖緊了。
他一眼就看出了兩個大窟窿：一是這警衛連管的是整個大院，攤子鋪得太大，勁兒使不到一塊去；二是這些戰士忠心是沒得說，但防的是明刀明槍的敵人，防不住那種受過專業訓練的特務滲透。
聶榮臻找來公安部長羅瑞卿一合計，決定不按套路出牌，搞一套“不對稱”的防御網。
他把那種大撒網的警衛撤了，改用“人盯人”的戰術。
頭一件事就是挑人。
聶榮臻要給錢學森找個貼身保鏢，名義上叫警衛秘書。
這崗位級別高得嚇人，當時只有副部長以上的領導才配得上。
選誰呢？
那是真的是在矮子里拔將軍，最后挑中了個叫刁九勃的。
這人是個硬茬子，從抗美援朝的死人堆里爬出來的，見過真章，回國后一直在五院保衛科待著。
聶帥給刁九勃交代的活兒簡單又棘手：你就是錢學森的影子。
不管他是開會、做實驗，還是回家睡覺，你都得把周圍環境給我篩一遍，連只蒼蠅都不能放過。
這哪是配個保鏢啊，這分明是把安保規格直接拉到了國家元首那個檔次。
人防住了，還得防嘴。
聶榮臻心里門兒清，特務要殺人，槍是最笨的辦法。
下毒才是成本最低、動靜最小的絕活。
錢家是自己開火做飯，買菜、擇菜、下鍋這些環節，稍微漏掉一個，天就得塌下來。
于是，聶榮臻開始往錢家“摻沙子”。
做飯的大師傅、保姆、干雜活的秘書，全換成組織上千挑萬選出來的，政治上絕對過硬。
刁九勃還得盯著這些人，從菜場買回來的那刻起，一直到菜端上桌，全程必須得有人眼珠子不錯地盯著。
后來發生的事兒證明，聶榮臻這番“神經過敏”還真就救了錢學森一命。
到了1964年秋天，也就是咱們第一顆原子彈要響的前夕，局勢緊張得要命。
臺灣那邊的老蔣聽說大陸導彈搞得風生水起，急眼了，給特務機關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價，必須除掉錢學森。
有一天，錢學森正準備吃飯。
菜剛端上來，他鼻子抽了抽，筷子突然停在大半空，說了句這菜味兒不對。
就這一停，把他從鬼門關拉了回來。
拿去一化驗，菜里頭居然有氟乙酸鈉。
這玩意兒可是劇毒，指甲蓋那么點就能要人命，關鍵是無色無味，肉眼凡胎根本看不出來。
后來一查，根子出在錢家的廚師身上。
這師傅回老家探親的時候，被臺灣特務給盯上了。
特務那是下了血本，一手拿金條誘惑，一手拿全家老小的命要挾。
廚師沒扛住，哆哆嗦嗦把毒藥帶進了廚房。
這事出了以后，聶榮臻氣得拍桌子，心里也直后怕。
抓人審案那是公安局的活兒，聶榮臻要琢磨的是怎么補漏洞。
廚師畢竟是人，是人就有軟肋，有軟肋就能被攻破。
怎么才能把這窟窿徹底堵死？
聶帥的招數是：用科學手段跟特務斗法。
他給錢家專門設了個稀罕崗位——食品化驗員。
挑中的人叫段恩潤。
這哥們兒可不是普通大頭兵，他是老軍醫出身，當年在朝鮮戰場前線就是搞檢驗的，手藝那是沒得挑。
打那以后，錢家的廚房搖身一變，成了生化實驗室。
每天買回來的菜，段恩潤都要取樣。
他手里有一臺特批的蔡司光學顯微鏡——擱那時候，這可是頂級的科研寶貝。
每一片爛菜葉子、每一塊肉皮，都得過試劑反應這一關，再放到顯微鏡底下瞅個仔細，確認沒毒了才能下鍋。
段恩潤在這個崗位上一干就是六年。
直到1970年，他的工作本上密密麻麻記了上千條檢測數據。
這六年里，他又給攔住了好幾起“不對勁”的情況。
這就是那段歷史背后冷冰冰的真相。
咱們今天光看見導彈上天、衛星入軌的風光了；可在這風光的背面，是一場持續了十幾年、看不見硝煙的殊死搏斗。
現在回頭看，聶榮臻當初拍板的這些事兒，其實就是在算一筆大賬。
一臺進口的蔡司顯微鏡貴不貴？
死貴。
一個副部級待遇的警衛秘書貴不貴？
也貴。
讓整個安保體系圍著一個人轉，成本高不高？
高得離譜。
可是，如果不花這個錢，代價是什么？
1962年，東風二號導彈試射栽了跟頭，錢學森帶著隊伍在戈壁灘上趴著找殘骸，三天三夜沒合眼，硬是找出了病根，改進設計后，后面的型號才成了。
1964年，原子彈炸響，錢學森拿出了關鍵的理論方案，把“槍”和“彈”完美地捏合在了一起。
1966年，兩彈結合試驗一次過。
1970年，東方紅一號衛星唱著歌上了天。
錢學森領著一幫人，用了十年功夫，硬生生把中國的導彈技術從“一窮二白”拽到了世界第一梯隊。
東風系列導彈，成了往后幾十年咱們國家挺直腰桿子的底氣。
要是沒有那輛被換掉的藍車，要是沒有那臺顯微鏡，要是沒有那些躲在暗處的警衛，這一切沒準就在哪個瞬間戛然而止了。
聶榮臻動用國家機器護著一個人，看著是在搞“特殊化”，其實是在保國運。
錢學森心里比誰都清楚。
他這輩子最煩搞特殊，堅持拿死工資，穿粗布衣裳。
但他老老實實接受了這些安保安排，因為他明白，他這條命早就不是自己的了，那是屬于這個正在爬坡過坎的國家的。
在那個特殊的年月里，這種“保護”與“被保護”，說到底，是兩位老黨員之間最深沉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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